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犯头晕恶心越来越频繁，具体是头越来越晕，喝点水也呕吐，以至于最后吐起了血。送到医院被确诊为胃癌，而且晚期。病情并没有像电视上那样搞得天下皆知只瞒着病人一个不知。李锋的妈妈面对自己的绝症显得很平静，她觉得一个长年干活的人难免是要得病的，她也不怕死，人总归是要死的，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她所不能接受的是自己居然得了这么大的病。首先她自认为没作过孽，其次她认为吃的苦没有多大，还不能跟这么大的病成正比。虽然她之前没有跟癌症打过交道，但她早就听说癌症的价格问题。惊人的医疗费把她吓昏了一次又一次，一醒来就要回家，声称治也没用，钱都白花了。虽然所有的人心里也都这么想的，但大家还是安慰她，先做个切除手术，然后带三分之一的胃回家，喝点粥什么的可能还能活上个几年，如果就这么回去了，大概这一年都活不到头。她只好答应做手术。
住院那段时间李锋都不在场，他得上班，是爸爸在医院陪护。花了多少钱，李锋也始终没搞清楚。家里因为盖楼房，还欠着亲戚们的债，现在又找亲戚借钱，简直就成了一笔理不出头绪的糊涂账。以前妈妈头晕恶心什么的，李锋去葫芦乡医院拿点药回来给她吃（顺便看看能不能碰上高敏）倒是可以通过自己公费医疗解决，但既然生了这么大病，自己所能享受的公费医疗是帮不上妈妈的忙了，除非李锋自己也得癌症。但李锋又被告知，即便他自己得了癌症，也不能公费医疗全部报销。这正如爸爸回到家唉声叹气所说的那话：穷人不害病，就是走大运。
村里考虑到李锋他们家是军属，额外照顾了几百块钱。葫芦乡中学的广大师生也在校长的号召下给李锋的妈妈捐了款。为了搞好捐款工作，需要李锋提供点妈妈的情况，后来在校园橱窗里出现的倡议书写道：李锋的妈妈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一辈子勤勤恳恳，培养了几个子女，一个为人师表，造福乡梓，一个保家卫国，屡立战功（姐姐李丽因为没什么好写的，被故意略了），总之，李锋的妈妈是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妇女。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难道我们不该献出一份爱心，难道我们不该伸出我们的援助之手吗？”李锋对倡议书结尾的这两个反问句印象深刻。
这些让李锋十分不自在，因为他所到之处都是一种怪异的目光，与其说人们是使用这种目光来同情他，不如说人们是希望通过他看到他的妈妈及其身上那些可怕的癌细胞。同事之间，一切习以为常的调笑、互相攻击和拍拍打打都因妈妈的癌症而被突然取缔了。在课堂上，原先一直调皮捣蛋的那几个学生也不再调皮捣蛋了，李锋对于他们突如其来地遵守纪律感到很难为情。课堂上尊重了，但个别不爱写作业的孩子还是很难在李锋妈妈癌症期间写作业，李锋拿不定主意是不是像平常那样要把他们找来谈谈。很可能这几个没写作业的家伙也捐了五毛一块钱什么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根本就不希望接受捐款。不过最后他还是接受了。妈妈那病确实很需要钱，能弄一点是一点吧。
手术据说相当成功，这让大家长舒一口气，好像妈妈就此痊愈了一样。所以出院回家那天，还是放了不少鞭炮。整个手术期间李锋都没怎么去医院，当妈妈出院回到家突然出现他眼前时，他被自己所看到的妈妈吓了一跳。后者瘦得完全是皮包骨头，甚至看上去连骨头都少了许多，而只剩下了一小把。李锋坐在妈妈的床前，想伸手握住妈妈的手，结果没忍心，也不敢去抓。他委实不愿意待在妈妈的房间。
鞭炮放过后几天，爸爸得照常下地干活，而且要双倍地干活才行。李锋在学校也被准许考课不考勤，只要他的课一上完，就应该按照人们希望和想象的那样回来料理妈妈。他回到家其实也并没有太多的任务，只需要在妈妈躺下的时候，偶尔做点诸如倒杯水来之类简单的事，大多数时候就是坐在床边。妈妈虽然瘦得不成样子，但还没有到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份。不仅如此，她仍然还会行走无声地下地摘点菜、做顿饭，只是得身边有人，防止她突然倒在地上。当然，李锋也知道，有人在旁边也不能防止她突然倒在地上，陪在身边的人的唯一任务就是当她倒在地上后把她连头带脚抱起，然后像放置玩具那样放在因为药味而显得潮湿阴冷的床上而已。或者就是，当妈妈倒在地上死掉的时候，有个人可以准确地提供前者的死亡时间。李锋更多的时候是坐在床沿陪妈妈看电视，是一部冗长的电视连续剧，看到好笑的地方母子二人还会异口同声地笑起来。此时此刻，李锋想到，别人都在搞教学，而自己却在工作期间坐在家里看电视剧，如果被学校的人知道了，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当然，看电视的时间一长，人就犯困。李锋有时就困得在妈妈脚边趴着睡一小会儿。妈妈更容易睡着，但李锋很担心这个。因为妈妈一睡着会让他感到害怕，首先妈妈瘦得眼睛和嘴唇似乎都闭合不拢，看起来很疼很苦。另外他不免要担心妈妈会就这么在自己旁边死去。届时他是不是应该像眼前电视上那些人所做的那样大声呼喊猛烈摇晃妈妈，或者马上跑出去鬼哭狼嚎惊动所有的人？
好在以上都是妈妈刚出院那一会儿，一个多月后一切又都恢复了平常，即李锋可以照常上班，亲朋好友乡里乡亲也不再来探望，大家对他人的关心和情感总归是有限的，自己的生计更为重要。期间弟弟李钢从部队请假回来探视过一次。弟弟李钢和妈妈抱头痛哭，然后跟妈妈又有说有笑起来，讲了自己在外的许多见闻。弟弟临走安慰全家，他希望大家不要太担心，他年底就退伍回来了，到时候他会加入到挣钱行列之中来。他还和哥哥李锋以成年人的口吻谈了谈这个家，弟弟已听说姐姐给哥哥介绍蔡勤的事，他认为无论蔡勤还是谁，都行，哥哥应该赶紧找一个对象，这样妈妈看见了会高兴的，一高兴说不定就能多活几年。他还说，早知道这样他就不当兵去了，如果他不当兵，一定会这么干的，那就是让妈妈看到儿媳妇。
弟弟确实很懂事，早年卖菜给家里挣钱，后来当兵也不忘写盖有三角形邮戳的免费信，这是妈妈特别喜欢弟弟的原因，李锋也因为有这样的弟弟很欣慰。但他对弟弟这个看法还是很不高兴。不过，他觉得虽然自己不高兴，但最好什么也别说，如果说了什么会显得自己很不孝顺。
关于世纪问题，有人说2000年即是二十一世纪，也有人认为2001年才是二十一世纪的开始。两种说法在1999年和之前可谓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李锋当然和大多数人一样相信前者，原因很简单，那就是1和2的变化。
所以，在年底到来之前，李锋和很多人一样确实感到有种紧张。他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就听过预言，1999年将是世界末日。关于世界末日的说法也有很多，但他只记得这一个。此时此刻，所有的媒体铺天盖地的都是对过去千百年的回忆，就像老人，就像他妈妈那样，因为没有将来，整个即将毁灭的地球只好躺在病床上回忆。有的人回忆时满面愁容，有的人扼腕叹息，有的人则怀念不已，有的人像对未来那样充满着憧憬和向往之情。媒体对于千百年来历史的回忆却以一种饶有兴味的方式进行，比如在说到二十世纪中国封建帝制结束这一重大话题时，一不小心就会延伸探讨起末代皇帝的性生活上来了。也就是说，内容虽然沉重但形式轻松活泼，人们也便觉得这日子还有点意思了。
李锋是以扼腕叹息的心情活在1999年的。他们这代人很小的时候就被誉为“跨世纪的青少年”、“跨世纪的人才”，现在，世纪的门槛近在眼前，能否跨过去是预言（地球爆炸或人类灭亡）能否实现的问题。凭直觉，李锋觉得跨过去是没什么问题的，2000年元旦那天是晴是雨大概是能够看到的，问题在于他一点儿也不觉得自己是“人才”。在门槛这边不是人才，过去了也大概还这样。如果说人才有个学历标准，李锋不是，自从响应姑妈的号召于工作当年就报考成人自学考试后，数年过去，直至今日他也没通过全部考试拿到文凭。如果说人才有个能力标准，李锋觉得作为葫芦乡一名中学教师，才能再大也大不到哪儿去，何况自己的工作能力向来平庸……
这一年单位里有好几个年轻同事都结婚了，据说是为了在新世纪到来那一天生个孩子。出于习俗，李锋都上了份子钱，但很少参加婚宴。在香港回归那次歌咏比赛中给李锋化过妆的韩老师也于这一年结了婚。李锋例外地参加了她的婚宴，而且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上了双份的钱。这当然可以理解为韩老师夫妻都是本校同事，一人一份，但事实上除了李锋，别人都只上一份。他们的婚宴也没有像李锋以前所经历过的那样在家里摆设，而是挪到了乡政府旁边的饭店里搞了起来。本来乡政府旁边仅一家饭店，大致是乡里各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们的吃喝之地。但因为长江大桥的开通，那一带要搞城镇开发，大量方头大耳的老板率领着又黑又瘦的外地民工涌入了葫芦乡，一时饭店林立。韩老师夫妻选择的当然是最好的那一家。大概一共摆了三十来桌，都在饭店大堂里同时进行。如果在家里摆酒，没那么大场地，没那么多桌椅板凳锅碗瓢盆，亲朋好友得分批吃喝才行。李锋记得姐姐李丽结婚那会儿就是吃完一拨人，把桌子空出来，重新上干净餐具和酒菜，给下一拨在院子里等候多时的客人上。那样看起来来客不像是来道喜的，而是特意赶来吃喝的，不吃不喝就亏大了。即便真心道喜吧，也显得假。这下好了，葫芦乡有了饭店，有了足以容得下所有亲朋的大堂，不需要坐在农家院子里等了，大家从此以后都会很真诚地道喜了。
不仅如此，在婚宴开始前，新郎新娘还在大堂中央的台子上举行了一系列仪式。主持人正是教导主任老赵。整个仪式漫长而琐碎，不外乎证婚、双方父母致辞、新人喝交杯酒什么的，搞得所有的食客饥肠辘辘、很不耐烦。许多家长不免要伸手在冷盘里用手抓点蜜枣、盐鸭偷偷塞给带来的孩子垫垫。不过，韩老师婚宴前的这一系列仪式，对于葫芦乡人来说，还不多见，大多数人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虽然饿得不轻，大家还是伸长了颈子往台子上望。位置较偏看不清的，就站起来或走到能看清楚的地方。看到好玩的地方，比如喝交杯酒时，大家都跟着咧开大嘴笑。李锋当然也是这么笑的。等这一切结束，服务员才端上热菜，大家共同举杯，开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