当我们打开她的书，一如点亮一支蜡烛，昏淡的光照之下他们出现了。当那盏灯光熄灭，他们就消失了。
笔者按：《小团圆》一出——2009年的一天，某电视台谈话节目，一位教授先生说（大意）：“我本来已经写好一本关于张爱玲的书，现在看来，呃，差不多都要重写了……《小团圆》实在把很多东西都颠覆了……”我想同样为此烦恼的应该不止他一个。我不免想回看我写过的为数并不算多的关于张爱玲的文章——又不想看，我对写过的文章大半都是不满意的，做人不要太挑剔，因为到最后最挑剔的对象就是自己，最严厉的批评都是自己给的——但望以后写得好点。
我现在终于把这些文章翻选出来，倒也觉得不是特别不堪，至少不存在像那位教授先生说的，要重新写过的问题。我想一般的也不至于要到重写的程度——当然我并不知道他写了什么。《小团圆》首先是小说，是作者当做文学创作发表出来的，我们应该尊重作者——从近些年被不断发掘出版的“张爱玲遗作”《同学少年都不贱》开始，翻拍成电影的《色·戒》，以及这本《小团圆》，开卖之时无不和张爱玲本人的生活挂钩，大加宣传——倒正应了张爱玲所说过的：“这就是乱世，人都起些下作念头。”——当然咱们这是盛世。
虽然不是特别不堪，“错字”也不少——说便是错。所以我在每篇后面注明写作时间：从1996年开始，按顺序排列——这是我阅读张爱玲与《海上花》心路历程的说明，或许读者会因此增加一些对“张爱玲与《海上花》”了解的兴趣。
借张光
如果因为迷恋某个人物，就想细究那些和她有关的人，你一定会笑我是“追星族”。但我这样想：这世上出众不凡的人毕竟是少数，还要经过命运之中许多扑闪不定、结局叵测的路口，最终能达到光彩顶点的更是少而又少了——我们从关于这些人的种种传说中可以看到，如果路上的某一处际遇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后来可能就是那样而不是这样。成功，虽不是绝对的偶然，却也不是绝对的必然。
倒是凡人的生活，“可爱而可哀”的岁月，更能代表一般生命的规律和意蕴。善恶未必有报，爱恨未必有果，其中过程都是缺少戏剧性冲突的，结局亦难得壮丽或凄美，这是一般人的人生。可是这样的人生，我们又不太感兴趣。不过，若他们和自己所迷、所爱的人物有一点关联的话，我想你还是愿意关注一下的。
那么现在，让我们借着张爱玲的光，看一看她身边曾经出现过的人们。虽然她显然比一般作家孤标傲世，远离人群。但的确有一些人曾围绕在她身边，他们的音容，还存留于她的书卷。也许她曾得了他们的好处、启发或者影响，但现在我们只有通过她才能看清他们——当我们打开她的书，一如点亮一支蜡烛，昏淡的光照之下他们出现了。
当那盏灯光熄灭，他们就消失了。
让我们借着这光——可惜年代已久，那些人像也稍显摇摆不定。
我们最先看到的是一张“西洋美妇人”的脸，穿着打扮也是西洋式样，却是一个中国女人，她就是张爱玲的母亲。她似是一个不甚伟大的母亲，不仅比不上中国历史上着名的星妈们——远一点的孟母、岳母，近一点当代男性作家笔下含悲忍苦克已奉献的娘，就是比起咱们周围那些为了孩子上钢琴课、穿名牌而四处奔波的普通母亲，也是颇见形拙。但她绝不是那一种星妈，阴戾、下作，从反面刺激了孩子的奋斗。
她多少也为张爱玲作了些牺牲，却要忍不住掂量“是否值得”；她教育她做个淑女，优雅高尚，有礼有识，自己却很快不耐烦起来，说不如让你小时候得伤寒死掉——像那些没文化又欠涵养的母亲赌咒“不如当初不生你”。但那些母亲往往只是嘴巴上厉害，她们为孩子勇于牺牲，视孩子为生命的支柱，对孩子将来的出息抱有信仰般的热忱——很显然，她又比不上她们。
对这样的一个母亲，张爱玲似是不怀多少感情的。幼年时她与她聚少离多，成年后也很少生活在一处。打开自述身世的《私语》，关于母亲的叙述是冷淡的，仿佛隔了重重障碍。然而多遍之后，不经意中，我却发现了一个缺口，并从这个缺口，略略地看清了这个“横跨两个时代”、旧时代新女性的母亲的心。
“有她的时候，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她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她才醒来时总是不甚快乐的，和我玩了许久方才高兴起来。”
“才醒来总是不甚快乐的”——我也有过这样的感觉。然而我可以肯定我不是从来都如此——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处于这样的境地。四面是空的，我也在空中，心里是挖空了一般的空。同宿舍的女孩子们都起床了，忙着穿衣洗脸上操，开始一天的新生活，而我却躺在床上，想死。后来我读到杜拉斯的小说：“她醒来时总是忧心忡忡，不知所措。”现在我已经不这样了。也许是因为成熟了，也许是因为仓皇之中敏感丧失。现实令我们连空虚都顾不上了。
但这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的女人还有这习惯。这个“敏感而美丽”的女人，也许她不应该那么早结婚，然而父母之命不能违。结婚后她借口小姑子留学要人监护，同去英国，一去四年。小姑子回来了，她还是“来了又去”，一次又一次要出国。“她是个学校迷”，张爱玲说。
那时候女子进学堂是自由进步的象征。她在国外读书、教书，踏着被缠成三寸金莲的小脚在阿尔卑斯山滑雪。她还画油画，“徐悲鸿蒋碧薇都很熟识”，但她并没有成为他们那样的人物，没有成为那个时代留学归来的艺术家、革命家、科学家当中的一个。“珍珠港事件后她从新加坡逃难到印度，曾经做过尼赫鲁两个姐姐的秘书。”她还曾下厂当女工，她会缝制衣服，想做蛇皮手袋销售。她屯了一箱蛇皮在上海，然而这一计划并未成功。“后工业社会才能欣赏新巧独特的手工业，”张爱玲似是嘲笑又似心酸地说，“她早了二三十年。”
人毕竟是渺小的。有梦想又如何？不过是早晨醒来在床头抑郁一小会儿而已——很快的，晨声、人、事就来提醒我们了。抑或，还有什么是叫人高兴的——比如作为母亲，看着自己胖乎乎的不知所云背唐诗的女儿，于是高兴起来。但生命终是无奈，是空，这是心的缺口，她纵然不停地“来了又去”，做这做那，也是不能堵住。
在这个缺口她的女儿和她悄然相通。出名，早早地出名，第一部书上市四天即脱销，一版再版，年轻的女孩儿却找不到快乐的理由。
只说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高兴的”。但她比母亲有天才、有毅力，“她以奋笔疾书的写作者的姿态抵抗这人生的虚无。”母亲却终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在我们看来，没有成就，也没有做好母亲，似是不可恕的——但一个女儿不会这样看她的母亲，一个成熟的女人不会这样评价另一个女人。如果说张爱玲在年轻的时候或许有过怨意，但几十年后的《对照记》中，她分明表示出了对母亲的理解、留恋和爱。
“我第一本书出版，自己设计的封面就是整个一色的孔雀蓝，没有图案，只印上黑字，不留半点空白，浓稠得令人窒息。以后才听见我姑姑说我母亲从前也喜欢这颜色，衣服全是深或浅的蓝绿色……遗传就是这样神秘飘忽，我就是这些不相干的地方像她，她的长处一点都没有……”
“（母亲）看见我这些照片，倒是拣中这一张带了去，大概这一张比较像她心中的女儿。1950年她在英国逝世，我又拿到了遗物中的这张照片。”
她把女儿的照片带在身边的。虽然她多数时间都没有把女儿带在身边。她是母亲，但她更是她自己，一个独立的女人，她有她的梦，她的理想，她的女儿索性连女儿——或儿子——都不要，我们不也理解了吗？
好在另有一位与她年纪相仿的女性、亲人，多少帮张爱玲弥补了亲情的缺失。这就是张爱玲的姑姑。我们认识她，大多从那篇《姑姑语录》开始：
姑姑看到侄女写的文章，有所感触，也想写。但很快又说：“不用劝我写了，我做文人是不行的。在公事房里专管打电报，养成了一种电报作风，只会一味地省字，拿起稿费来太不上算了！”
姑姑找起事来，挑剔得非常厉害。因为“如果是个男人，必须养家糊口的，有时候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怎么苦也得干，说起来是他的责任，还有个名目。像我这样没有家累的，做着个不称心的事，愁眉苦脸地赚了钱来，愁眉苦脸地活下去，却是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想像姑姑是一个开朗、干练、成熟、独立、注重生活品质的知识女性，在那个时代就具有了某种现代女性的气息。她不懂周作人的诗，不懂就是不懂，还怀疑他胡说八道：“既然这么出名，想必总有点什么东西罢？可也不一定，一个人出名到某种程度，就有权利胡说八道。”
姑姑寄过一张与张爱玲的合影给她的母亲，说：“我这张难看极了，但小瑛很自然，所以寄给你。”——照片中张爱玲笑得龇牙咧嘴，不知那个一向期待她成为淑女的母亲可会满意。姑姑和母亲是不太相同的女人。姑姑不会鼓励她为一朵干枯的花而流泪，训练她“照镜子研究面部表情”。这种坦白的作风想必是对她有所影响的。
所以看到姑姑的照片：半身，端坐的女子，温柔沉静，不觉又惊讶又喜欢。张爱玲在一旁写上：“1940年末。我1952年离开大陆时她还是这样。在我记忆中也永远是这样。”这淡淡含情的话语对于她来说也算是少有的了。叫人想流泪。
生逢乱世，没有家，只有姑姑的家“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然而张爱玲还是离开了。可爱的中国，“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然而她还是离开了。面对新的社会她觉得恐惧，她不能忍受那种洪水般的政治潮流对个体生命及至对文艺的冲击。这个被我们视为通俗作家的女人，其实是“纯文艺”最坚定的扞卫者——她对文学的爱，甚至超过了对人的爱——对人，她总是太冷静、喜欢怀疑。
能成为张爱玲的朋友的炎樱是幸运的，但更应该感到幸运的是张爱玲自己。炎樱是混血儿，爽快热络，她上学，任校方指定的学生长，品学兼优、人缘好，还能服众——似是和张爱玲相反的品格。炎樱没有张爱玲，想也不会寂寞，但张爱玲不能没有炎樱，不能没有炎樱陪她聊天，逛街，吃零食，买东西，拍照片，甚至为她和胡兰成证婚——倒不是说炎樱不够年长稳重，又不是纯种的中国人，不配当证婚人，但一般地，这样的角色都是已婚者担当的。由此可见她视炎樱紧要——当然想来她也没有更多朋友。她把炎樱当做最忠诚可靠的朋友，却不像一般丈夫看贤妻似的，好是好，心里嫌她没味道——她是真心欣赏她：这个混血儿，如果她的身上有一点中国血统，应是《红楼梦》中史湘云那一种，侠女式的，纯净，大方，健康，明敏……
除了那篇《炎樱语录》，炎樱还有不少笑话夹在张爱玲的书中：
一个朋友结婚，炎樱去道喜，每人分到一片结婚蛋糕。他们说：
用纸包了放在枕头下，是吉利的，你自己也可以早早出嫁。
炎樱说：让我把它放在肚子里，把枕头放在肚子上面罢。
不知道后来她何时出嫁的。她嫁给哪个男人便是哪个男人的福气。
她会是一个快乐的主妇，生一群孩子——照片上的她腰粗胯大，令人忍不住有这样的想法——生一群孩子，个个结实，快活，像她一样。
张爱玲和这样的一个女子如此亲爱，似乎不符合她孤怪的性情。
我想这也不能全用友情需要互补来解释。这只能说明这个看似孤怪的女孩子有的其实是一颗最正常的心——比“正常的人”还要正常，还要单纯。她渴望“天真纯洁、光整的社会秩序”，所以才对琐碎难堪的现实特别敏感，所以才会为“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官马上定乾坤”之类的戏词落泪……所以才懂得欣赏炎樱这样的人。
炎樱没有辜负她的欣赏。一直都是她的朋友，一直都像做女孩儿时陪初涉文坛的她出席社交场所、帮她抢风头一样帮着她。炎樱曾为她出书而“在一个极热的下午骑了脚踏车到很远的报馆里拿了放大的照片”送去，说“吻我，快，还不谢谢我！你现在可以整天整夜吻你自己了——没见过爱玲这样自私的人！”——这样自私的人遇到这样无私的朋友，实在是她的幸运。这孤独的才女并不像其他名人“朋友遍天下”，她只是静静地享受着真正友爱的幸福。中国有句古话，成事须有“贵人相助”，真是不假，只是她的贵人以最平凡的人的面目出现，而不是什么名人、要人——她的笔下极少有这些人，她年少出名，内心高傲，似是水晶在回忆录中说，白先勇辗转给张送去《现代文学》，白是张迷，是她的追随者与学习者，但她看后竟退回，说是行李已太重。当年她在上海滩红极一时，对同时代的作家们却少有提及，还说若把自己与冰心同论的话，绝不能引以为荣（而若干年后冰心以文坛泰斗身份为《人民日报》海外版写介绍中国女作家的文章《才女入世粲若花》，从庐隐凌淑华一直写到谌容铁凝，却对她不置一词）。
所以张爱玲对苏青的认同就显得格外难得——虽然从表面上看，两位女作家也并非同类。张爱玲是冷的，苏青是热的。张爱玲于世始终是有距离的，苏青于世事是毫无遮拦的。张爱玲单身，无子女，苏青是儿女成群的。张爱玲的生活基本上还算是“干脆利落”的——即使和胡兰成一节打些折扣，最后也是她提出分手，不再往来——她没有自找那些“无数的小小的不如意，龌龊的刺恼，把自尊心弄得千疮百孔”，而苏青，却似乎正是这样（我从苏青的自传体小说中猜的）。
这样一个女人，张爱玲怎么会喜欢？虽然在写作上她们有相通之处——都是个人化的、女性化的（原色的中国的女性，而不是经过革命潮流冲刷过的女性）。苏青说过：张爱玲的文章中没有一个人是像自己的。张爱玲记下了这句话——这就是说，她承认还有一种人是不在她冷静透析的人性之内的。还有一种人是她无法轻松调侃的。他们没有一般人“不明不白，猥琐，难堪，失面子的屈服”，只是没有好结果而已。也许这些人心内的某些东西和她是相通的，她若不小心，他们就是样版。所以她必须冷静无情，不动声色，看着苏青忙下忙下，她只是提醒自己要“心中有数”，“我这样当心我自己，我想是对的。”
现在有很多张迷，却少有苏迷，我总觉得，懂张爱玲而不懂苏青，还不是真的懂张爱玲。
苏青的一些事、一些苦，倒是别人先知，再传到张爱玲那里。苏青是个“兴兴轰轰”的人，也许对她来说，张爱玲是太冷淡了。另外，苏青忙。为子女，为亲友，为其他相干或不相干的人……忙了一辈子，结局却还是满身伤痕，孤单地死。和苏青相反，张爱玲自始至终都极度地“当心我自己”，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至少从表面上。如果她和苏青是姐妹，一如一个家庭里，我的朋友说过，小女儿总是比上面的姐姐们聪明。她从她们的经历中看到太多，她无须再吃那些苦，就避免了许多错误。
这是在张爱玲的生命中经过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