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
摄政王多尔衮
多尔衮（1612—1650年）是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与第四位福晋乌拉纳喇氏所生之子，排行十四，有同母兄阿济格排行十二，同母弟多铎排行十五。
多尔衮自幼为努尔哈赤所钟爱。努尔哈赤的所有儿子中，以第三子莽古尔泰和四子皇太极战功最大。但莽古尔泰为人粗暴残忍，而皇太极则颇有谋略。乌拉纳喇氏见此情况，深恐努尔哈赤死后她们母子难以为继，便极力怂恿努尔哈赤早日定下多尔衮为他的继位人。努尔哈赤虽说颇为喜爱多尔衮，但见他年纪太小，一直难以下定决心。后金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在宁远大败，受了重伤，退回盛京休养。乌拉纳喇氏见努尔哈赤伤病危急，于是请求他宣布多尔衮为继位人。到了此时，努尔哈赤只得推心置腹地对她说：“我可以宣布多尔衮为继位人，可是他现在才15岁，能压得住那些年长的哥哥们吗？恐怕他坐不了几天宝座，就会被赶下台，甚至还要为此断送性命，你也不想这样吧。”乌拉纳喇氏疑惑地看着努尔哈赤，说不出话来。后来努尔哈赤想了一个万全之计，他将四大贝勒召唤来，宣布遗命：“当初，我因为你们的祖父和曾祖父被无辜杀死，于是穿起祖传了十三代的盔甲起兵，经过50年的南征北战，才艰难地创下了这个基业，我死之后，希望你们能共同守好这个基业，不要辜负我的苦心。我现在决定，我死之后，由多尔衮继位。他胆识过人，很有才干，足以担当此任光大基业，只是他现在才15岁，先由代善摄政，若是有大事发生，众王共同商议，等多尔衮成年后便归政于他。”
莽古尔泰以为自己当立，结果出乎意料，心中不满，但不敢开口。皇太极看在眼里，知道莽古尔泰的意思，开口道：“父皇的决定，自当遵从，只是十四弟虽有才干，也聪明过人，但恐怕年纪太轻，缺乏处事经验和魄力，应该选一个年长的才能压住阵，请父皇考虑。”莽古尔泰也加以附和：“请父皇再三考虑。”努尔哈赤坚持自己的意见，开导说：“我一生经历过多少事，见过多少人，一生还没有看错过人。多尔衮现在年纪小，但他的聪明、机敏、才智都超过你们，你们要相信父皇，协力扶持，不要违背我的意愿。”
由于临终遗命没有向众亲王宣布，结果努尔哈赤死后，他们四人就违背了皇父的遗言，代善被他儿子说服，拥戴皇太极继位，所以在议政殿宣布遗言时，凭着众亲王不知遗言真正的内容，就改变了努尔哈赤原话，于是大家拥立了皇太极，多尔衮继位的问题就这样被搁置了。皇太极排挤掉了多尔衮，但他知道乌拉纳喇氏是个精明厉害的人，更是个危险的人，她三个儿子各掌握一旗，她若不罢休，将来必成大患。于是便说服代善和莽古尔泰，假传先皇遗言，逼迫乌氏殉葬。乌氏闻言，大声痛骂皇太极，她知道已无法挽回，只好要皇太极、代善和莽古尔泰三人发誓会保护多尔衮他们的安全，然后自缢而死。多尔衮失去皇位继承权后，又失去了亲生母亲。
明崇祯十六年（后金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极驾崩。多尔衮又面临继位问题。若是按照努尔哈赤的遗命，皇位是多尔衮的，当时不但皇位没有继承，亲生母亲又因此遭残害。而母亲的惨死更是让他痛彻心肝，如今他兵权在握，又建有卓著的战功，与其兄弟等人形成一股很强的政治力量，归政于他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好事多磨，此时，孝庄文皇后出面了。她是多尔衮的嫂子，有这一层关系，他们嫂叔之间就好说话多了。孝庄单刀直入地说：“按照当时太祖的遗命和你现在的功劳，以及你的才干，你有资格继此皇位。但你如登位，一则太宗有子，长子肃亲王豪格头一个就会跟你争，其他诸子也不会放过这次机会。二则，如你登位，你的诸多兄弟比如代善他们也会出来相争的，到那时候你还能说得清楚吗？”多尔衮陷入了沉思，他觉得皇嫂的话不无道理，但他不甘心：“若是按照太祖遗命，皇位本应归我，我称臣17年，如今还不该还给我吗？”“按道理是可以归给你，但是你要考虑后果。”孝庄诚恳地说，“希望王爷能以大清朝为重，朝廷初创，千万不能发生意外。我有一个主意，不知王爷愿不愿意听。”
多尔衮道：“皇嫂且说来听听。”孝庄说道：“你皇侄福临，今年才6岁，我准备传先帝遗命，立他为继，王爷为摄政大臣。你虽不居位，但国政全由你做主，我将全力支持，这样众亲王既提不出反对的理由，自然也就避免一场因争夺皇位而可能发生的内乱，为巩固大清江山立下一大功。如此安排岂不是比你自己登位更好？不知道这样做你觉得行不？”多尔衮早先耳闻皇嫂不但生得倾国倾城，而且十分聪慧睿智，他只是半信半疑，今日亲见亲闻，才知道外间传闻只能得其万分之一。她的想法是如此缜密，叫人无隙可乘，不能不令人敬服。多尔衮到了此时，在皇嫂面前于情于理都只能放弃自己登位的打算，唯有赞成了。
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1643年），福临继位，多尔衮以摄政王身份并在孝庄文皇太后支持下执掌国政，时年32。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北京陷落，大明王朝灭亡。四月底李自成撤出北京后，北京东北各州县纷纷向清军投降，多尔衮令先遣队进入北京，下令禁止兵士进入民宅骚扰。五月，多尔衮在吴三桂引导下进入京城，做好奉迎皇上迁都北京的准备工作。文武官员出五里外迎接，然后由朝阳门入武英殿受朝贺。为了笼络人心，于是为明崇祯帝和后妃发丧，命在京的内阁六部、都统衙门官员，皆以汉官同满官一体办事，文臣的衣冠暂时从明制，印信并铸满、汉文字，下诏天下尽除明时的苛捐杂税，不加派田赋。六月，派肃亲王豪格平定了山东、河南，直隶巡抚卫国允、沈文奎又先后削平大名、顺德、广平等处。都统叶臣等乃出固关，克太原，下大同。巡抚马国柱攻汾州、平阳，很快山西便得以平定。七月，多尔衮又派英亲王阿济格、吴三桂、尚可喜追击李自成于陕西。十月奉迎福临于盛京，多尔衮率诸王、贝勒、贝子及文武大臣迎驾入京城，即皇帝位，定都北京。多尔衮被加封为皇叔摄政王，下令手下将领携书前往劝说史可法共同讨“贼”，被史可法拒绝。多尔衮见山西、山东、河南等郡县已经相继平定，除七月已命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军西征李自成外，更命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后加封辅政王）率军下江南。顺治二年五月定南京，六月克杭州，闰六月命内阁大学士洪承畴等招抚江南、广东、江西、福建、湖广、云贵等省。太宗驾崩时，郑亲王济尔哈朗想立肃亲王豪格为帝，豪格因未能继承皇位，心怀不满，常与顺治帝和多尔衮作对。不久，郑亲王便被革去了亲王爵，降为多罗郡王。肃亲王则因身具战功而幸免于狱。顺治五年十一月，大同总兵姜壤起兵反叛。多尔衮因念其有功，便令其伏罪。但姜壤却充耳不闻，概不从命。震怒之下，多尔衮决定出兵讨伐，并于顺治六年二月攻下浑源，之后便兵临大同。多尔衮念其前功，又派使者劝降。殊料姜壤冥顽不灵，仍一意孤行，遂杀之。
多尔衮与孝庄太后随着接触的增多，两心相知。多尔衮常以与皇太后相商国事为由，进宫见孝庄。顺治五年，多尔衮又被加封为皇父摄政王，两人往来更为密切，以致民间有皇太后下嫁之说。顺治七年十月，多尔衮前往边外的喀喇城打猎，十一月到达后即病倒，于十二月初九日戌时终，年仅39岁。噩耗传至京郊，顺治帝哀悼，下诏臣民着素服、举丧。灵枢运到北京的时候，帝率诸王贝勒、文武百官，易缟服出东直门五里外迎接，哭奠尽哀。
四大臣辅政康熙
明末长达40多年的战乱，终于在清顺治皇帝时期结束了。顺治皇帝便是皇太极最年幼的儿子福临。顺治五年的时候，多尔衮被晋封为“皇父摄政王”。之后，多尔衮独揽朝政，而幼小的福临只不过是个摆设。
1650年，即顺治七年，多尔衮在古北口外打猎时，不慎坠马受伤，后病情恶化，死在喀喇城（今河北承德市郊），年仅39岁。多尔衮死后，福临亲政。他对多尔衮摄政时专断擅权怀恨在心。多尔衮死后，被多尔衮长期压制的元老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人上奏，要求追查他的罪责。顺治皇帝福临借此机会，宣布多尔衮的十大罪状，下诏剥夺了多尔衮的一切封号，削其爵位，抄其家产，还毁坏其坟墓。
顺治皇帝亲政后，继续推行统一全国的征战。但他在位的时间并不长，仅仅17年，在他24岁的时候，不幸染上了天花。这个病在当时非常难治愈，曾经夺走了清朝很多皇子、公主的生命。顺治患上天花时，还很年轻，因此根本就没有考虑到立嗣的问题。然而，他的病情突然恶化，必须要立一个继承人。顺治生有八个儿子，他的意愿是立次子福全即位，孝庄皇太后不同意，她提出让顺治的第三子玄烨继位。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四，顺治皇帝卧床不起，高烧不止，昏迷不醒，生命危在旦夕。此时，孝庄皇太后授意翰林院学士王熙起草遗诏，遗诏中写明要立玄烨为皇太子。但玄烨此时年幼，需要有重臣辅政。但是，在顺治初年，宗室多尔衮辅政专权，产生了很多弊病。因此，孝庄皇太后决定，选择非宗室大臣辅政，以便于控制，于是任命资历深厚的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位异姓重臣为辅政大臣，辅佐年幼的玄烨管理国家。其中，遏必隆和鳌拜都是皇太极的旧部，因为当年拥立顺治即位，而遭到过多尔衮的打击，顺治亲政后，恢复了他们官职，并委以重任。苏克萨哈原本是多尔衮的部下，多尔衮死后他首先告发了多尔衮的谋逆之罪，立下大功，得到了顺治的信任。这四个元老，在朝廷中的地位自然是无可争议的。
1661年正月初七，顺治帝病逝，玄烨即位，他就是康熙皇帝，当时年仅8岁。顺治帝死后，孝庄皇太后成为清朝统治集团中德高望重、一言九鼎的人物，她对这四位辅政大臣也极为信任，放手使用。因此，辅政大臣的权力很大，加之没有监督和约束的机构，从而为个别人结党营私、擅权乱政提供了条件。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某些政见的不同，辅政大臣中两黄旗的索尼（正黄旗）、遏必隆、鳌拜（镶黄旗），与正白旗的苏克萨哈的关系日渐紧张。另一方面，鳌拜居功自傲，权力欲逐步膨胀。他联合遏必隆，扩张镶黄旗的实力，擅杀朝中与自己存有积怨的大臣，专横跋扈的作风越来越明显。
四位辅政大臣在辅政期间，自然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但在处理满汉关系的问题上，却采取保守、倒退方针。在恢复祖制、遵从满洲的旗号下，歧视汉民，使汉民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当时，反清复明的战火尚未完全熄灭，经济凋敝，百废待兴。但满族大臣既缺乏治理经验，又不能与汉人切磋合作，大大妨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这便使得一些投机分子逐步取得辅政大臣的信任，为非作歹。
康熙五年（1666年），鳌拜在索尼、遏必隆的支持下，将清朝入关初期圈占土地时分配给镶黄旗与正白旗的土地强行互换，并再次圈占大量土地，致使广大农民流离失所，加剧了满汉矛盾。这三个辅政大臣还不顾玄烨的反对，下诏将反对此举的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的苏纳诲等大臣处死，造成了一大冤案。
康熙六年（1667年），索尼去世，鳌拜成为首席辅政大臣，遏必隆对他言听计从。鳌拜为清除异己，独掌辅政大权，罗织苏克萨哈的“罪状”，企图将他置于死地。玄烨虽然坚决反对，但鳌拜等人不肯罢休。之后又一连七日强奏，竟将苏克萨哈及子孙、全部处死，并没收其家产。
苏克萨哈被除掉后，鳌拜的权势进一步扩大，变得更加飞扬跋扈，欺君擅权。他的种种行径，已构成对皇权的严重威胁。至此，孝庄皇太后做出决断，并指点玄烨，定下了清除鳌拜集团的全盘计划。
铲除鳌拜
顺治皇帝驾崩后，年仅8岁的玄烨即位，这便是康熙皇帝。因为年纪尚小，所以国家大事暂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位重臣辅政。
索尼死后，鳌拜成为了首辅大臣，他欺君擅权，排除异己，杀害了与他作对的苏克萨哈。此时，康熙虽然亲政，但辅政大臣已经辅佐7年，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而鳌拜专权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康熙忍无可忍，在祖母孝庄皇太后的密谋支持下，开始实施抓捕鳌拜的计划。
孝庄先让康熙广泛求言，以制造舆论，通过各种措施的实行，纠正辅政大臣政治上的失误和弊端。这使朝廷上下人心振奋，康熙的威望日益增强，鳌拜逐渐地被孤立起来。与此同时，康熙身边就聚集起一批年轻的满族贵族成员。他们朝气蓬勃，索额图便是其中的突出代表。索额图是索尼的儿子，孝庄选中他的侄女赫舍里氏做皇后，以加强索尼家族与清皇室的关系，也加强了正黄旗对皇室的向心力，并影响到镶黄旗。索额图对康熙十分忠诚，在清除鳌拜集团的过程中，也是康熙最为得力的助手。
依附鳌拜集团的人很多，盘根错节，基本上掌控了朝廷。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动荡和不必要的损失，孝庄帮助康熙制定了“擒贼先擒王”的策略，以迅速打击主要党羽，震慑其他成员，稳妥解决问题。根据这个策略，康熙命索额图秘密地组织起一支善于扑击的少年卫队。康熙经常故意当着鳌拜的面，和少年卫队摔跤滚打。在鳌拜看来，康熙和这些少年只知道玩，因此便逐渐放松了警惕。
时机已经成熟，行动之前，康熙还将鳌拜的部分党羽派遣往外地，以分散鳌拜集团的力量。同时，康熙还进行了其他一些周密的部署。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十六日，鳌拜奉诏进宫，当即便被少年卫队擒拿，其主要成员党羽先后被逮捕归案。考虑到鳌拜以往为清朝所做的贡献，康熙对他予以宽大处理，免除死罪，没收家产，终身监禁。对鳌拜众多的追随者，也只处死最主要的一些人，其他一律宽免。就连遏必隆也被免罪，仅革去太师的官职，后又将公爵还给了遏必隆，恢复了对他的信任，从而团结了镶黄旗。
铲除鳌拜集团的政治较量，是康熙即位后孝庄皇太后对他的一次关键性指导和帮助。这时，康熙年仅16岁，还缺乏足够的智谋与经验。如果没有祖母的指教和授计，他是很难在亲政第三年就一举粉碎鳌拜集团的。
另一方面，在对鳌拜集团的斗争过程中，孝庄和康熙祖孙也相互加深了了解，感情也更为深厚。孝庄的言传身教，使康熙逐步具备了一代名君应有的宽阔心胸与气度。孝庄指导康熙宽大处理鳌拜集团，既是对当年两黄旗大臣同心合力拥立幼主福临的回报，也是为清朝的长远统治着想。
清除鳌拜集团，排除了威胁皇权的潜在危险，扫除了清朝向前发展的绊脚石，康熙真正掌握了天下大权。他在“首推满洲”的原则下，努力改善缓和汉满关系，崇儒重道，发挥汉族官员的积极性，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不但政局得到了稳定，也得到汉族地主阶级更广泛的拥护，经济开始有了起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