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李世民召唤来，父子俩抱头痛哭。随即，高祖颁发诏书，立秦王李世民为太子，并颁布诏令：“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两个月后，高祖宣布退位，成为太上皇，将皇帝的宝座和权力交给了李世民。
李世民励精图治，治理国家20多年后，百姓安居乐业，国库仓廪丰厚，形成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但这并不能改变“玄武门之变”中他曾亲手杀害兄长的事实。
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曾对此事件评论道：“唐太宗亲自用弓箭射死兄长，当时穷凶极恶，没有一丝的恻隐之心。”现在已经无从还原唐太宗当时的心情，但可以从史料中推断出，这件事情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精神负担。
李世民做了皇帝后不久，就追封李建成为息王、李元吉为海陵郡王，并下诏按照王子之礼将两人改葬。下葬之日，李世民不仅允许两宫旧部前去吊唁，他还亲自参加了葬礼。但这还是不能缓解他的心理压力。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四月，唐太宗想看起居注（记录的皇帝言行）的记录，被褚遂良婉言拒绝。第二年，他又要求看起居注，并要求史官将玄武门之变记录成周公诛管、蔡以安定周王室（西周时，辅政的周公诛杀反叛的管叔、蔡叔等人来安定国家）。史官只好按照他的要求修改记录，导致《旧唐书》、《新唐书》以及《资治通鉴》三部史书对玄武门之变的记录各不相同，甚至出现了相互矛盾的情况。这次政变的真实面目究竟是什么，后人已无法完全再现它的前因后果。
此外，这次政变还为后代开了不好的先例。太宗通过流血政变的方式夺取储位，间接影响到后世储君的地位均不稳定，经常会有争夺太子地位的政变发生。贞观年间，魏王李泰才华盖世，颇得太宗宠爱。他见太子李承乾脚有毛病，便想取而代之，并在暗地里网罗了一批谋士，和太子明争暗斗。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李承乾被别人以谋反的罪名告发，于是被废黜。这时，最有继承权的是魏王李泰与晋王李治。唐太宗思来想去，决定立比较软弱的李治为太子。他觉得，李泰与李承乾结下深仇，如果李泰即位，一定会杀掉李承乾，说不定还会危及李治的性命。同时，如果立李泰为太子，后人会认为只要采取见不得人的手段努力争取，就可以夺得太子的位置，会给后人树立坏的榜样。经历了玄武门之变后，太宗明白了，兄弟之情不可因王位而废，而太子的位置也是不可以觊觎的，否则政治将不稳定，国家也会动荡不安。
而事实上，从太宗开始，高宗、武则天、中宗以及后代的多位皇帝，都曾废立太子。皇位的继承人难以固定，想方设法谋求皇位的人不能杜绝，往往为此引发流血政变。而追溯它们的源头，“玄武门之变”无疑影响很大。
贞观之治
玄武门之变的两个月后，李渊诏令传位于新太子李世民。李世民听信房玄龄等人的劝解，推辞不接受。李渊只好退位，做了太上皇，李世民即位后居住于东宫显德殿，是为唐太宗，改年号为贞观。
李世民
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政权中，夹杂着各种政治力量。有原来隋朝的官员，也有农民起义军的将领，还有玄武门之变中李建成、李元吉集团的重要人物。各种政治力量，都需要以李世民为中心进行重新组合。于是，李世民竭力地促进各种力量的重组。他根据自己的选人标准，不管是哪一种政治力量，只要有才能的，就加以重用。
李世民当秦王的时候，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就设置了文学馆十八学士，作为自己的智囊团。十八学士中的房玄龄、杜如晦等，都是玄武门之变的骨干力量，由此可见文学馆的学士都是李世民的亲信。李世民登基之后，又另行设立了弘文馆学士以代替文学馆学士，弘学馆学士不限人数，增加了原秦王集团以外的成员。李世民根据实际需要而变化，没有亲疏之别，从而使大量的人才聚集在自己周围。这是李世民用人之道的一大特点。
另一特点，便是纳谏，这是李世民笼络人才的高超手段。皇帝纳谏，是对臣下的最大尊重，做臣子的必然尽力效忠于皇帝，这是儒家思想“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具体表现。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征的关系，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
魏征曾在隋朝末年参加瓦岗军，降唐后又成为李建成的洗马，本来是李世民的敌对力量，但在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非常敬重他的意见。李世民登基的时候，曾询问魏征，说君王怎样才能做到明，而什么样又是暗。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李世民听后，非常赞成，他知道，自己并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魏征确实有经国济世之才，而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治理国家方面，尤其是在大乱之后拨乱反正，魏征主张宜快不宜慢、宜急不宜缓。唐太宗即位的时候，天下初定，百废待兴，唐太宗虽有心治理好国家，但并没有具体的办法。魏征认为，大乱之后治理国家，就像饿极了的人要吃东西一样，时间要快。如果人心如流水一般向下堕落，今天的人也会变成鬼怪，还怎么来治理国家。“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问题是采取什么措施来治理，而不是人民是否可以教化。
在具体治理国家的方略上，魏征提出了轻徭薄赋、与民休养。魏征认为，隋朝灭亡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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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真和尚像
鉴真东渡鉴真和尚（公元688年—763年），俗姓淳于，扬州人。鉴真精通佛教，是唐代著名的高僧。日本僧人在大唐访求了鉴真10年，并邀请他到日本传授戒律。天宝元年（公元742年），鉴真不顾弟子的劝阻和地方官的阻挠，执意要东渡传法。前四次都没能成功，在第五次的时候，鉴真漂流到了海南岛。此时的他已经双目失明。第六次鉴真搭乘日本遣唐使团的船只前往日本，终于在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抵达日本，并被日本人称为“过海大师”、“唐大和尚”。鉴真在日本传播了佛教文化和先进的唐文化，被日本天皇任命为大僧都，成为日本律宗的始祖。763年，鉴真在日本圆寂。
在于扰民太多，国家赋税极重，徭役繁多，以至于民不聊生，国家的败亡就从这里开始，“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于是，唐太宗实行了一套有利于老百姓的政策，如减免苛捐杂税，减轻农民负担，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在全国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以休养生息、奖励农耕。因此，在整个贞观年间，朝廷的赋税和徭役都不算太重，这是贞观年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之一。
在执法方面，魏征提出宽缓明确。他坚决反对像秦朝那样实行严刑峻法，将百姓当做鱼肉来宰割，但同时又坚决主张明正典刑，反对徇私枉法。
魏征的意见，唐太宗基本都听从了，并积极采取了有效措施。
贞观年间，在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方面，唐太宗的基本态度是投降就安抚、反叛就讨伐，就是说只要各少数民族不公开与唐对抗，就以各部的酋长封为都督、刺史，仍然按照其原来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对本族进行统治。反之，对那些侵扰内地或者对唐有严重威胁者，就采用武力解决。
隋末战乱连年，经济凋零，文化衰退，满目疮痍，而唐太宗在经济、政治、民族关系等各方面都采取了积极措施，使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民族关系得到很大改善，迎来了唐帝国空前的繁荣。唐太宗当政期间，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太平盛世，史称“贞观之治”。
凌烟阁二十四功臣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唐太宗李世民为了纪念和他一起打天下治天下的功臣，修建凌烟阁，陈列由阎立本所画的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并经常前往怀旧。李世民是一位杰出的皇帝，非常善于处理君臣之间的关系，恩威并重，双管齐下，把一个个能人异士治理得服服帖帖，却又使名将功臣多半得以善终。凌烟阁中二十四元勋像就是例子。当时李世民已经年迈，经常追念往事，回忆年轻时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岁月。李世民绘制二十四功臣画像，其中的真情多少有一些，而附带的用意也非常明显。
太宗一朝，君臣共同努力，出现了贞观盛世，就如李世民所言：“于兹十有余年，斯盖股肱罄帷幄之谋，爪牙竭熊罴之力，协德同心，以致于此。”但若要做到这一点，李世民“为人君者，驱驾英材，推心待士”的用人政策是不可或缺的。
庾信在《周国柱大将军纥干弘神道碑》中写有“天子画凌烟之阁，言念归臣”的句子，可见北周政权也曾这样做过。尊崇功臣、能臣的精神，一直延续了一个多世纪。而唐朝的凌烟阁，修建于长安城内（太极宫）三清殿的旁边。阁中分为三层，最内一层所画为功高宰辅的大臣；中间一层所画为功高王侯的大臣；最外一层所画为其他功臣。这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都面北而立，以示为臣之礼。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唐太宗在朝堂上指着文臣们说道：“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达，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谏。唐俭言辞辩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无言及于献替。杨师道性行纯和，自无愆违；而情实怯懦，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质敦厚，文章华赡；而恃论恒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性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诺，私于朋友。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譬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对于武将：“于今名将惟李世、李道宗、薛万彻三人而已，世、道宗不能大胜，亦不能大败，万彻非大胜则大败。”
这二十四位功臣分别是：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魏征、尉迟敬德、李孝恭、高士廉、李靖、萧瑀、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瑾、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和秦叔宝。
日月当空
武则天像
公元649年，唐太宗去世，其子李治即位，时年22岁，是为唐高宗。李治的性格优柔寡断，朝廷大事都依靠着他的舅父、宰相长孙无忌来拿主意，直到他将武则天立为皇后，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武则天本名曌，13岁时做了唐太宗的才人。唐太宗逝世后，按照皇家规定，已故皇帝的姬妾，都要出家为尼。因而唐太宗的所有姬妾都被送到了长安感业寺，武则天也在其中。
李治在做太子的时候就曾见过武则天，对她一直念念不忘。公元654年，唐高宗与妻子王皇后到感业寺进香，再次见到了武则天，二人相对垂泪，这一切都被王皇后看在眼里。那时，王皇后正跟李治的另一位姬妾萧淑妃争宠，于是王皇后把武则天接回皇宫，册封为昭仪，想用她帮助自己打击萧淑妃。
武则天回宫以后，迅速赢得了唐高宗的宠爱，高宗不仅疏远了萧淑妃，还想将王皇后废掉，立武则天为皇后。这件事遭到很多老臣的反对，尤其是长孙无忌，说什么也不同意。那时武则天私下拉拢了一批大臣，他们在唐高宗面前都支持武则天当皇后。他们对唐高宗说：“册立皇后是陛下的家事，别人管不着。”唐高宗这才下定了决心，把王皇后废了，让武则天做了皇后。
武则天当了皇后之后，使出了很多果断泼辣的手段，把那些反对她的老臣一个个降职、流放，连长孙无忌也被逼自杀。
不久之后，唐高宗生了一场病，成天头昏眼花，有时候连眼睛都张不开。本就不喜欢处理国政的高宗，见武则天颇为能干，索性把朝政大事全交给她管理了。
武则天掌权之后，便渐渐不把高宗放在眼里。高宗想干什么，若是没有经过她的同意，就干不了。唐高宗心里也非常气恼，于是有一次，他跟宰相上官仪商量，打算将武则天废掉。上官仪下去起草废除皇后的诏书，而此时，早就有太监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武则天。
等上官仪拿着起草好的诏书来见高宗时，武则天也已经到了，她厉声问高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唐高宗见了武则天，吓得把上官仪起草的诏书藏在袖子里，结结巴巴地说：“我本来没这个意思，都是上官仪教我干的。”于是武则天立刻下命令把上官仪杀了。从此以后，唐高宗凡是上朝，武则天便也要坐在旁边，大小政事都得由皇后点了头才能算数，朝中称之为“二圣”。公元683年，唐高宗逝世。武则天先后把自己的两个儿子立为皇帝，是为中宗李显和睿宗李旦，但他们都不中她的意。于是她便把中宗废了，把睿宗软禁起来，自己以太后的名义临朝执政。这样一来，又遭到一些大臣和宗室的反对，还有人起兵发动叛乱。
武则天迅速派兵镇压了叛乱，全国得以恢复安宁，自此没有人再敢反对武则天。后来有一个名叫傅游艺的官员，联络了关中地区900多人联名上书，请求太后继承皇帝位。武则天一面推辞，一面擢升了傅游艺的官职。结果，劝她做皇帝的人越来越多。公元690年，武则天便接受了大家的请求，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武则天当政期间，贬逐老臣，任用酷吏，唐初的元老重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裴炎等人，少数被贬逐，多数遭到了诛杀。她举行殿试，开创武举、自举、试官等制，经济上采取薄赋税、息干戈、省力役等主张，因此在其执政的半个世纪中，政绩辉煌，国威大震，声名远播，有“贞观遗风”之誉。
公元715年，宰相张柬之乘武则天年老病危，拥立中宗复位，尊武氏为“则天大圣皇帝”。同年冬，武则天病死，享年82岁，遗诏“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李白将武则天列为唐朝“七圣”之一。武则天死后，曾立“无字碑”。自秦汉以来，帝王将相无不希望死后能树碑立传，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女皇帝的石碑却没有刻一个字。后世说法有几种：第一种说法认为，武则天立“无字碑”是用以夸耀自己，表示功高德大，用文字是无法来表达的；第二种说法则认为，武则天立“无字碑”是因为自知罪孽深重，感到还是不写碑文为好；第三种说法认为，武则天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立“无字碑”是聪明之举，功过是非让后人去评论，这是最好的办法。
对于武则天，从唐代开始，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评价。唐代前期，由于所有的皇帝都是她的直系子孙，并且儒家正统观念还没有占据统治地位，所以当时对武则天的评价相对比较积极、比较正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司马光所主编的《资治通鉴》，对武氏进行了严厉批判。后来在南宋期间，程朱理学在中国思想上占据了主导地位，重男轻女的舆论决定了对武则天的负面评价。明清之际的时候，著名的思想家王夫之，就曾评价武则天“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武则天对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武则天的第一个贡献是，打击了保守的门阀贵族。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以后，便把反对她做皇后的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一个个地都赶出了朝廷，贬逐到了偏远的地区。这在武则天看来，是杀鸡儆猴。这些关陇贵族和他们的依附者，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既得利益的保守力量。把他们赶出政治舞台标志着关陇贵族从北周以来长达一个多世纪统治的终结，也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