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巧，葛维惶来群艺馆看正在举办的李祥年收藏及个人书法展，我陪他在展厅里参观完后，一起进了我的房间。当时就我们两个人~我先证实了刘森调走他们需要美编的现状后，向他推荐我的学生李晓荣。特别提到晓荣的工作能力和人品都是一流的。
“李晓荣不错，学得扎实，工作能力特别强，又很可靠。调到你那里，一定能干得很出色。我女儿大学毕业，也没找你，想联系学校让她去教美术。”我最后提到了女儿。
“怎么！你女儿是学美术的？你还推荐其他人？”葛维惶对我的行为不理解。
我说自己女儿能力赶不上这个学生。他说：“我不要能力强的，就让你女儿来吧。老苏呵！现在哪有你这样的人。”
葛维惶如此干脆的回答是我没想到的。心里既感动又有些为难一如何给晓荣说呢？
那天晚饭后，我去市政府单身楼找调到白银不久的李迎春。他是我表侄，原先在会宁县当县长，刚调到市民政局担任书记。女儿工作的事我也在托他想办法。迎春听我说了情况后，说出他的看法：“你就直接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李晓荣，既然他对你这个老师好，就不会误解你，更不会怪你。毕竟他有工作，彦竹更需要关心嘛！”
晓荣很好，他不但没有怪我，反倒转过来关心彦竹的事，希望能顺利办成。
后来在办理的过程中，还真出了点紧张。
就在女儿由学校办来派遣证的那一段，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向报社推荐过人，葛说没有编制了。彦竹去组织部办手续时，被挡住了。最后还是葛总编跟副部长说，彦竹这事是五月份就定的，组织部杨部长知道并同意的。
这是事实，杨部长喜欢书画，对我也很关心，我女儿的事他是同意了的。然而站到葛总编的位置，副部长也是上司，为了我这个普通百姓的孩子而拂上司的意，恐怕是一般为官的人所不取的。想到这一层，除了感激，我对葛维惶更有了一种敬佩心理。
一年以后，岳世武由平川来，告诉我葛总编在平川的一个聚会上听世武说和我是朋友，他当着大家说：“你那个朋友，自己的女儿没地方安排，还推荐别人。现在没有他那样傻的人。”
后来，葛维惶调到党校当常务副校长去了，他的住处也搬了。很长一段时间没再见到过他。
一次，我去市委找朱红副书记，碰巧他正在房间里。朱书记要给我介绍，我说：“我们很熟。葛校长还是我的恩公。”
“别别别，老苏，啥恩公不恩公的。”葛维惶对我当着朱书记的面这样说，或许没有想到。
其实，朱红书记是另外一位关心并有恩于我的领导。和认识葛维惶不一样，认识朱红是我去找他的。
有个阶段，我的小女儿想由师范调到市上来。女婿工作单位在市区，房子也买到这里，周末她带个孩子上下奔波很不方便。
我是个凡夫俗子，又为小女儿的事跑上了。找了些认识的人，没有结果。
这时候，有关心的人讲，市上要成立图书馆，进的人多。让我找找领导，或许是个机会。
我便去找主管书记朱红。一次去省画院，李宝峰先生问我朱红是不是调到白银当书记了，并说朱红是个挺好的人，对书画家很关心，我才有了这个胆量的。
我毕竟胆怯，叫了李迎春一起去朱书记房间。他看上去很和善，听我说了原委，答复我孩子的事，图书馆可以考虑。
没想到他很重视，很快便跟筹备负责人张维奎打了招呼。
筹备处就设在群艺馆二楼展厅门口的两间房子里，和我的房间只隔个展厅门，十来步的距离。
张维奎跟我说，已经把我女儿放到第一批借调的几个人中间了。那个阶段，他们要写个字干个啥的，张便来叫我。女儿要在他手下干了，我当然乐意效劳。
结果，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由于女儿是工人身份，新任主管副市长不同意，我的女儿不但从第一批借调名单中被拿掉，而且最终也没能调进图书馆。
就在图书馆筹备到宣布成立，借群艺馆一楼开展借阅业务期间，作为主管市委副书记，朱红曾多次来过。若有时间，总要到我房间里坐一坐。孩子虽没调成，我和朱红却熟悉了。
那一年，美协换届，主席找我谈话：准备让我担任秘书长，挂个常务理事。考虑到拟定的班子里，除了陈成玉便是我岁数最大了；秘书长是要干事跑腿的，自己不如年轻人得力，我便推辞掉了。
我想，领导一定不高兴。没想到的是文代会上竟给我放了个文联委员的头衔。事后有人跟我透露说：朱书记对你很关心，特别称赞你的画。我才恍然大悟。
小女儿调动不成，儿子大学毕业又回来了。我们馆里美术力量单薄，我也快退休了，曾馆长看得起我儿子，很想要到馆里。这便让我鼓足了劲去找市长。
市长很忙，去办公室几次都不在。有好心人建议我去家里找，也确实在他家里见到了市长。刚坐下来，还没来得及说啥，电话铃响了，市长先是接电话，接下来又往外打电话，说的都是工作上的大事。十分钟过去了，我知趣地向刚要再拨电话的市长告辞道：“市长这样忙，我是个私人小事，就不打扰了。等您上班不太忙时，我再到办公室找您谈吧。”
“那好吧。”市长说。
我不死心，又往政府办公室跑了多次，市长不是开会就是不在。
后来一次李迎春陪我去找，是打听好了去的。市长正在他办公室里。听我说了情况，他跟我讲：目前正要在干部里清理亲属在一个系统的问题。我想：我一个普通专业干部，跟儿子一个单位干活扯不上啥特权，何况我很快就到退休年龄了，便不想听他给我讲大道理。
趁其话音一落，我急忙站起来说：“市长的意思我懂了。您很忙，我先告辞了。”我旁边确实还有一位局长等着汇报工作呢。
市上彻底没戏了，我便请郑立明老师帮我联系区上的学校。郑老师是我们馆辅导部主任兼艺校校长，美术部成立前，我一直在他手下干活。他在市一中教过书，区上熟人很多，和我关系也好。
经过一番努力，郑老师帮我联系好了职业中学，区教育局的局长也说好了。没想到的是，分配的榜示贴出来时，我儿子却被分在了四龙乡的三中。这种突然变化是郑老师和我都始料不及的。
情急之下，我给朱书记挂了电话，看他有无办法帮帮我。他在电话里说：“孩子分配的事，你为啥不早跟我说呢？”
“为女儿调动的事，已经给您添麻烦了，儿子的分配我怎么能再找您呢？现在是没办法了，才给您打电话的。”我说了心里话。
“你这个老苏啊！真是的。现在已经出榜公布了，让我怎么说话。”
我也明知道这是在给他出难题。只是实在没辙了，也算是对善待自己的领导的一种诉说吧。
我自己在农村小学代过课，对农村是有感情的。何况四龙比我当年去过的山区条件要好得多。想动员孩子先下去工作一段，再想办法往上调。几位了解情况的同事都劝我说：放下去再调上来谈何容易，区上规定工作五年后方能申请，还要层层说话送礼，难度更大。加上儿子不愿去，我便不再坚持。
儿子在家待了一年。最后还是请朱红书记给区长魏兴义说了话，第二年改派到市二中的。
我带孩子到区上人事局和教育局办好一切手续。区教育局的人让开学前去开介绍信到学校报到就行了。
开学了，我儿子去开介绍信。我正在群艺馆上班，他突然来找我，脸色很难看，声音都变调了：“爸爸，区教育局说魏区长让我还去四龙的三中。”
我一听着了急，同孩子一起赶到区政府找魏兴义。进了房间，魏区长态度很好’一见面便说：“孩子的事办好了吧！”看样子他以为我是来感谢的。
“教育局说你让我儿子仍到下面去？”
“没有啊！你别着急，先坐一下。”魏兴义听我说了情况后，脸色顿变，马上打电话问人事局长，并叫他立即来一趟。
“苏老师，你放心回去，让孩子下，我让人带他去办。”看得出，区长很生气。
我回到馆里不长时间，儿子便拿着去二中的介绍信来了。我让他立即去学校报到，以免再生枝节。当时风传着魏兴义可能要调到平川区当书记；果然，不久魏就去平川了。
那时候，虽然没现在严重，但找领导办事，已经需要送礼送钱了。我当时没有钱，说句不怕见笑的大实话：儿子毕业了，上大学时借的外债还欠着呢。
葛维惶和朱红两位前后帮了忙的领导，我事前根本没想到送他们礼物。事后也只是给他们送过我的画，表示一点我的感激之情。
也正因为这样，他们对我这个普通人的善待和帮助才让我刻骨铭心。
许多对有钱有势的人来说很容易的事，对于普通老百姓却实在是太难了。我是有过深刻体会的人。
2007年6月6日
少儿书画班
调到群艺馆不久，馆里让我开个少儿美术班。同事老郝带着个美术班，我说就开个书法班吧。
市少儿业余艺校附属在群艺馆，实际上是馆里的一个部门。所有专业人员都带班，是一项辅导工作任务。学费扣过馆里的规定部分，其余发给带班老师。
我初来乍到，书法班学员很少，有一段甚至只剩三个学生，眼看就要办不下去了。我曾经写过一篇题名《我的书法学生》的短文，其中有如下记述：
我有三个书法学生，大的叫刘亚昕，是个刚满九周岁的女孩子，文静、清秀，性格内向。每次来上课，她总是自始至终坐在那里写，一个半小时的课，除了我的讲解，看我示范或批改作业外，很少走动或说话，她写赵孟頫的楷书。这个月，开始写空格，按九宫格临写的字已不失大样。
刘亚昕是一九九三年八月开班时就来的学生。学到年底，初步掌握了赵字的用笔方法。正准备让她写空格，由拓摹转入摹、临结合阶段。她元月份没再来上课，我觉着有些可惜。
三月初的一天，她爸爸突然来我办公室，告诉我孩子前一段去广州了，现在仍然想来班上学习。并用商讨的口气跟我说：有人认为，小孩开始学书法，还是先写唐楷好。我说赵字是孩子自己选定的，现在还是不要更换。他讲那人也是搞书法的。我听了有些不愉快，明确告诉他，在我这儿学习，就得信任我；不来这里学，那就听便吧。
当然，刘亚昕还是来上课了。看了她最近写的字，我以为让孩子自己选第一本帖是正确的。清丽、细密的个性使她选中了以秀痛见长的赵字，而赵楷的行气随意之处，不正有利于调整孩子过分拘谨的气质吗？
另外两名学生都只有四岁。男孩叫陈忱，性格开朗、大气。他喜欢颜字，摹我给他写的颜体影格，先是《李玄靖碑》，是他自己选的。写了一段，我让他看《多宝塔碑》，问他喜欢不喜欢？“喜欢。”他回答得干净利落，我便给他换了“多宝塔”的影格。他是个个性强的孩子，先约束约束他的随意性，同是颜字多宝塔”或许比“李玄靖”更合适一些，我是这样想的。
女孩叫田伟阳
一个雄壮的名字，我们管她叫田田。她比陈忱早来半月，刚来时，铅笔都不会拿，我让她拿着铅笔在纸上画道道、画圈圈。乱画了几堂课，她妈妈沉不住气了，几次问我：“田田能学书法吗？”我说能，当然能。”田田是前几天刚过的四岁生日，她管陈忱叫哥哥。
刚开班时，我的书法学生不止他们三个，出出进进的，基本保持在十名以上。快到年底时便逐渐减少，春节前，有几次上课的只有小陈忱和另一位插班的大男孩。那位孩子的母亲带着儿子来上课，只见到一个比他孩子小得多的小学员，心都凉了。言语间，对我流露出不甚信任的意思。后来专门在她的一位知道我一些情况的亲戚处“调查研究”后，才比较放心地带孩子来了两个月。现在不再来了，是临近小学毕业，功课压力太大的缘故。我告诉孩子和他妈妈：书法学习是一种美育，是一个人成长完善的一种营养，叫艺术素养。先放下，考上中学后，还可以学的。当然不一定到我这里。
上星期，班上又来了三个孩子，他们是来学国画的。也许是我一开始便讲了国画和书法的“血肉”关系，或者是三个书法同学的悬肘书写引起了他们兴趣，我想，两种因素都有吧，三个孩子的妈妈打算去给孩子买字帖。我给他们写了几种楷书字帖的名称，让她们带孩子去书店，叫孩子自己选一种。
一位年轻的母亲说孩子会选啥？”
我说凭感觉。”
她们一定是听过“跟着感觉走”那句歌词儿的，听了我的话，都笑了。
这篇短文透露了我对少儿书法教学的一些理念’也记叙了我的书法班刚开始学生少，家长还不甚信任的情况。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书法班的学员也在增加，后来便保持在十几名左右。既完成了馆里定的辅导工作任务，学费扣除艺校抽成后，对我人不敷出的状况还多少有点小补。
艺校校长郑立明来找我：“苏老师，不少家长想让孩子学国画，你再开个‘国画班’吧。”
星期天和晚上都可以安排，我同意了。于是除了书法班我又开了一个国画班。
关于少儿美术教育观，我当时为馆里办的小杂志《银蕾艺苑》写的一篇小文章《星星的画》里便有所阐述：
一天，侄子带着他五岁的儿子星星来到我的住处，侄子有事出去，留下小星星和我玩。
五岁的孩子是耐不住寂寞的，我取过一张白纸问他愿不愿画画？他高兴地嚷乘起来我会画火车。”我给了他一支圆珠笔，他便画了起来。他画了两条并不直也不大平行的线，上边又画了许多似方不方的积木块样的东西当然是车厢了。画完后问我像不像？“像，星星画得真好！”他听见会画画的小爷爷夸他画得好，便来了劲儿，“我还会画鱼”！于是他又画起了鱼。而且画得更加认真，纸上出现了鱼缸、鱼妈妈和小鱼，以及鱼缸周围的室内摆设。画面形象不完整，有些东西是他解释后我才认识的，线条也很幼稚，却反映出孩子对周围世界的认识，有写实也有想象，是一个五岁儿童美好心灵的自然流露。不用说，小星星又得到了我的热烈夸奖。
过了一些日子，我有事去侄子家，小星星竟然抱来一大摞他的画让我看。翻看那一张张充满真情和想象，稚拙而大胆的儿童画，再看看孩子一双无比天真的大眼晴，我的心颤动了。我想起了幼儿时念过的“人之初，性本善”，想起了大画家李可染晚年刻制的“白发学童”印章……
小时候，年幼无知，画出来的图画稚拙天真，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了画画的技巧，便渐渐地脱了幼稚，成熟了起来。成了大画家，却又追求纯真的童心和稚拙的天趣。我想无非为了一个“真”字。儿童作画，只凭一点心灵捕捉形象，形虽不全，可贵更在一个“真”字。真情是艺术的灵魂，也是做人的根本。
侄子问我：“星星能学画吗？”
“能！”
“现在该怎样要求他呢？”
“他愿画什么，就让他画什么。可以启发他更加大胆地去画去想象。”
诚然，儿童学画，需要专业技术上的引导教育，但必须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切忌以成年人的心理去要求和指导儿童作画，那样非但培养不出真正的画家，更可怕的是将扼杀他们的天性和灵性，扼杀那个可贵的“真”字。
这便是我的儿童美术观。
话虽如此说，但家长是冲我这个国画家来的，他们是让孩子学大家见惯了的中国画的样子。我知道，要搞一套儿童能充分发挥想象的新国画教学，是件很难而且不讨好的大工程，我这个小小的国画班是无法办得到的。人们愿意很快能看到“像”的效果，于是我只能向我的儿童美术观妥协，采取常规性范画临摹的教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