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明下起了雨，四个人上街买好了上黄山的矿泉水、面包、方便面等。十点前搭上一辆去黄山的中巴，十二点前后到了黄山脚下。先去设在邮电局的寄存处存好行李包裹，然后乘车至索道口。虽然天阴欲雨，仍有好几个旅游团等候上山。从下午一点排队，直到四点前后我们才坐上缆车。拥挤着排队等待的三个多小时，使我游览黄山胜景的兴致大大减弱。
上山后，四个人急急忙忙赶到光明顶时，已是下午五点。一直阴着的天下起了小雨，气温突然变凉。这里气象台办的招待所全部床位早巳预订一空，听说有部分床位都安排了两个人。无奈，我们只能每人十五元租一件棉大衣，等到餐厅七点卖完饭后，放我们进去。有将近四十个人身裹黄色棉大衣，在小凳、长条靠背椅摆成的铺上过夜。
夜里风雨交加，我们的位置离门口近，特别寒冷。我被冻醒好几次，五点前醒来再也没法睡，站着活动了一阵，依然感到冷。打喷嚏、流清鼻，明显的感冒症状。依偎在长木椅里的肖冰父女也好像睡得不实在。蜷曲着身体侧睡在圆餐桌上的史孝先又打呼噜又磨牙，睡得很香的样子。大厅里不同方位响着互为呼应的鼾声，更多的是此起彼伏的喷嚏和咳嗽声，渲染着这个黄山光明顶的风雨之夜。
天亮时雨完全停了。但云雾太大，游客们难以饱览黄山美色，只能在忽隐忽现的山峰间管窥黄山神韵，使这座声震四海的名山多了一种神秘莫测的色彩。然而毕竟无缘感受黄山峰峦云海的本真之美，我不知道啥时候还能有缘再来这里。
傍晚下山，住进车站附近的一家私人旅社。这里的农家大都盖起二层楼房，接待游山的客人，收人不菲。
我和史孝先打算第二天去九华山，肖冰父女决定原路到南京后返回白银。
由黄山到九华山途经太平湖，大渡轮足足装载了七八辆汽车。过湖时，下着牛毛细雨，远处雨雾里的山水美极了；穿着雨衣的渔人坐在小船上垂钓，颇有诗意。我自然而然地想起唐人张志和《渔父》词中“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句子来。
车到九华山，天下起了中雨，时间虽然是中午，雨一直不停，上山是不行了。我们住好了店，上街吃面，孝先买了半斤肉，我只吃了丁点瘦的，他居然将肥的也全部吃光了。孝先出门能吃能睡，真让人羡慕。
一同下车的辽宁夫妇与我们住到一个店里，又一起游山拜佛，男的姓冯，夫人姓王，与我们年纪相仿。老冯在练道家气功，和我多了几分亲和感。
下午，我们冒雨游览了九华街及周围的许多佛寺，参拜如来佛祖和地藏菩萨肉身殿。九华山是我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是地藏菩萨的道场。这里寺庙很多，有一座禅院里的佛像呈黑褐色，十分古旧的感觉，我在像前稍一静立，全身便有了又麻又紧的强烈气感。老冯也说：这个庙子气场特别强。
第二天晴空万里，雨洗过的佛国圣山更是清新无比。一大早四人结伴乘车至凤凰岭，坐缆车到半山，然后沿石阶而上。我们选择的路可能有点背，攀者甚少，中间有一段石阶久未保养过，陡峭处有松动错落之石。我们小心攀登，只望着峰顶一路而上，终于登上海拔最高的十王峰。回首望去，那参差的山峰果然清晰若群像，数过来恰恰十尊。此时的我心情极为欢愉舒畅。
在山顶稍稍休息后，我们沿岭头经五指峰到天台正顶。几个人烧香礼拜后，放眼远眺，九华四围尽收眼底。竟有些“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而后循阶而下，经古拜经台、观音峰、天梯，至慧居禅寺、凤凰松等多处寺院禅林及自然景观。于下午二点四十分回到旅社，打点行囊，吃饱肚子，与老冯夫妇握别后，我们二人又上了三点半发往贵池的班车一拟由那里坐船去九江庐山。
车到贵池时，我俩被一女服务员招至她家的旅社，位置靠近江边。住处虽然简陋，但服务还周到那少妇免费代我们去码头购好了翌日五点抵达池州港的两张江申八号轮池州至九江的四等舱船票。
天不亮我们就到了码头，上海一武汉的江申八号客轮晚点了一个多小时，七点半我们才上了船。找到位于四层楼的四等舱，我与孝先是上下铺。听人讲由池州到九江快船需行八小时。
江申八号抵达九江港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半前后，足足航行了十二个小时。天色巳晚，我俩在码头附近的一家旅社住了下来。了解到庐山就在九江市背后，上山的汽车很多。
天亮后，我们吃了早点，乘坐一辆中巴上庐山，领略了仙人洞、天桥等几个景点的风光。在庐山的时间短，蜻蜓点水似的，许多景点都没能去。
下午三点半我俩坐大客车下了山。
这里去武汉的轮船票大都被个体饭馆的老板从内部搞到手，作为他们“宰”客的筹码。我们没有经验，因不愿被宰而失去了一次购得铺位的机会，最后在票房窗口只购到两张散席船票。
这散席是如何样的，也只能上了船才可知晓。
至此，由黄山而引发一路九华山和庐山的名山之旅也就结束了。虽然是掠影似的观光，但毕竟是到过了。
无论是黄山光明顶餐厅里风雪之夜的难熬，还是攀上九华十王峰远眺群山时的怡悦，乃至坐在庐山天桥上伸出一条腿，让同伴拍一张如同将脚搭在对面石崖上的照片。这中间或痛苦，或怡悦，或快乐有趣，都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2007年国际儿童节前一日于宽堂
二进武汉
我和史孝先从九江港票房买到两张散席票。上船后，因为情况不熟悉，加之精力不足，当听说可以补购铺票，等我们找到地方时，已经没有了。只好花四元钱租了两张凉席子，找了一处尚无人占的较为避风的甲板角落铺上了席子一一有了我们赖以过夜的草席地铺一一也明白了散席的含义。
白天上庐山跑累了。孝先躺到席子上不久，便睡着了。我在黄山受凉感冒，服用药片，虽有缓解，却始终未愈，一直还咳嗽着。坐在散席上毫无睡意。
这艘去汉口的轮船是由上海起航的江申二号，到九江的正点应是下午七点十分，实际抵港已经八点多，晚点了一个小时。从九江起航后便全速向武汉方向驶去，第二天中午前可到汉口港。
连云港交流展出结束后，决定南下游黄山，我便有了取道武汉看望老师的行程计划。史孝先早有拜访周韶华先生的愿望，便和我结伴而行。因为出外后的临时决定，未能事先与老师和金林联系，不知他们是否都在家，所以我的心总不是很踏实。
甲板过道里的风竟比刚上船时更明显，我穿上了所有的衣服，身上盖着风衣躺下。太累了，终于睡着了。
蜷缩在草席子上的我被冻醒时，感到非常的冷。这个时候，我更加深刻地体会着穷人的艰难。我爬起来，在船舱里走动了一会儿，感觉没那么冷了，但再也不敢躺下睡了。
我是夜里十点多睡着的，冻醒时是子夜十二点半的样子，睡了两个小时。孝先打着呼噜，依然睡得很香。黄山的那天夜里，他也是一觉睡到天亮，我冻感冒了，他却没事。江申二号散席的难熬之夜，对孝先来讲依然在梦中度过，并无太多感受。我想可能是胖人比瘦人耐冻的原因吧。
我看了看表还不到二点，离天亮还有四五个小时，真不好受，眼皮又有点沉重感。穿着内衣上厕所的旅客不时从眼前走过，自己睡三等四等舱时，对舱里躺着靠着的散席客人从未关注过。现在躺在甲板上看着别人目不俯视地从身边过往，突然明白：原来我也是坐散席的角色一一自己的人生不正是如此吗！
上午十时，江申二号准点抵达汉口。我与孝先找到张金林所在的长江艺术家美术馆，正巧是个星期天，里边没人，大门由外面锁着。我们便在民意四路附近的一家交通局办的招待所住下。査到汤文选老师家的电话号码，没想到一打就通。老师刚巧早晨由河南回到家，真是天意。能与老师会面，心情很激动。
文选老师要我们下午去他家里，他在电话里告诉我美术院所在具体地名：“坐车到螃蟹（础）甲。”
“什么旁海甲？”我没听明白。
“就是齐白石画的那个螃蟹，噢！对了螃蟹是螃蟹甲。”
武汉土语“蟹”读“沾广。
下午，我们乘公交车到武昌，顺利找到螃蟹甲附近的湖北省美术院。前一年来武汉有金林带路，根本没管啥地段，只要跟着走就行了。
三点多在汤府拜见了思念已久的文选老师。老师温文尔雅，有大儒风度。与老师通信五年之后，师生首次见面，我的心情十分激动。老师也很高兴。他与小儿子汤用夫妇一起生活。星期天，汤用夫妇都在家，老师热情留我和孝先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在座的除汤用全家，还有大公子汤立，和专程送文选师由湖南巩义回武汉的王先生。
王先生是巩义民俗村副总经理位年轻的艺术活动家。他们组织了一次全国花鸟画邀请展，汤老师被请去做评委的。交谈起来，方知他与王合多是老乡。他的一门亲戚在马来西亚开画廊，王合多和张金林去马来西亚搞画展是他介绍的。
说着，他随即跟正在广州的王合多通了电话。打完电话后，告诉我们他俩晚上便从广州回武汉。~
那天下午，我和史孝先请汤老师看了我们在连云港展出的画，老师看得很仔细，说了他的看法。我是挙生，说的相对多一些；对孝先比较客气。
第二天早晨，我从电话簿里査出两个周韶华的号码。第一个接通是位工人；第二位正是周老师的声音。他让我们下午四点去他家里，说是电视台记者约好的二点要去采访他。通完电话，我们由汉口搬到武昌的南站旅舍。那里离美术院不远，十一点我俩在街上吃过午饭，坐车先去汤老师家。
汤老师说刚才王合多给他来过电话，他和张金林已经回到武汉了。
我赶紧与长江美术馆联系，他们告诉了张金林手机的号码和联系方法，经过十多分钟的呼叫联系，终于在电话里听到了金林的声音。
半个小时后，张金林骑自行车来到汤老师家。半年前，史孝先去北京参加他们部里组织的活动时，张金林和施江诚几个人正在中国画研究院办画展，他们在北京见过面的。大家都认识，气氛更加和谐。金林请汤老师看他的一批古陶花丼画照。他的这批画在构成上很有些想法和突破。
汤府在一楼，阳台门通到一个小院子里，院里有一不大的太湖石，还有芭蕉树等。老师呼之“拳石园”。
孝先带有相机，几人与老师在园里合了影。可惜的是，未能将那拳石摄入镜头。“拳石园”无石，那感觉便不是一回事了。
下午，张金林带我们去周府。
女记者和摄像师的采访还没结束。依然是王老师开的门，去年来时客厅在里面，这次挪到了进门的厅子里。我们进到里间坐下，听着前厅里已经接近尾声的采访问答。好像是有关韶华老师近期创作活动的事。
早晨电话里听说我到了武汉，还有一位画山水的同伴一起想拜访他时，虽然老师已经有了记者采访的约定，仍旧毫不迟疑地答应四点和我们见面。作为大画家，周老师确实有大胸襟。
送走电视台记者，先生便与我们亲切会面。我讲了去连云港联展的事，并介绍了史孝先。金林讲了他们去马来西亚的展出盛况，韶华老师很高兴。
王老师虽然依旧显得瘦小单薄，但那天特别精神，她一直帮我们在地板上压画。
史孝先因为对周韶华先生心仪已久，从旅舍背来了他所带的全部画一很大的一卷，一张一张地展开请先生看。到后来，周老师显得有些累了，但还是耐心地一张张全部看完。五点多了，我们起身告辞，韶华老师说：“别走了，就在这里吃饭吧！”王老师说：“你们好好聊吧，西北到这里，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我给咱们包饺子吃。”
多好的师母啊！吃饭的时候，她还说起陆山第一次来武汉是个冬天，下着雪，路不熟，找到周府已经天黑了。她那瘦弱的身体里竟有一颗博大的心，如此理解和容纳拜访先生的众多艺术学子。
万万没想到的是，四年后，师母竟一病不起，离老师而去。当我从周老师的信里得知师母逝世的消息时，禁不住泪水盈眶……
那次在武汉待了三天。拜见了刚由河南回来的文选老师。见到了由马来西亚返回的金林兄。又一起拜见了韶华师和师母王老师。而韶华老师也是两天前才由襄樊回到武汉的。实在是太幸运了。我想，这或许是天意吧。
回兰州的火车票依旧是金林夫人通过她小妹买的，他们夫妇跑了一个上午，中午又一齐来我们住的南站旅舍送票。
他们的真诚让我感动，也让我更加珍惜这一份友谊。
写于2007年国际儿童节
两位领导
还是在靖远师范教书时，住在学校后面文胜巷的小院里个很僻背的所在。除了几家常来往的亲戚朋友外，很少有别人来，也不容易找到。
突然有一天，由师范调到市文联工作的张守文陪着文联主席葛维惶来到我家。
“苏老师，葛主席专门来看望你。”张守文一进门便说。
“主席找我有事吗？”我问。
“没有啥事，到靖远办完事，就是想来看看你。你住在这么个深巷小院，车也进不来。”葛维惶说话直爽随和。
文联主席专门来家看望我这个业余美术作者，这让我很意外。或许作为文联主席，他对文艺作者都关心。但就我来讲，除了学校领导有一个春节曾挨门到老师家里拜过年外，还从来没有哪一位处级干部光临寒舍。
我们的小巷汽车无法进来，我原以为车停在学校院里。送他们出来时，发现小车停在春光厂家属院前墙拐角处。守文告诉我，他们没有去学校，是专门到我这儿来的。我们这边水渠旁的小路，以及我家门前一百多米的巷道只能走架子车，再小的汽车也无法开进来。
市美协成立时，我被挂了个理事。以后到美协开会，去文联的机会比原先多了，与葛主席见面每次都感到自然随和。
记得一次房子里好几个人闲谈，说到书画创作时，葛主席突然说：“白银能称得起画家的，我看就是老苏。”
“不敢不敢！比我画得好的人有的是。”当着很多人这样说，让我很吃惊，也有些尴尬。应该说，作为文联主席，他这样说对其他人显得不公平。但感觉得出来，葛维惶确实比较看得起我。
我调到市群艺馆工作时，葛维惶早就调到报社当总编了。偶尔的场合里见见面而已。
一九九三年夏天，我二女儿由张掖师专美术系毕业，孩子的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件大难事。一开始我也想到过找葛维惶。但明知道我的学生刘森是报社的美术编辑，地方小报，只有一个美编名额，再要张口不是为难主编吗？所以，我的主要目标是联系没有美术教员的中等学校；另外还通过张有才联系过建行。但最终一家也没能落实下来。
那个阶段，分房遇到阻力，孩子的工作单位又找不下，我的压力非常大。
就在我为女儿的工作单位发愁时，李晓荣来找我帮忙，请我跟葛总编说个话。他在原单位工作不舒畅，想去报社当美编。
“报社有美编呢。”我说。
“刘森调走了。”
“是吗！？”我有些意外。
“没问题，调到省经济日报了。”
这事让我很尴尬：李晓荣和我关系很好，应该帮忙；我的女儿又正需要找工作单位。在我不知报社情况有变时，晓荣提出了这事，他也知道葛总编对我不错。我决定替晓荣问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