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清摄政王多尔衮听闻史可法拥立福王为监国，又即位称帝，于是写信给史可法，劝他学吴三桂降清讨“贼”。史可法严词拒绝，但希望双方可以共同讨“贼”，两国世通盟好，表示“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多尔衮得知史可法没有同意，便派遣多铎南讨。多铎奉命出虎牢关，兵分三路，接连攻克郾城、上蔡，到达归德（今河南商丘）后，又分兵两路，一路出淮北，一路出淮南。于路趁势攻陷安徽颍州、太和，派兵夺取泗州淮河桥，连夜渡过淮河准备进伐扬州。史可法开始的时候听闻清军将要南下，准备移师泗州护卫祖陵，粮草军械已经出发。后因左良玉兵发，又不得不奉命回援。在他渡江抵达燕子矶后，忽然听闻黄得功打败左良玉军。史可法又挥师天长，并命令诸将出谋救援盱眙。可大家还未商议，盯胎却已经投降了清朝，泗州援将侯方岩也战败身亡。此时，清兵已经渡过淮河，于是史可法意识到此时，赶忙到达扬州。但此时的兵力已不足以固守扬州，史可法便上书请求支援，但最后却只等到了刘肇基的援兵。刘肇基赶到后，看到已经到了如此境地，便提出背城一战的建议。但史可法并没有同意，他知道现在的扬州是一座被清兵包围如铁桶一般的孤城，外无援兵。总兵李栖凤、监军副使高岐凤又降清，城内只剩下了1000守兵。但还存有一线希望，所以不愿意背城一战。清军主帅多铎以为史可法很快便会开门投降，所以围而不攻。后来见多日仍无动静，就派出使者进城劝降，却被史可法赶了出来。使者回报，史可法誓与城池共存亡。多铎先后多次发出劝降书，史可法看都不看，依然是那句话，抱定了必死之心。于是，多铎下令发起猛攻。城内兵力虽然不足，但将士们齐心协力，决心死守城池，一次次打退了清兵的进攻，杀敌无数，弄得多铎毫无办法。多铎见久攻不下，劝降不成，于是大发雷霆，派遣使者发出最后通牒，威胁将要屠城。史可法不屑一顾，只是派遣将士严加防守，城西门是最为险要之处，由他亲自把守。他知道现在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城亡将玉石俱焚，于是他慰藉母亲和妻儿，交代他尽节后，将他葬在帝陵之侧。四月二十五日，清军又发动进攻，以猛烈炮火轰击西门，不久城被打开一个缺口，清兵蜂拥而入。
此时，史可法身先士卒，与清兵展开血战，他的行动大大鼓舞了士气，将士们全力拼杀。但毕竟众寡悬殊，将士又多已疲惫不堪，逐渐大败。史可法知道城将失陷，仰天长叹，失声痛哭。在混乱中，他准备以死殉国，“克尽臣节”，于是拔剑自刎，却被参将史德威救下，并保护他出小东门，可是却被清兵截住。此时，史可法仍然大义凛然地对清兵说：“我乃督师史可法是也。”史可法被抓到了多铎处，多铎恼怒地指着史可法说道：“你知道吗，因为你的顽抗，我们死了多少人。你今日被俘，还有什么话可说！”史可法莞尔一笑，大义凛然地说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屈，今日我仍然是这句话。至于多死了多少人，请问，你们如果不兴兵犯我中原，会有人死亡吗？你们杀我汉族人杀了多少，你们算得清吗！你们杀够了没有？来吧，我这里还有一个，你们再杀吧！”多铎闻言，勃然大怒，但又答不上话来。他知道再说也说不动他，于是大刀一挥，史可法英勇就义。史可法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史事，连双手沾满史可法和无数汉人血迹的多铎也不禁对史可法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产生了深深敬意。
据说史可法死后，尸体难以寻觅。第二年的时候，家中亲人以袍药招魂，葬于扬州城外之梅花岭，即今日“史阁部衣冠冢”。
扬州城被攻陷以后，清兵屠城十日，死者多达八十万人，实为禽兽之举，有人著《扬州十日记》以记其事，以表其惨，以志其哀！
不幸的崇祯帝
天启七年（1627年），昏庸荒唐的明朝第十五位皇帝明熹宗朱由校去世。由于他没有留下子嗣，皇位由他的五弟朱由检继承。朱由检便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帝。
崇祯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勤勉帝王。史称他“闻鸡而起”、“夜分不寐”，因为忧国忧民，未到中年便已经是白发丛生。与常年罢朝的前任帝王不同，崇祯帝勤于政事，事必躬亲，从不停辍朝会，召对也时时举行，未敢有过稍稍的懈怠。
崇祯帝还是明朝乃至中国古代最为节俭的帝王之一。他的吃穿用度非常简朴，宫中所用餐具一律是铜器甚至木器，宫内若是没有大事则不办宴席，也很少听到歌舞之声。为了节省国家开支，崇祯帝废止了江南织造（负责采办皇家用具的机构），并开始大规模裁撤驿站，以减免压在百姓肩头的重负。在国库紧张时期，崇祯帝还多次下诏“撤乐”、“减膳”，并将宫中的贵重器物拿出来充作军饷。
崇祯帝刚刚继位，就怀着力挽狂澜的救国志向，誓做一代中兴帝王。他登基还不到一个月，就以老辣和干练的手段，迅速铲除了祸乱国家已久的“宦党”首领魏忠贤及其余党，平反了很多因宦官专权造成的冤假错案。此举令世风为之大振，百姓欢欣鼓舞，都纷纷称颂新即位的崇祯帝为“圣王”。崇祯帝在位的17年间，曾多次下令各地州府开仓赈济灾民，传令天下招揽贤才、广纳善言，还颁布“罪己诏”反省自己执政中的不足。
纵观明朝的皇帝，嘉靖皇帝痴迷于炼丹成仙，正德皇帝整日沉溺于声色犬马，万历皇帝近30年不理朝政，天启皇帝则执著于木工奇巧、纵容宦官乱政。与他们相比，崇祯帝称得上是一代贤君。勤勉有为的崇祯皇帝原本有可能缔造一个太平盛世，但天意弄人，历史留给他的却是一个濒临亡国的烂摊子。
从王朝内部来看，由于历代皇帝的无能和地方官僚的贪婪，国家的经济已经是日薄西山。国库亏空，朝廷用度捉襟见肘，一般百姓更是穷困不堪。而这一时期又正赶上地理气候的“小冰河期”，从16世纪开始，地球的气候趋向严寒，农作物的生长受到很大影响。各地降雨稀少，全国陷入了长达数十年的大旱灾，同时还伴随有频繁的地震和鼠疫。到了崇祯年间，全国各地都爆发了大饥荒，连邻近京城的直隶地区也未能幸免。全国各地，饥民遍布乡野。饥饿的百姓吃光了树皮，便以一种名为“观音土”的白色土块充饥。这种“观音土”吃了以后不好消化，很多人因此腹胀而死。再后来，很多地区开始出现“人相食”的悲惨场面，独自出行的人经常莫名地失踪，实际上便是被饥民捉去吃掉了。甚至明朝军队在外打仗的时候，也有因粮草不足而吃人的，由此可见当时灾荒的严重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无法生存的老百姓只得揭竿而起。于是在明朝末年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到崇祯一朝，情况更加严重。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将领所率领的农民军已经大规模形成。他们攻城略地，割据称王，使得明朝政府疲于应付。
如果说王朝内部的糟糕状况已足够使明王朝岌岌可危的话，那么关外后金政权的入侵则让国势变得更加不可收拾。满洲人建立的后金政权日渐壮大，八旗铁骑纵横关外。明朝军队虽然装备优良，却仍然无力抵抗。关外的明朝土地开始大片沦丧，而明朝政府组织的多次大规模反击也都以失败告终。明朝政府只得在关外收拢防线，退守在几个大的城池内，将战局的主动权拱手送人，自己则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此时东南沿海的形势也不乐观。明朝末年海盗猖獗，日本浪人和中国海盗相互勾结，不断侵犯东南沿海诸县，烧杀劫掠。明朝政府多次派军清剿，但海盗流动性很强，搞得明朝政府筋疲力尽。后来，明朝政府采用了招抚的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随着国势的衰落，东南边防问题也越发严重起来。
国家的外事已是万分危急，朝廷的内部更加腐败不堪。历代明朝皇帝疏于政事，造成了朝中宦官专权的局面。宦官们掌握着锦衣卫和东厂，有的甚至可以掌控明朝一些重要的军权，以此迫害异己，称霸朝堂。与他们相对的势力是明朝的文官集团，然而这些士子文人非但没有成为国家的救星，反而成了重要的掣肘力量。明朝的文官们长期以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利益群体，他们相互结党营私，共同对抗“宦权”甚至“皇权”。万历皇帝便是因为感到自己在文官集团面前无法有所作为，才一气之下28年不上朝。这些自诩为“清流”的文人，与朝中的一些阴暗势力相互媾和，其中还有不少人曾为权宦魏忠贤歌功颂德。
等到崇祯帝登基时，他面前的大明王朝已是一个蛀洞遍布，四下漏风的“烂摊子”，稍加外力便会如房屋般倒塌。虽然崇祯帝胸怀大志、兢兢业业，却已经是回天乏术了。
崇祯帝的不幸有历史必然造成的悲剧，也有他自身性格缺陷所造成的问题，便是多疑与自负。
崇祯帝继位存在着一些偶然因素。他的父亲明光宗朱常洛并没有将皇位传给他，而是传给了他的哥哥朱由校。按照历代“父死子继”的传统，崇祯帝原本没有当上皇帝的机会。但朱由校荒淫早卒，而且没有子嗣，于是崇祯帝幸运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崇祯帝自幼看透了皇家的政治阴谋与争夺，加之即位过程又颇为曲折，便形成了猜忌多疑的个性。而他一登基就扳倒了大宦官魏忠贤及其党羽，又让他对自己的能力和未来的期望有了过高的估量。
一心图强却时运不济。国内外诸事无一让他感到顺心，这让心高气傲的崇祯帝有了挫败感。为了扭转时局，他更加苛刻地要求和约束自己，行为近乎极端。同时，他也以同样苛刻的标准来要求臣子，幻想着他们能像自己一样恪尽职守，任劳任怨。如果臣子们工作做得稍有不妥或者懈怠，崇祯帝便会认为这是臣子的无能、不忠甚至是抱有谋反之心。这种歇斯底里的心态使得臣子们人人自危，整日战战兢兢、提心吊胆。
崇祯帝在位的17年中，由于不信任或者反感，一共任免过50多位内阁大学士，这几乎相当于宋朝一代大学士的数量总和，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同时，朝廷各部臣子也被他走马灯似的更换，其中包括17位兵部尚书、16位刑部尚书、13位吏部尚书、13位工部尚书、8位户部尚书。在调配前线作战将领方面，崇祯帝更是毫无耐心可言。负责对后金作战的总指挥官接连被裁撤替换，有的是因为某一场战役的失利，还有的甚至是因为进行战略防御而被崇祯帝认为是“怯敌”，于是予以罢免。在镇压农民起义军的过程中，崇祯帝同样如此。与此相对应，崇祯帝不断地诏令天下广荐贤才，自己则认定了身边的臣子非常无能或渎职。
崇祯帝对朝臣不仅任免频繁，而且奖惩刻薄。崇祯帝一朝，先后有袁崇焕、杨嗣昌、孙传庭、卢象升、洪承畴、熊文灿、陈新甲等人被委以军事重任。然而崇祯帝却让他们几乎无一善终，不是被迁怒处死，便是被逼上阵战死沙场，其余的则是孤军被围而得不到援助，最后或被俘，或倒戈投降。其中，崇祯帝因皇太极一个简单的反间计而冤杀袁崇焕，便是最为著名的“自毁长城”行为。
崇祯帝多疑与自负的性格，使他始终无法与臣子之间建立信任。既做不到知人善任，客观评价臣子的能力；也做不到用人不疑，宽恕臣子的一时失误。在内忧外患并起的严峻形势下，崇祯帝依然沉浸在对朝臣的刻毒怨恨和对自己的怀疑自责等复杂情绪中，不但于国事无补，而且越陷越深，终于难逃“亡国之君”的命运。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外城，明朝军队溃败。崇祯帝慨叹道：“内外诸臣误我，误我啊！”此时的崇祯帝已经知道明朝将要灭亡，万念俱灰，念及自己励精图治17年，却落得个国破家亡的下场，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情绪走向极端化。他召来周皇后与袁妃，连呼左右侍从进酒。一口气喝了几十杯后，崇祯帝挥剑砍死了袁妃。周皇后见状，急赴坤宁宫自缢而死。见长平公主在一旁哭泣不已，崇祯帝长叹道：“你怎么要生在我家呢？”崇祯帝一剑砍去，公主举臂阻挡，被砍断右臂，昏死过去。接着，他又一口气杀了幼女昭仁公主和几个嫔妃。然而，绝望却激发了崇祯帝的求生本能。他匆匆换上太监服，准备混出城门。当时城门紧闭，崇祯帝从朝阳门辗转至安定门，却无法令人开城。崇祯帝的求生之路被彻底截断了。
崇祯皇帝（1611—1644年）
三月十九日拂晓时分，太监王相尧打开宣武门投降，大顺军将领刘宗敏率领部队浩浩荡荡涌入北京城。惊慌失措的崇祯帝亲自在奉天殿鸣钟召集百官，却没有一个人来。崇祯帝真的成了“孤家寡人”。由于往日的刻薄寡恩，崇祯帝赴死之时，只有一个名叫王承恩的老太监陪伴。无比凄惨的崇祯帝用鲜血在自己的御袍上写下了最后一道诏书：“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最后自缢而亡。
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勤勉爱民的崇祯帝仍然顾念百姓安危，恳请“贼人”，哪怕分裂自己的尸体，也不要伤害百姓，此言此行，催人泪下。然而他多疑、自负的性格弱点也彰显无遗。在临死之时，他仍然认为亡国的责任在于“诸臣误朕”，把主要罪过推给了自己的臣工。崇祯帝之死，实为可悲。
崇祯帝是“亡国之君”，但他本来有成为一代明君的潜质，虽然性格上有所缺陷，但终归不干存亡大道。可怜的是他生不逢时，面对一份注定倾颓的事业，即便做得尽善尽美，也无法挽回气数将尽的大明王朝。
因此，后人对崇祯帝的评价大多不是苛责，而是叹惋。攻入紫禁城的李自成也曾中肯地评价崇祯帝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并好生收殓了崇祯帝的遗体。而清政府在编修《明史》时也不得不承认：“崇祯帝慨然有为，即位之初便能机智果断地铲除奸逆之臣。可惜的是大势已去，朝廷中门户相争，战场上将骄卒惰，国家已经到了溃烂的境地。他在位十七年，不近声色之事，勤勉不怠，忧国忧民，耗尽心力治理国家。虽然想得到非常之材，然而用非甚人，益发偾事。又复信任宦官，举措失当……由此一端。”崇祯帝的确可以说是一位不幸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