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有远离尘嚣之地。有一次，我们搭乘了一辆糟糕的的士来到了旧城区，在一个便宜货集市闲逛，并赤脚踏过了一家半废弃清真寺布满尘土的地板。一两次这样的经历让人内心十分动容，这种震撼人心的平静你在英国教堂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感受到的，不仅仅因为伊斯兰宗教的神秘魅力（其实在我们眼里毫无魅力可言）。孩子们齐声诵读着什么，老人们则躺在地毯上或闲聊或阅读，鸟儿栖息在神奇的祭坛。一些人则索性晒着日光浴打着盹。我俩徘徊在充溢着阳光的庭院，迟迟不肯离去。对于两天前还在封冰的英格兰的我们来说，这一切十分奇妙。我们的脚都汗湿了，在满是尘土的埃及，在人行道、公路、建筑、车辆，都留下了脚印和足迹。
第三天，我们竟遇到了蒂姆。一路游览所见的震撼度远比不上我们当时的震惊尴尬和手足无措。在开罗购物的我们应该算得上是蒂姆最不想见到的人了。如此奇妙的巧合倒像是上天早安排好的。而我们竟就这样呆立在人行道上不知如何是好了。幸好，蒂姆主动和我们握手亲吻。而之前对蒂姆不辞而别的埋怨也似乎在那个时刻荡然无存了。
他看起来好极了，发色变浅了，亮亮的金黄色在阳光下显得有点不自然；肤色更深了，即使回到英格兰待上几个月也不见得能白回来。那件印度而非埃及风格的高领棉布衬衫让他看起来就像个滑稽的基督传教士。他笑得爽朗而愉快，似乎在刻意掩饰不辞而别的自责和恐被责怪的忧虑：他显然觉得我们应该已经接受了事实，那时若再提不开心的往事会是多么不合时宜。这次意外的碰面是如此令人激动，那一刻，我们似乎终于从压抑良久的怨恨中解脱了出来，更为能第一次被蒂姆完全接纳而兴奋不已。就好像，对他离家的个中原委，他相信我们已能完全理解并感同身受。其实不然。对此，他只字未提，仿佛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他的那些非凡经历，尔后我们也意识到了他竟就如此巧妙地化解了对所犯过错的自责。话说回来，我们倒是没觉出他有多内疚—一旦我们到了开罗，了解他到底都做了些什么，他突然离开的原因就成为了可能，也不用担心想在伦敦时那样带着不同的立场，有失偏颇了。一些日子后，我俩竟发现我们已完全妥协了。看到我们的原谅，蒂姆显然十分开心。这竟成了一场如此不可思议的道德教育。
其实，第一次碰面十分简短：寒暄过后，他急着去赴约。但他坚持我们今晚去他公寓一聚。其间似乎有点冷场，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太好了……”“我想……”—但我们都惊叹这样的巧合，虽然知道是徒劳，还是觉得满腹疑问。
有一晚，我们无处可去，借着酒兴，拦下一辆的士，径直来到了蒂姆的寓所。的士费贵得离谱，但记不清寓所具体位置的我们也只好任他敲诈了。为了绕近路，车子七拐八弯像是在绕迷宫，连到了我们都没发觉。直到的士从身旁嗖的一声开走了，留下我们不知如何是好，甚为尴尬。眼前的这条街道毫无特色可言：稀稀落落立着几幢二三层楼房，堆着几摊垃圾，几家生意清冷的服装店，三五个士兵在小咖啡馆前挽臂闲逛—甚为普通。这也恰好是开罗街景的很好范例：虽然我们对这里的一切都倍感陌生，但可见可触及之处都是一片再普通不过的景象，仿佛任何独特精彩的事物早已不再。当我们踏上沾满黄沙的门阶，进入棕色门厅，突然涌上心头的却是那莫名而强烈的抑郁感。
一个精致的小牌牌上清楚地写着蒂姆的名字，因为他住三楼，我们只好把自己“委托”给了这部有点怪异的电梯：这部法国结构的电梯按埃及标准还算新潮，但在我们看来已经十分落后了。一个吱呀作响却别致的铁笼子，里边是一面差不多已全黑的全身镜，映出格外压抑焦虑的人影。我们按下钮后好一会儿电梯才缓缓启动，接着像是卡轴似的停顿了几秒才加快上升速度。考虑到乘客的舒适，先进电梯一般都会在临近目的层时作小小缓冲，而这个“老古董”则以最大速率一冲到底，又在一瞬间砰地停住，让人饱受惊慌又顿觉可笑。
楼梯平台处立着一只老式狮脚白浴盆，盛满沙子，像个神秘的、不知何时会引爆的火药桶。看来似乎只有每天清扫，这屋子才不至于被泥沙淤塞。
开门的是蒂姆，肥大的白棉裤和衬衫让他显得比早上更古怪。他把我们领进客厅：白色的落地百叶窗，放着白垫子的梯式靠背椅，装有阿拉伯书籍的书架小而肃穆，墙上是大卫·罗伯特精巧的埃及纪念碑水彩，桌上是一大罐扎得有点凌乱的白花—很多土生品种我们都叫不出名字，我们对这寓所的印象在无意间就被这素雅的格调冲淡了。我们进房时，一个黑人男孩正在白色矮桌上布置埃及烤花生。白色宽长袍衬得他的皮肤撼人得黑。也许这样的想法只会从白人脑中冒出来：这样的安排仿佛是经过审美精算的，在这么一间颜色纯到让人感觉学究气的房间，这个男孩是绝对的焦点。
“这是穆斯塔法，”蒂姆礼貌、热情而又焦急地为我们做着介绍，“我的仆人。”在此，仆人这个概念显然比在英格兰来得容易令人接受。男孩起身微微鞠躬，咧嘴一笑，这个举动驱散了所有沉重的奴性。这个男孩约六尺高，消瘦，五官端正，贵族般的长相在他抿嘴时尤为明显，英俊且耐看。他笑得十分俊朗：露出高高的牙龈，毫不避讳嚼过烟叶根部留有深色黄渍的坚固牙齿。
蒂姆给我们的下一个惊奇也许我们早该预料到：他和穆斯塔法说的是阿拉伯语。不时从他嘴里冒出些当地人说的粗话也不是特别让人惊讶—也许他才学到这些话不久，只能一个字一个字的说而不是整句整句冒出来，那些语言似乎经过了他的修改，毕竟任何带有英国口音的外语听起来都有那么点儿淫荡和不可理喻的流畅。
我们突然对穆斯塔法感同身受起来。黑人圈中，他一定有种独特的魅力。我们当然不像典型的中产阶级那样以自我为中心。几十年来，我们教过许多黑人小孩，也更偏爱他们。学校生活总赋予我们同龄同背景人所不具备的那股敏锐的社会智力。我们向穆斯塔法发出了连珠炮似的问题，但他只是咧嘴笑笑，蒂姆说：“这可不好，他说不了英语。”因为我们的阿拉伯语仅止于mumkin（可能）和insha’llah（如果安拉愿意的话），所以也无法和他深入地交流。
“这个努比亚人，”蒂姆在穆斯塔法去取喝的时说，“简直是我的救星，他能以非常低的价格买到食物和一些其他东西—我也没问到底是怎么办到的。虽然他不太可靠，但可以给我做伴。”
我们从没和努比亚人打过交道—说的当然是抵达埃及之前—对他们的印象基本被1928年重印版的旅游指南（我们所能得到的最新资料）所影响。作者解释了两种归属不同的派别：一等努比亚人分布在少数城市，被英国人和法国人统治着，大多是擦靴的仆役；其余的则被希腊人统治。穆斯塔法显然不是擦靴人，不过他仍在服侍蒂姆。
在那儿待了一个小时后，我们醉醺醺地离开了。这全拜穆斯塔法的烈性杜松子酒所赐，或许是他主人的主意。蒂姆偶尔会和男孩说两句什么，他却自始至终带着满足的表情坐在地板上，似乎要墨守不许有任何回馈的约定。答完之后，又陷入那种梦境般怪异的漠然。
在那种情形之下，我们只待了一小时就匆匆离开似乎显得有点不合常理—但这也有它的道理：这更像朋友间礼尚来访而非久未见面的一家人的相聚。过去终究是留在过去了，蒂姆希望我们忘记过去，别再提及英格兰的家、学校，以及他还记得的人和事，可我们总抑制不住。这些年来，他压根都没想到他们过吧。他坦率地告诉了我们他都去过些什么地方，在地中海旅游时的工作，与战争的零距离接触以及他定居开罗的决定—教商人们英语赚得确实不少，还可以空出更多的时间读书学习。他和我们谈论埃及，政治形势，阿拉伯文化以及一系列话题，客观而超然，听得我们兴致盎然。目前他感兴趣的是马姆鲁克，还给我们推荐了一些当下可以游览的金字塔和清真寺。当我们即将离开时，他竟为我们安排了一次金字塔之旅。据说，他还想再去一次并会在次日八点来酒店接我们。炎热和拥挤让这次清晨游览变得程式化，但这个计划却削减了我们情绪上的失望—我们无法再沉溺于任何懊悔或恋旧。这本身就很难，况且蒂姆不允许我们再滋生什么错觉幻想。我们渴望却也焦虑，满怀希望寻找却一无所获。我们渴望心灵的纯粹认同和慰藉，相反，却只意识到这种情感早已被蒂姆的疏远和自主挑战、瓦解。
就像我俩之后讨论的那样，我们实在不能理解、成就这样的人生，蒂姆当年就非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吗？然而，我们最终被说服了，不是被蒂姆的解释和理由，而是因为一个永生也不会忘记的特定场景—那一幕虽无法即刻理解却揭开了实质问题。我们进电梯的那个瞬间，寓所传来一阵碎玻璃的响声。蒂姆自然撂下说了一半的话跑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未假思索就紧随其后，听到他说：“这个笨蛋把碟子打碎了，没事没事”。就立马关上了穆斯塔法所在厨房的门。就在门闭上的那一刹，跟前虽然挡着蒂姆的背，我们还是瞥见了“他”的背：他赤裸而黝黑的背正对着我们，弯出一泓肌肉曲线，越过他的肩，只见他长而优雅的手指正衔住一片锋利的玻璃碎片—这一幕是如此令人困惑而难忘。
次日早晨，当我们的出租车在五英里的笔直大道上向吉萨疾驰而去时，蒂姆把一切都告诉了我们。他实事求是地作了坦白，丝毫不觉困扰—此事本无好坏，更无关道德—不过，如果可能的话，显然他好像不想让我们知道扰人的真相。这样的做法实属体贴而非懦弱，对此我们亦十分欣慰。毕竟，他的私生活我们又能干预多少？况且，在性取向问题上，我们也并不是狭隘、不开明的人。然而，我们的沮丧却另有所因：心理上，负有须对此事负责的罪恶感，可现实中，却要假装和掩盖，那种愚蠢，无力，无知感在这一刻越来越强烈，越来越自感惭愧。蒂姆此时倒似乎更有理起来，而我们呢，被突来的一切搞得手足无措，假装自持的我们，只能挣扎着接受我们原本相信的和目前我们希望相信的之间的天壤差距。我们回应得如此尴尬笨拙，幸亏蒂姆的小玩笑缓和了气氛。
这个插曲为我们的人生注入了很大的戏剧性，如此突兀，我们压根没有料到。虽然，我们并不希望境况完全如此，但还是欣然接受了其中某些事实。当初的谜团已渐渐浮出水面，我们意识到似乎自己也成为了意义完成的其中之一部分。我们都明白了：蒂姆的整个旅程都指向一个方向，就像在一张课堂地图上，他蜿蜒蛇形指向埃及前进的路线无疑构建了他整个生命历程，而我们呢，很遗憾，是碰巧成为了他生命的一个驿站。
很快，金字塔就在我们眼前了，近得不可思议，仿佛早就在等待着我们。亲眼目睹世界上最著名最壮丽的奇观时却对它的奇形怪状小小地嗔笑了一番，所有的紧张焦虑也就此一扫而空。就像我们在寄回家的明信片上说的那样，根本无法用语言或图案形容它的大小和存在。把车停在基奥普斯大金字塔旁，拒绝了那些用骆驼上拍照招揽生意的阿拉伯人，我们朝狮身人面像步行而去。那时我们才发现实际距离要比我们想象的远得多：迎石阶逐步而上，我们似乎也变得越来越渺小。我们的视线被这一堵巨墙充斥着，它大得超人想象，要对整座建筑来个体积测量绝非易事。可想而知，爬到制高点我们都会变成巨大阴影底下的小小黑点。
提着嗓子眼，我们进入了金字塔内部，爬过巨大的倾斜廊道，猫腰经过三尺高的过道，直通存放这巨大空石棺的墓室。出人意料的是这个庞然大物内部的空气却是十分清冷新鲜。蒂姆给我们展示了绵延几百尺长的通风洞口，正是靠他们，空气才能送抵金字塔的核心部。多么神奇！
相比我们几天后要去的南边金字塔及陵墓的拥挤，这里真是空旷得出奇。蒂姆告诉我们，那些最值得信任的陵墓守护者最后成了秘密泄露者，神父和盗墓者其实是一伙的，原本用来保存法老遗体完好无损的计划却也是导致遗体宝藏洗劫一空的罪魁祸首，真是天大的讽刺。但沧桑岁月后依然屹立是建筑本身—就像杰森博士所说的：“如果一场地震威力大到足以震撼金字塔，那么这片大地也不可能得以幸免。”—美艳惊人，壮丽无比，那一座座饱受风雨日晒的三角就这样稳稳地扎根在无垠的沙漠……
我们的开罗之旅在那一刻终达高潮。次日，我们乘火车从喧闹的中央大车站沿着尼罗河来到鲁索尔，匆匆游览了几天。其间，只发生了一件可以证实生活犹如小说般设计完美而不朽的事，确实值得记下。
透过冬宫酒店网眼窗帘瞥见晨光点亮的尼罗河，我们在那偌大略带肃穆感的餐厅用着早餐，照例有穿制服的过来兜售六页的《埃及公报》—最理想的早餐伴侣，文章短小精悍，每篇均不超过200字。有关埃及的报道总会出现在首页，按老传统，英语国家的则在这之后，并会附带些有关国内生活及东方的小消息。通常，大家都不会从餐桌上带走，除非你是赛马迷或者需要土耳其浴馆的营业时间表。不过，它们倒还是蛮有趣的，至少不会让一些事破坏我们的心情和旅行。
今早的小公报中缝，在女王帽子的众多描述之间，我们发现了这样一则新闻：沙拉·谢里夫英语学校的蒂莫西·泰勒先生财产被盗。丢失是一些珠宝，画作及毫无价值的私人日记。而他的埃及仆人无疑有最大嫌疑，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财产被盗时泰勒先生正带领一行英国朋友前往金字塔游玩，之后埃及仆人就离奇失踪，杳无音讯。据说，他应该是潜回了处于旧城某地的家里。
我俩立马担忧起来，想起此事因我们而起，就更自责了。我们为他的损失惋惜（那些东西肯定是不能挽回了），他如此努力地创造自己在埃及的归属感，却以被欺诈告终。这恰恰像是对他当日不辞而别的另一种形式上的斥责，亦可以看做是忠诚的丧失。此时，仆人的背叛让蒂姆从某种程度上像曾经的我们一样，变成了无力的受伤者。唉，虽然我们几乎打爆了他的电话想要给予帮助，我们似乎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也许，他并不如我们般沮丧，或许太年轻的他压根体会不到我们的感受。但我俩却是满载着这一路神奇、值得流传于世的经历返回了英格兰。
是的，背叛，亦能让我们懂得太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