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贡献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虽然早在贞观年间就曾提出过“劝农桑”的政策，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很好地去实施和完成。因此，武则天在《建言十二事》中就曾建议“劝农桑，薄赋役”。当她掌握朝政以后，又编撰了《兆人本业记》颁发到了各个州县，作为州县官劝农的参考。她还注重地方吏治，加强对地主官吏的监察。对于土地兼并和逃亡的农民，也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政策。因此，武则天统治时期，社会是相当安定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人口也由唐高宗初年的380万户进一步增加到615万户，平均每年增长达9.1%。这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很高的增长率，也是反映武则天时期唐代经济发展的客观数据。
第三个贡献是稳定了边疆形势。武则天执政之初，边疆并不是很太平。西方的西突厥攻占了安西四镇，吐蕃也不断在青海一带蚕食唐国的土地。北边一度臣服的突厥和东北的契丹一直打到河北中部。武则天组织反攻，恢复了安西四镇，打退了突厥、契丹的进攻，同时又在边地设立军镇，驻守军队，并把高宗末年在青海屯田的做法推广到甘肃张掖、武威、内蒙古五原和新疆吉木萨尔一带。武则天还以温和的民族政策，接纳多元文化的发展，对在屯田工作上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娄师德，武则天更是致书嘉勉。书中特别指出，由于屯田，使得北方镇兵的粮食“数年咸得支给”。
第四个贡献是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唐人沈既济在谈论科举制度时说道：“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浸已成风。”沈既济的这些话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一是武则天重视科举，大开制科。有一次策试制科举人时，她亲临考场，主持考试；二是当时进士科和制科考试主要都是考策问，也就是申论，文章的好坏是录取的主要标准；三是武则天用人不看门第出身，不管你是否是高级官吏的子孙，而是看你是否有政治才能，因此特别注意从科举出身者中间选拔高级官吏。这就大大刺激了诗人参加科举的积极性，更刺激了一般人读书学习的热情。这就是沈既济所说的“浸已成风”。开元、天宝年间“父教其子，兄教其弟”，“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的社会风气，就是从武则天时期开始的。正是因为文化的大力普及，才推动了文化的全面发展。著名的诗人和文学家崔融、李峤都是这个时期涌现出来的。雕塑、绘画在这一时期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武则天也有不少消极的行为。她崇信佛教，广建寺院、修筑明堂、建造天枢、铸造九鼎，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打击政敌的过程中也不免滥杀无辜。官吏大增也必然加重农民的负担，在她统治时期尽管社会经济有所上升，但逃户问题已经日益严重，府兵制开始走向破坏。此外，武则天重用武氏宗室武承嗣、武三思、武攸绪及武攸宁等人，并大封武氏宗人为王。晚年的武则天还宠爱男妾张昌宗、张易之兄弟，使得二人狐假虎威，飞扬跋扈。
大臣吉顼等人深以嗣君之选为虑，武则天也感到作为女子，死后只能入李家宗庙享子孙祭祀，所以接受臣下建议，于圣历元年（公元698年）迎还庐陵王李显，复立为太子。
武则天的做法到底如何，就像她立在自己墓前的无字碑一样，只能由后人去评说了。
从开元盛世到天宝之乱
公元705年，武则天退位，李显即位，恢复了唐国号，是为唐中宗。但中宗即位后，政权却旁落到了皇后韦氏手中。中宗驾崩后，韦后立温王李重茂为帝，是为少帝。
景龙四年（公元710年），临淄王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唐高宗与武则天之女）联合起来发动了宫廷政变，韦后与安乐公主等先后被杀，唐睿宗李旦复位，李隆基被立为太子。延和元年（公元712年）八月，睿宗传位于太子，自己做了太上皇。李隆基即位后，改元先天，是为玄宗。
唐玄宗像
唐玄宗李隆基（公元685年—762年）是唐睿宗李旦的第三子，母亲是昭成窦皇后（窦德妃）。因其谥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故又称唐明皇。玄宗个人素质优秀，既善于骑射，又通晓音律、历象之学，可谓是才艺双全。
当时，宰相大多是太平公主之党，文武大臣，也都依附于她。于是，除掉太平公主就成为唐玄宗的当前要务。太平公主看到唐玄宗锐意执政，也想将唐玄宗废黜。
开元元年（公元713年）七月，唐玄宗与岐王李范、薛王李业、兵部尚书郭元振、龙武将军王毛仲等决定起事。唐玄宗命令王毛仲到闲厩取出御马并调集家兵300余人，亲自带领太仆少卿李令向、王守一、内侍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亲信10多人，先杀掉了左、右羽林大将军常元楷、李慈，又俘获了太平公主的亲信右散骑常侍贾膺福和中书舍人李猷，接着杀了宰相岑羲、萧至忠。窦怀贞暂时逃跑，最后自缢而死。太平公主惊恐万分，先是逃入山寺，后又被赐死于家。从此之后，朝廷军政大事完全由唐玄宗一手掌控了。
唐玄宗做了皇帝后，励精图治，重用姚崇，革新政治。姚崇建议：抑制权贵，重视爵赏，纳谏诤，禁贡献。唐玄宗都一一采纳。那些无关大局的具体问题，他都放手让姚崇来处理。有一次，姚崇请奏决定郎吏的任命问题，姚崇再三请求玄宗来决定，唐玄宗只是抬头看着殿屋，没有说一句话。高力士上前提醒唐玄宗应置可否，他回答道：“朕让姚崇理政，大事自然应当与朕共议，郎吏小官之事，何须一一来烦朕！”从此之后，满朝大臣便都知道唐玄宗能够尊重大臣的决定。
唐玄宗弟薛王李业的母舅王仙童，凌辱百姓，被御史弹劾。薛王李业为其求情，唐玄宗命中书、门下复查。姚崇等请奏道：“王仙童罪状上面写得明明白白，御史所言非常正常，不可纵容。”唐玄宗于是同意了姚崇的意见。从此，所有贵族都不敢再放肆。
为了纠正奢华的风气，据《资治通鉴》记载：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七月唐玄宗下令“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又下勅令：“百官所服带及酒器、马衔、镫，三品以上，听饰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银，自余皆禁之；妇人服饰从其夫、子。其旧成锦绣，听染为皂。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织锦绣等物，违者杖一百，工人减一等。”同时，还罢掉了两京织锦坊。他还强烈反对厚葬，他认为厚葬对死者并没有益处，反而有损于生者。于是，要求丧葬务必遵守节俭，凡陪葬之物品，均不可以用金银器为饰；若是有违抗者，杖一百。州县长官没有举报的，一律贬官。
为了总结历史教训，汲取经验，作为统治国家的借鉴，唐玄宗酷爱阅读史书，读到有关政事的时候，他就特别地留心。但是经常会碰到自己无法解决的疑难问题，于是，他要宰相为他推荐侍读，以帮助他读书。开元三年（公元715年）九月，马怀素、褚无量被推荐为侍读。唐玄宗对侍读都非常敬重，亲自迎送，待之以师傅之礼。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四月，唐玄宗与中书门下及礼官、学士大宴于东都集仙殿。他说：“仙者凭虚之论，朕所不取。贤者能治理国家，朕与诸位合宴，宜更名曰集贤殿。”“仙”、“贤”虽只是一字之差，却反映出玄宗重视人才的态度。
唐玄宗治国初期，以开元作为年号，那时社会比较安定，政治清明，经济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唐朝进入了鼎盛时期，后人称这一时期为开元盛世。在这一时期，唐玄宗采取的主要统治方法是：
1.任用贤能。唐玄宗即位之后，先起用姚崇、宋璟为相，其后又任用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逻、韩休、张九龄等为相。他们各有所长，并且恪尽职守，使得朝廷充满了朝气。而且玄宗在此时还能做到虚怀纳谏，因此政治清明，政局稳定。
2.改革吏治。唐玄宗采纳了张九龄的建议，制定了官吏的升迁制度。选取了很多京官中有才能的人，将其外调为都督、刺史，以锻炼他们的处事才能，培养行政经验。同时，又选拔了很多都督、刺史中有能力的人，将其提升为京官。这样内外互调，极大地增强了中央与地方的沟通、了解与信任。玄宗还把全国分为15道，在各道设置采访使，用来监督地方州县的官员，并经常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而在选拔人才方面，玄宗还对科举制度做出了改革，限制了进士科及第的人数，以减少庸官的出现，提高了官吏的整体素质。
3.发展经济。唐玄宗在这段时间里过得非常节俭，他下令三品以下的大臣，包括内宫后妃以下者，不得佩戴金玉制作的饰物，并且遣散了很多宫女，以便节省开支。他还下令全国各地均不得开采珠玉以及制造锦绣，一改武则天时期以来后宫的奢靡之风。他下令宇文融清查全国的逃亡户口以及籍外田地，一共查处80多万户，大大增加了唐朝的税收和兵力来源。因为这些措施的实行，唐朝的财政变得愈加丰裕，而且全国的粮仓充实，以至于物价变得非常之低。
4.提倡文教。唐玄宗为了选拔人才，亲自参与殿试，考核吏部那些新录取的县令，而且对儒生十分照顾。下令群臣寻访历代的遗书，共觅得图书近5万卷，使唐朝的文化事业走向了顶峰。
5.对外军事。唐玄宗采取了张说的建议，实行募兵制，以取代日渐衰微的府兵制。在公元722年，他亲自挑选府兵及壮丁共12万人作为京师的守卫，称之为“骑”。他还在边疆地区设置了十大兵镇，以节度使节制，作为统治异族和巩固边防的措施。
唐玄宗后期，唐玄宗自以为天下已经太平，便开始贪图享乐，宠信并重用李林甫等奸佞之臣，逐渐丧失了积极进取的精神，以至于生活奢靡，不问政事，使富强的大唐皇朝逐渐走向了衰落。
唐玄宗最初非常宠爱武惠妃，但武惠妃于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去世，后宫佳丽虽然多，但没有一个能使他满意的。
相传，其第十八子寿王妃杨氏颇有姿色，举世无双。唐玄宗见到她以后，果然以为是仙女下凡。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十二月，玄宗封杨氏为女官，号太真。天宝四年（745年）八月，又册封杨氏为贵妃。
杨贵妃不仅个人受宠，她的三个姐姐也都赐府第于京师，可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其远堂兄杨国忠也从此飞黄腾达。杨贵妃出门都要骑马，皆由大宦官高力士亲自于马后执鞭，且贵妃院的织绣工就有700多人。岭南经略史张九章、广陵长史王翼，因献给杨贵妃的贡品精巧，均得到了升官。于是，各地官吏竞相模仿。杨贵妃喜爱吃岭南的荔枝，就有人千方百计地运来新鲜荔枝到长安。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民间竟然流传着这样的歌谣：“生男勿喜女勿悲，若今看女作门楣。”由此可见，玄宗宠爱杨贵妃的社会影响是多么深远。
生活的奢华，随之而来的便是政治上的腐败。天宝初年，口蜜腹剑的李林甫被擢升为宰相。李林甫为了掌控大权，反对谏官有益的建议。他训斥朝廷的谏官道：“如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何须多言！”补阙杜琎上书言事，第二天便被降为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令。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人敢有谏诤之言了。
在用人方面，李林甫认为凡在德才方面超过了自己的，他都设法将其除去。唐玄宗想提拔兵部侍郎卢绚，他就把卢绚调到华州（今陕西华县）去做刺史，并欺骗唐玄宗说卢绚因病不能再做事了。唐玄宗后来又想重用绛州（今山西新绛）刺史严挺之，李林甫又欺骗玄宗说严挺之年老病多，宜授其散职，以便于他养病。于是，严挺之又被送到东京（今河南洛阳）养病去了。
李林甫欺上瞒下，并没有引起唐玄宗的注意，他反而还以为天下太平，自己要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于李林甫。高力士劝谏他不可以将大权旁落，他还颇为生气，致使高力士惶恐自责。李林甫死后，唐玄宗一面重用专权的杨贵妃堂兄杨国忠为宰相，一面又信任心怀不轨的边将安禄山。
杨国忠重用亲信，排除异己。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关中饥荒，因京兆尹李岘没有遵从于他，于是把火气发泄到李岘身上，将李岘贬谪到长沙（今湖南长沙）做了太守。后来又发生了水灾，唐玄宗询问灾情，杨国忠便将好的禾苗取来给玄宗看，以掩盖灾情真相。扶风（今陕西凤翔）太守房琯将所管辖地区的灾情向上反映，杨国忠就派御史去追究他的责任。因此，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虽然关中灾情严重，但没有人敢如实上报。连高力士也说过，宰相大权在握，赏罚不公，大臣们都变得不敢讲话了。
范阳（今北京附近）节度使安禄山，为了和杨国忠在玄宗面前争宠，二人相互诋毁。唐玄宗的左右安抚，不分是非，并且认为将政事交付于宰相、边事交付诸将，便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样一来，蓄谋已久的安禄山终于发动了反唐的大叛乱。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趁唐朝内部空虚，发动兵变，天下太平已久，民不知战，河北州县，望风而瓦解，史称“安史之乱”。唐玄宗赶忙逃亡四川，途中路过马嵬驿，士兵发生哗变，将杨国忠砍死，又逼玄宗赐死了杨贵妃，太子李亨与唐玄宗分道扬镳。李亨率一部分禁军向北去了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七月即位，改元至德，是为唐肃宗。李隆基与陈玄礼率另一部分禁军继续南逃成都，后被尊为上皇天帝。唐王朝从此由盛转衰。
至德二年（公元756年），唐玄宗由成都返回长安，居住在兴庆宫（南内）。宦官李辅国离间唐玄宗与肃宗的关系，唐玄宗被迫迁到太极宫（西内）甘露殿。晚年的唐玄宗郁郁寡欢，宝应元年（公元762年）驾崩，葬于泰陵，终年78岁。
安史之乱
唐玄宗后期，政治腐败，很多小人得志，除了李林甫，还有国舅杨国忠和节度使安禄山。唐玄宗非常信任这二人，虽然杨国忠曾经多次在玄宗面前说安禄山会造反，但唐玄宗一直不予理会。他一直认为，不断擢升安禄山官职，即便安禄山有了谋反的心思，也会因为感激自己而归顺。安禄山此时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掌管大权，杨国忠和吏部侍郎韦见素多次建议玄宗削弱安禄山的兵权，把三镇节度使分给三个人，但是玄宗依然没有采纳。
杨国忠为了搜集安禄山的罪状，指派京兆尹包围了安禄山在京城的住宅，逮捕并杀死了很多安禄山的门客。安禄山的儿子安庆宗将京城的情况秘密告诉了父亲，这样一来，矛盾随即激化，安禄山便下定决心起兵造反。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夏，唐玄宗两次召唤安禄山赴京，安禄山都不问不顾。同年十一月，安禄山伪装以“奉命讨伐杨国忠”为名，率领15万大军，从范阳起兵，挥师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