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谈往事
五月二十六早朝的时候，庆亲王向太后禀告说，美国驻华公使夫人康格夫人请求一次私人会见，日子请太后定夺。太后说，明天再答复康格夫人，让她有时间好好想想。我就坐在大屏风后面听着。其他的女官们太吵了，幸好太后喝住了她们，说上朝时不许喧哗。我非常高兴，因为这样我就能够听清太后和大臣们之间的对话了。
早朝之后，太后吩咐午膳开在山顶上的排云殿中，并且说想要走过去，所以我们就缓缓地跟在她身后。要到达排云殿，得爬272级台阶，另外还要走十分钟的崎岖山路。对此，太后似乎一点都不介意。两个小太监在她两侧扶着她，吃力地跟着她的步调，那场景实在有趣极了。
我注意到，太后思虑沉沉，一路上没和任何人讲话。到了目的地后，我们全都累得不行了，太后却很健走，便嘲笑起我们来（每次在游戏中赢了，她也总是这般高兴），说：你们瞧瞧，我虽然这把年纪了，但是走起路来却比你们这些年轻人利索。你们全都这么没用，到底是怎么啦？”
太后很喜欢听人恭维她，我已经知道说什么话能够讨她欢心了。不过，时机如果不对，恭维也会惹她讨厌，所以即便是说她的好话，也要格外小心。
排云殿是一处非常美丽的宫殿。大殿前面是一片庭院般的空地，长满了粉色和白色的夹竹桃。那里有一张瓷桌和几只瓷凳。太后在她的黄色锦凳上坐下，一言不发地喝着茶。那天虽然晴空一片，阳光灿烂，但是风却很大。没几分钟，太后就说风太大了，到殿里去吧。我当然求之不得，轻声对皇后说，我觉得风大得能够把我的头饰吹走。
太监们送来了午饭，将一切布置停当，皇后示意我们跟着她，于是我们便走到了殿后的走廊中，在窗台上坐了下来。我得解释一下，宫里的窗户开得都很低，在走廊上，窗户的窗台约有1英尺宽，可以当成一条长凳来使用，因为这里除了太后的御座，是看不到第二把椅子的。皇后问我有没有注意到太后似乎有心事。我告诉她也许太后正在考虑庆亲王早朝时提到的私人会见。她说我猜得没错，并且问我：你知道这次会见的事儿吗？定在什么时候？”我回答说，太后还没有决定。
这时，太后吃完了午饭，在殿内来回踱步，看着我们吃饭。她走到我母亲身边说：我真想知道康格夫人为什么请求这次私人会见。没准儿她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吧，我真想提早知道，以便有所准备。”
母亲说，也许康格夫人想要给太后引见什么人。
“不，不会是这样，那些想要进宫见我的人必须预先把名单报上来。正式的会见我倒不介意，可是什么私人会见就不同了，我不愿这类会见。你们都知道，我不喜欢被人问来问去。当然，那些洋人也很友好、礼貌，也有自己的规矩，但还是没有办法跟咱们比，咱们的礼仪那可是含糊不得的。也许这么说显得我很保守，不过我还是尊重咱们祖上的规矩，只要活着就不想改变。你看，咱们的人从小就学会了礼仪廉耻，想想那些老道理，跟那些新的比比看。人们似乎总是喜欢新东西。我所谓的新东西是指洋教的东西，他们主张把祖宗的牌位劈烂、烧掉。那些传教士总是想让年轻人信他们的教，我知道很多人家都被那些传教士搞得四分五裂。我告诉你我为什么对这次会见这么不舒服吧，因为咱们都太有教养，所以，根本没有办法拒绝别人的私人请求。那些洋人似乎并不懂这一点。告诉你我会怎么做吧。不管他们提什么要求，我都简单地回答他们，我没办法自己做主，必须和大臣们商量一下，虽然我是这个国家的太后，但是也必须遵守法律。说实话，我很喜欢日本公使的夫人内田夫人，她总是很和气，从来都不提愚蠢的问题。看来还是日本人和我们很像，从来都不会冒失。去年，你进宫之前，有一个公使夫人和康格夫人一起来见我，建议我在宫中开一个女子学堂。我不想冒犯她，就说我会考虑考虑。可是你现在想想，在宫里办个学校不蠢吗？我又到哪里找那么多女孩儿来读书啊？现在这样已经够好的了，我可不想把那些皇亲国戚的孩子都弄到我的宫里来读什么书。”
说到这里，太后笑了起来，我们也都跟着笑了。她又接着说：“我知道你们肯定都会笑。康格夫人人还不错，美国人对中国也一向友好，光绪二十六年的时候，他们在宫里的表现很让我赞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就得喜欢那些传教士。李莲英说那些传教士有一种药，给咱们的人吃了，咱们的人就会变成洋教徒，而他们却假装告诉咱们的人说你可以好好考虑，因为他们从来都不强迫别人去信他们的教。传教士还会拐带咱们的孩子，把他们的眼睛挖出来制药。”
我告诉她这并不是真的，我自己见过很多传教士，他们都非常善良，愿意去尽一切力量帮助穷苦的中国人。我还告诉她，他们如何对待穷苦的孤儿的：给他们住所、食物和衣服。有些传教士还深入到中国内陆地区，将一些被父母遗弃的盲童领回去抚养。我知道好几起这样的事情。有些乡下人太穷，养不起太多的孩子，就把有残疾的孩子交给传教士抚养。我还对太后讲到传教士们建立的学校以及他们如何救助穷人。
太后听后大笑起来，说：我当然相信你说的事情，不过为什么这些传教士不留在自己的国家帮助自己的人民呢？”我想，要是说得太多显然对我没有什么好处，不过，我依然希望太后知道，对于某些传教士来说，他们在中国的岁月是他们一生中最恐怖的一段光阴。1892年6月，在汉口附近的武穴，有两个传教士被杀，他们的教堂也遭到暴徒焚毁。当时，总督张之洞委派我父亲负责调查这一事件，历经种种困难，最后三个凶手落网，并按大清刑律判他们在站笼里站死。这事儿最后由官府给了被杀传教士的家属一笔赔偿金才算了事。1893年，扬子江边靠近宜昌的麻城天主教堂被毁。暴徒说，他们看到许多华人儿童被传教士挖去了双眼，关在教堂里做苦工，宜昌知府也说确有其事，于是我父亲就提议，把那些盲童带到衙门里来当面审问。谁知那个知府极其险恶狡猾，他本身非常仇视洋人，因此便召来盲童，给了他们许多好吃的，让他们说他们的眼睛就是传教士挖去的。但是第二天盲童到了衙门，都说传教士待他们非常和善，给他们住的地方、食物和衣服。他们早在成为天主教徒之前就瞎了，还说出了知府教他们说谎的事情。他们恳求送他们回教会学校，他们在那里很开心。
太后说：他们帮助穷人赈济困苦这没有什么问题，就好像如来舍身饲鸟一般。但是如果他们不强迫咱们的人，而由他们自己去选择自己的宗教，我就会很敬重他们了。你知道拳乱是怎么开始的吗？唉，这就得全怪那些华人里的洋教徒。就是因为他们待那些拳民很恶劣，所以义和团的人才会想要报仇。麻烦就在于这些草民们很无知，他们闹得太过火了，又总想借机捞上一笔，于是便在北京四处放火，到后来也不管烧的是谁的房子了，他们满心想的就是放火、抢钱。所以说，这些华人里的洋教徒是最坏的人了。他们横行乡里，抢田夺地，而那些传教士为了从中也分一杯羹，也总是护着他们，不管犯了什么事儿，那些被带到官府衙门里的洋教徒跪都不跪，也不服从咱们大清朝的法律，根本不把官府里的人放在眼里，而那些传教士却不管他对与错，任他说什么都相信，总是处处维护，强迫咱们的大臣放人。你还记得你父亲在光绪二十四年颁布的当教案发生时如何对待传教士的规矩吗？我知道有不少平民百姓信了洋教，他们都是因为遭遇了不幸，我不相信有哪个有身份的人会去当什么洋教徒。”
说到这里，太后环视四周，低声说：康有为曾经鼓动皇上入教，但是只要我还活着，就不会允许任何人信教。我承认，在某些方面，洋人确实值得我们敬佩，比方说他们的海军、陆军，还有技术什么的，都比我们先进。但是说到文化，那咱们绝对是天下第一，我觉得这毋庸置疑。我也知道，很多人认定朝廷和义和团是串通的，可这不是事实。一察觉暴乱，我们就颁布了几条谕令，马上派兵去镇压，可是这会儿事情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了。我当时本来打算不离宫的，我都这么大年纪了，生死早就不在乎了，但端王和澜公劝我要尽快走，他们还建议我乔装打扮，我非常生气，当场就拒绝了他们。回銮以后，有人告诉我，外面传说我离宫的时候，穿的是嬷嬷的衣服，坐一辆破骡车，而那老嬷嬷穿着我的衣服坐在我的轿子里。我真奇怪，这些谣言到底都是谁编出来的，大伙儿居然还当真了，肯定传得洋人都知道了。
接着说拳乱的事情吧。当时那些奴才们对我多坏啊！就没有人想要陪着我，宫里还没有决定离京的时候，好多人就都跑了，留下来的人也不做事，就站在一边看热闹。我决定问问到底有多少人想要跟着我走，所以就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想跟着我，就跟着我，如果不愿意，可以就此离开我。’我当时非常意外，因为站在那儿听我讲话的人太少了，只有17个太监、两个嬷嬷和一个叫寿珠的丫鬟。他们说，不管发生了什么他们都会陪着我。我本来有3000个太监的，但查点人数的时候却几乎都跑光了。有些坏坯子甚至对我无礼，把我那些贵重的花瓶砸在地上摔得粉碎。他们知道，在那个节骨眼儿上，大伙儿都在忙活着跑路，我是顾不上惩罚他们的。我那时候一直哭，祈求祖宗们保佑我们。每个人都陪我跪着祈祷。皇后是家人里唯一陪着我走的女眷。本来有一个亲戚，我特别宠着她，平时对她有求必应，谁知居然她也不肯陪着我走。我知道她不肯走的原因，她是觉得那些洋兵会把宫里逃出去的人都抓住杀死。
“离开北京之后的第七天，我派了一个太监回来打探消息，看看还有谁留在宫里。她问这个太监，有没有洋兵追我们，我是不是被人杀了。后来日本兵抢了她的房子，把她赶了出来，她觉得自己横竖都是死路一条，而我还没有被人杀死，也许她能追上我们，和我们一起逃。我想不出来她怎么能跑得那么快。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一个农舍里寄宿，她夫妇二人追了上来。她哭着对我说，她有多么想念我，多么担心我的安危。我没听她废话，直接告诉她我根本就不相信她说的。从那时起，对我来说，就当没她这个人了。那是一段多么艰难的日子啊，每天天还没亮我就坐到轿子里，一直得坐到天黑，晚上才找个村子落脚。我肯定你会替我难过，我这么大年纪了，还得受那种罪。一路上，皇上和皇后坐的都是骡车。我一直都在祈求祖宗庇佑，但是皇上却始终沉默，从不开口讲话。有一天发生了点儿事，那天大雨磅礴，有几个轿夫因此跑了，一头骡子也莫名其妙地死了。那天本来很热，后来大雨来了，就打在我们头上。有五个小太监也跑了，原因是，前一天晚上有一个县令竭尽自己的全力来招待我们，当然他能拿出来的不是什么好东西，于是那几个小太监就怪这儿怪那儿，在他面前很失礼。我听到了他们和县令的争执，县令跪在地上求他们安静，答应他们的要求会一切照办，可他们还不罢休。我当然非常生气，在这样的处境之下，对于地方上的供给，我们应该知足，我因此惩罚了那几个太监，结果他们就跑了。
我们花了一个多月才到达西安。我简直说不出当时我有多么的疲惫和忧心，足足病了三个多月。我有生之年是忘不了那一切的。”
“到了光绪二十八年，我们回到了北京。再次看到自己的宫殿，我心里难受得要死。唉！一切都变了！好多值钱的古董损坏的损坏，被偷的被偷。西苑的贵重物品更是被洗劫一空。那个我每天敬拜的白玉佛的手指也被人弄断了。还有洋人坐在我的御座上照相。我在西安的时候，就好像是被发配一样，虽然他们准备了巡抚衙门给我们用，可是那房子太老了，非常潮湿，很伤身子。皇上也病了。要把这所有事都告诉你，怕是要花上很长的工夫。我觉得，这次我算是吃尽苦头了，但没有想到最后一件才是最糟的，等有时间我再讲给你听吧。我想让你知道全部的真相。
“咱们说回康格夫人私人会见这档子事吧。她肯定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我希望她没有什么格外的要求，因为我不想当面拒绝她。你能猜出来她会有些什么要求吗？”
我告诉太后，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另外康格夫人熟知中国礼仪，所以应该不会提什么要求。
太后说：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康格夫人总是带一些传教士来做翻译，现在我有了你母亲还有你们姐妹就太好了。他们自己带翻译我总觉得不太合适，而且他们的中国话说得也不好，我经常听不懂。有时候，我倒是很想见见外交官的太太们，但是传教士就免了，只要有办法我就一定会拒绝。”
私人会见
第二天早晨，庆亲王禀告太后说，美国海军上将伊万斯想要携夫人及随员前来朝见。美国公使之前曾请求了两次，昨天他提到的康格夫人请求的私人会见，其实是他弄错了。早朝结束后，太后笑着说：我昨天不是说过了吗，请求一次朝见总是要有个理由的。我倒想见见这位美国海军上将和他的太太。”然后她又对我们说：务必把一切都弄得漂漂亮亮的，把我寝宫里面的东西都换一下，不要让他们看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样子。”我们道了一声“”，心里却清楚，如果要把整个寝宫都换副模样，实在是项艰巨的工作。
会见前的那天晚上，我们把所有窗户上的粉色丝绸窗帘都换了下来，然后换上了天蓝色的，其实这是太后最讨厌的颜色。我们把所有的椅垫也都换成了同样的颜色。我们监督着太监们打理这些时，几个太监抬着一个大箱子进到屋里，箱子里面装了好多钟表。太后也跟着进了屋，命令我们把她的白玉佛和其他的玉器全都撤走，因为这些都是神圣的东西，洋人没有资格看，所以得用那些钟表来替换。我们还把三幅绣花门帘换成了普通的蓝色锦缎门帘，因为这三幅门帘也是神器，金色的缎面上绣着五百罗汉，是道光皇帝留下来的，太后认为挂着这样的门帘，上面的罗汉就会守护她，防止恶鬼进入她的房间。我们在做这些的时候，还得在心里留意着，因为等到会见结束后，我们还得把所有东西都按原样复位。
我们检查了太后房间中的每一件物品。她的梳妆台是最重要的东西，她不允许任何人看到，甚至是偶尔进宫谒见的大臣们的夫人也不可以。我们把它搬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锁了起来。我们还把她的粉色床单也换成了蓝色的。她房间里面的家具都是紫檀木做成的，床上的雕花也是，这些紫檀木在做成家具之前都曾送到庙宇里请过佛，因此也是神圣的东西，当然也不能被洋人看到。我们没有办法把她床上的雕花弄下来，只能用绣花布帘将其遮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