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潮流”，就好像天上的云朵，随风吹而不断地变化形状，这是为什么呢？孩子喜欢什么，难道仅仅是因为“父母反对什么”吗？孩子喜欢或不喜欢什么，应该有充足的理由才行。
教会学生思考，这对学生来说，是一生中最有价值的本钱。
--赞可夫（苏联教育家、心理学家）
什么是时尚潮流
在到曾老师身边前，我对音乐的了解仅止于听一些手机铃声和香港流行歌曲。对我来说，走进音乐的殿堂似乎十分遥远。一开始，我还经常从自己的手机里听流行歌曲。曾老师也从来没有叫我放弃它们，只是随口问我喜欢哪些歌曲，没再细究。
一天课间休息时，我正拿着手机听流行歌曲，曾老师放下手中的书，拿杯清茶走了过来，笑着问我听的是谁的歌。
我说了个名字，他摇摇头说：“多年没有跟踪流行乐坛的动向，不知道他是谁了。不过这个歌手的声音还可以。”
他的话让我稍感诧异，因为很少有长辈会赞同我听现在的流行歌曲，而曾老师的态度似乎挺包容，这让我有兴趣继续和他聊下去。
我问：“你以前也喜欢听歌吗？”曾老师淡淡地说：“当然，我对音乐的喜爱比你更狂热。中学时，几乎所有的港台热门歌曲，只要前奏音乐响起，10秒内我就能说出它的歌名和演唱者。那不是吹的，老师我也曾经年轻过。”
他的话带有强烈的感染力，我深信不疑。我又问他：“那你觉得现在的流行歌曲好听吗？”
曾老师说：“审美是一种主观的东西。评价一个时代的歌曲好不好听，要看评判者拿什么时期、什么地区的歌曲来比较。如果你拿近10年的港台歌曲与25年前的港台歌曲相比，这种PK，先要看裁判是谁，在谁的主场。你要跟人家比赛，一定要先看看场地和裁判这些重要因素。我个人觉得1987-1992年的流行歌曲要好过最近10年的流行歌曲。而古典音乐名曲又胜过大部分的流行歌曲。”
接着，曾老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流行文化开始涌入大家的生活，这当中就包括人们称之为“靡靡之音”的港台流行歌曲。
当时，全社会仍然是古板统一的审美观，整体社会观念尚处于新旧交替的观望状态。那时内地流行的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泉水叮咚》《妹妹找哥泪花流》《我们的生活比蜜甜》《军港之夜》之类的歌曲。
可是年轻人永远是追逐潮流的先锋队，当风气微微有些暖意，新的时代符号便如同绿芽遇上春雨立刻繁荣起来了。在任何一个时代里，年轻人总是新潮的引领者。那时的年轻人开始追逐时尚了，姑娘们流行烫发，喜欢戴一种可以折叠起来的白色大帽子。
但是，话语权永远掌握在占社会主流的中年人手里。对于烫头发和戴白色大帽子，我父亲粗暴地干预了我姐姐，勒令她把烫过的头发剪掉，并且不准她戴那种帽子，还逼着姐姐把帽子剪破了。为此姐姐哭得很伤心，我心里也为姐姐打抱不平。
我上初中后，也很喜欢听港台流行歌曲。当时，梅艳芳很红，她的《妖女》《坏女孩》《红唇烈焰》等歌曲的确让人听了脸红。什么“他将身体紧紧贴我，还从眉心开始轻轻亲我，快喝杯冰水冷静透一口气，回头寻找理性放了在何处……”这些大胆的歌词让中年人有些接受不了。
那时我放学回到家，马上就用录音机高声播放香港流行歌曲，边听边跟着唱，如痴如醉。我父亲就很看不惯，他下班回到家，我赶紧把音乐停掉。可是，我到底不像姐姐那么乖，我会想办法抗争的。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要打游击战，聪明人不要拿鸡蛋碰石头。
在和我父亲暗中角力的过程中，我也会反省--其实“潮流”真有那么迷人吗？
里面有没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就要拥护”这样的傻蛋逻辑呢？
我喜欢什么，难道仅仅是因为“父亲反对什么”吗？
我喜欢或不喜欢什么，应该有充足的理由才行，否则也太没出息了。我联想到前些年我姐姐她们的潮流符号，然后再看看我身上正流行的东西--真像“城头变换大王旗，各领风骚三两季”。
所谓“潮流”，就好像天上的云朵，随风飘浮而又不断地变化形状，这是为什么呢？当时我真是个“问号少年”，脑海里经常一大串问号。
人还是一样的人，而服饰、歌曲等潮流符号却在不断变化着，到底是观念在变还是人在变呢？或者，是观念以冲突的方式在较量吗？
“潮流”难道真的代表着先进的方向吗？“一代更比一代强”的结论真的正确吗？如果“潮流”是云，那么谁是“风”呢？
如果风不是自然的，那背后“煽风的手”到底目的何在？推手是数量庞大的一群人还是少数几个叼着雪茄、坐在关键位置上的策划者呢？
假如“潮流”的审美是无中生有的，那么青少年热衷攀附潮流的动机究竟是认同别人“塞过来”的新潮审美观，还是仅仅想借用这些符号为手段去和代表旧势力的父母划清界线呢？
这些问题反复在我脑海里旋转。直到高二时，我在一本谈美学原理的书上看到一句话，恍然大悟。那句话大概是说：审美观是因人而异的，没有普世标准。它通过教育让诸多个体思想取得相对统一。
于是我明白了--原来我喜欢最新款式的牛仔裤，并非自己原有的审美观觉得它美，而是被一些外在宣传力量所牵引着认同。比如从电视上看到明星在穿一款牛仔裤，同学们都很羡慕，哪位同学一旦拥有，自然很吸引眼球。
因此，我之所以买它未必是因为“我觉得”它穿在我身上很好看，而只是为了让其他同学羡慕。这款式是否适合我不是重点，重点在于我获得了其他满足。
从这一点出发，我继而想到--我捍卫的审美标准未必是纯洁的，它是一连串复杂动因交战的结果。
我可能用新潮的服饰来彰显与父亲抗争的斗志，也可能希望通过它来赢得同学们羡慕的眼光。至于“我自己”是不是真正喜欢它，其实不大重要。
既然我这样想，那别人很可能也是这样想的。一个人每天穿什么衣服上街，其实经过了复杂的决策过程，真正属于“自我”的意愿成分很低。一个人越想活得“自我”，就越要防止“他人”的影响入侵。
曾老师说得绘声绘色，他仿佛回到了青少年时代，举手投足都很投入。我们几个学生都乐呵呵地听着，觉得曾老师就是我们阵营中的一员。
曾老师谈思路
其实我并非刻意选择那一天来启发小松什么，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只要看见他在做什么，我就会和他谈什么。而那一次他正好在听歌，我于是就趁机打开话题了。越是生活中随机的谈话，效果越好。
虽然我现在是不听香港流行歌曲了，但并不反感别人听。要想和青少年拉近心理距离，就要尊重他们的流行文化。长辈先放下姿态，尊重他们，他们才能打开天然的壁垒容许你走进他们的心里。放下姿态不但是和青少年谈心的一种灵活策略，本身也是一种看待事物的多元包容态度。你的表情、语气有了诚意，孩子自然会研读出来，也才更愿意和大人深入讨论。
家长为何不喜欢孩子追逐时尚
曾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在他看来，家长不喜欢年轻人追逐时尚潮流的原因，无非以下两点：
1.家长觉得他们的观点更正确，劝人放弃差的标准向他们看齐。假如这样，双方可以公平辩论，考验审美观和逻辑能力。
2.当道理上讲不过年轻人时，掌握了话语权的家长就仗着强势地位对弱势方进行强力压制。
网上经常有针对70后、80后、90后的话题，将原本生活在一起的一群人剔除共性，按照10年一拨来归类，然后加以嘲讽或鞭挞，这本来就是一种低级的精神暴力行为。这背后其实是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非理性嘲笑行为--难道1981年出生的人与1979年出生的人有很大不同吗？
将人群简单分类，这群人对另一群人指指点点，看上去挺娱乐，实际上是低级趣味在作怪。说到底，仅仅因为如今是60后、70后掌握了社会主流话语权而已。
当1971年出生的人在嘲笑1989年出生的人时，其实不过是“一朝令在手，便把令来行”的肤浅心态在作怪。人类社会的大部分嘲笑行为都不以逻辑真理为基础，只是掌握了强势武器。“那为什么没人出来阻止这种低级嘲笑呢？”我忍不住问道。“社会的主体是‘群众’，群众就是‘大多数’。有话语权的‘社会贤达’未必愿意得罪群众，中国人没有较真的传统。再说，成年人的世界里有一种潜规则，即‘我们是一帮人’，就像玩游戏那样，我们是在同一组的，就要相互守望，利益共享。‘我们这一群’数量众多，能量巨大。一般来说，越有见识的人越谦虚平和，见识越短的人越容易争论得脸红脖子粗。越是坚持真理并且遵循理性指引的人越无法从政，因为撒谎会分裂其人格。同理，有时家长对孩子的‘官威’强度与自身的思维深度成反比，个中道理和其他原则相通。”
曾老师的话让我豁然开朗。我感觉他好像是从“敌营”叛逃过来的。
曾老师谈思路
家长作为一个群体，同样深受无意识力量的支配。任何必经逻辑推理才能获得的清晰观点，都只能在理性个体的内心世界静静地展开。所以理性的观点往往只能被少数个体接受，而不会轻易在社会上大面积开花。想要一种观点被社会普遍接受，必须使其经过通俗化的包装，然后大力宣扬，最后交由漫长的时间来完成。历史很清晰地告诉我们：当思想家提出的观点经过诸多曲折的途径最终影响到大众时，提出观点的哲人们早已化作尘土了。
所以孩子不是非得把长辈们的所有观点都放在心上，关键是自己内心要有“定见”，就是要理性，懂得思考。假如家长倚老卖老，也不要跟他们急，就像父母辈掌权后会盖过爷爷辈的风头那样，等你们到了40岁，也同样可以在他们面前扬眉吐气。
有一首古诗说：百尺竿头望九州，前人田土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更有收人在后头。总有一天，孩子也会掌握话语权，他们的感情和回忆将成为消费市场的主流符号。电影将以他们所经历的时代为背景来制作，访谈节目都围绕他们关心的议题而展开，一切都会跟着他们的好恶而转--因为那时他们有消费力，有话语权，而老年人早已被权力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