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又被称作文化类型学，重点关注文化中的各种代码系统，从而给文化分类。他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包含了两种倾向：“（1）非矛盾的、统一的元语言；（2）文化中符号学机制的多元化和分歧化”。当第一种倾向占上风时，则符号传达过程畅通无阻；当第二种倾向占上风时，则信息传达变得不畅，符号意指比重增加。洛特曼举例说明中世纪型文化结构中，文化的表达面与内容面之间存在较强的相似性，而启蒙型的思想方式正相反，其文化代码特点往往表现为对规范的违反。对于前者，符号运行过程中存在着明确的代码，若不根据代码发送信号，则不能保证意义的表达；而后者则以无既定代码或弱代码的符号运行过程为特点。
按照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理论，“文化类型可区分为语法方向的和本文方向的，两类文化组织代码的方式不同，前者由规则系统支配，后者由制导行为模式的本文所支配”。在语法方向的文化中，符号按照现成的既定规则组合成本文，人们也按现成的规则解读本文；而在本文方向的文化中，社会可直接产生本文，产生本文的同时也生产了代码。语法方向的文化可以被比作“手册”，它是一代码本，是人们创造和解读本文的共同依据；而本文方向的文化则可被比作“书”，它在解释过程即席产生代码。
洛特曼关于这两种文化类型的区别其实折射出符号运行的两种不同路径，前者可描述为传达符号学的路径：“符号——代码——解读”，是偏于正向单向过程，而后者可描述为意指符号学的路径：“所指能指即时匹配——代码生产——解释”，是偏于逆向双向甚或多向过程。当我们看到交通信号“红灯”时，我们自然而然地获得“停止”的信息，我们对这一符号的解读依赖于已有的交通信号规则，即符号代码。“红灯”作为符号能指，代表作为所指的“停止”，这是人们事先约定好的，这只是一整套交通信号代码中的一个事例，但这一符号与其他交通符号组成一个否定区分系统，如“黄灯”表示“注意”，绿灯表示“通行”。具有系统性的代码是人们预先协商确定的。正因为交通符号是一个现成的符号，即符号能指与所指的结合体是预先建立的，所以，人们看到符号，依据代码，就能作出正确的符合发送者意图的解读。
从20世纪70年代起，洛特曼就开始关注电影语言和电影文本的结构问题。1973年，洛特曼出版了电影理论专著《电影符号学与电影美学问题》，该著作体现了作者试图把符号学与电影美学研究结合起来，并用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方法来研究电影语言的结构和电影文本的意义等问题的努力。在洛特曼这里，电影的符号学研究既不是电影文本中的离散符号的解析，也不是抽象的电影语法结构的提炼。洛特曼把电影文本看作是一个面向现实和观众开放的符号系统和交际系统，在洛特曼的总体符号学思想的指导下，其电影符号学理论不但具有巨大的独创性，而且还成为电影叙事学的先声。
四、卡西尔的哲学符号学理论
德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Cassirer，1874-1945）也一直努力于建立与传统形而上学不同的符号学体系，他将符号的外延进行了拓宽，并致力于在哲学上的运用，被看作现代符号学的奠基人之一。
卡西尔是第一位站在哲学高度从符号思维和符号活动的视角考察全部人类成就的人，这是他与索绪尔和皮尔斯执著于符号本身的探索所不同的地方。卡西尔认为，人是进行符号活动的动物。人类利用符号创造文化，一切人类的文化现象和精神活动，如语言、神话、宗教、艺术和科学等等，都是在运用符号方式表达人类的种种经验，人类所有精神文化都是符号活动的产物。符号表现是人类意识的基本功能，这种功能对于理解科学结构固然不可缺少，对于理解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和历史的结构同样重要。
各种符号形式的生成，构成了人类精神成长的历史。卡西尔的符号哲学观为符号学美学开启了大门。这一点通过他的美国学生苏珊·朗格（SusanneLanger，1895-1985）的学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哲学家苏珊·朗格继承和发展了卡西尔的有关理论，因此，人们常把卡西尔和苏珊·朗格的理论合称为“卡西尔—朗格理论”。朗格将符号区分为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推论性的形式，另一种是表现性的形式。语言是前者的集中体现，而艺术则是后者的典型代表。苏珊·朗格则从索绪尔的符号学说中引申出另一论点：“语言决非是我们唯一的明确表示的手段”，艺术同样属于表现“人类情感与内在经验的符号形式的创造”，且能反映非语言所能表达却又非要表达不可的一些文化内容和状态。她认为，所谓艺术，就是“人类情感的感性形式呈现”。这种“主观的现实”是无法用推论性的形式加以表达的，而只能用艺术符号或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来加以表现。艺术符号之所以能够表现人类情感，是因为这两者具有“逻辑结构的相似性”。由于艺术符号总是以简化的形式来表现它的意义，故而不论一件艺术品是何等复杂、深奥和丰富，它都远比真实的生命简单，这正是我们可以把握它的原因。人类对于艺术符号的把握，实际上就是通过某种简化形式对人类自身的情感所进行的认识活动。她把艺术看作是表现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艺术符号就是一种符号系统，这个符号系统，表现的不是个人情感，而是人类的普遍情感，它是人类普遍情感的物质载体。苏珊·朗格的思想，为文艺符号学奠定了基础。
综合以上四种经典的符号学理论，我们会鲜明地发现一个指向，这四种理论是以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作为基础，在其之上分别进行了各自的发展，而发展的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将符号与文化联系，没有拘泥于具体的符号分析与阐释，最终将符号作为解释文化现象的最好的武器。这也许是给我们的最好的结论，也是笔者经过痛苦的理论研读之后得到的最大的感受与理解。从文化的角度阐释符号学，应该是一门研究“各种符号一般的科学：意义的各种系统，人们——个体的或群体的人们用信号（姿态、广告、语言本身、食物、物体、服装、音乐以及其他许多够格的东西）来交流或试图交流的手段”。符号学应该是属于包括其他各种符号——文字、手势、象征仪式、礼节、军用记号等语言学的高级体系。就符号而言，它还与交流和意义作用密切相关，特别是在各式方法不断涌现、交流活动已成为生活基础的现代社会中，一切事物都具有意义，意义的不断变化确立着我们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如此看来，意义的领域渐次扩展，它已不再局限于语言和非语言式的交流手段的范畴，而被应用到人类生活及文化的各种领域。
符号学今天的发展
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勃兴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美国、意大利以及前苏联，之后，它很快就跨越了政治集团的分界而成为统一的学术运动。目前，符号学正以强劲的发展势头向各个学科进行渗透，对符号学的认识与运用正在形成一种科学大趋势。符号学大师罗兰·巴尔特在1964年发表的《符号学原理》中写道：“可以说，这里介绍的只是些初步成果，待今后在具体的工作中有所进展，我们希望逐渐扩大对大众传播的研究范围，与其他的研究工作结合在一起，为发展出对人类智性的普遍分析共同作出贡献。”他在《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神话——大众文化诠释》等书中，曾仔细地分析从摔跤到喝酒到服饰等法国的时尚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起，符号学理论家们就开始将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用在许多不同的符号系统的研究上，他们用符号学分析解剖社会、文化现象而又有新的发现。
符号学是一种语言学理论，同主体紧密相联，符号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人的因素”。人类使用的符号不可能像索绪尔说的那样，能指和所指如一张纸的两面，不可分离。符号具有任意性，与外部的物质世界不存在“镜子般”的对应关系。比如“forest”几个孤立的字母与真实的“森林”毫无共同之处，二者的关系完全是任意的。不同的语言也可以采用不同的符号来表征同一个概念。符号学分析是指将文本构成诸要素视为符号，在系统中讨论符号关系，进而决定文本意义的方法。它受人非议的地方一则是因为有人将符号学过于理论化、神秘化，符号学理论在国内更是译介的多，应用实践的少。当代话语分析学的代表人物VanDijk指出：不能简单地把话语视为一种语言使用形式，话语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即“语言使用、思想传递和社会情景中的交际”；“话语分析不仅要了解话语的表达层，还要深入到意义和动作（action）层，考察语言的功能以及语言使用者的编码和解码过程，注意社会文化语境的认知的作用”。语言或是符号不再是“独立地”获取意义的工具，而是建构知识和意义的一种手段，符号不再是一种意义和实体之间的透明的媒介。符号的社会和文化属性成了意义研究的主要课题。因此，对艺术符号形式的研究，实际上为人类探讨一般概念形式提供了极富普遍意义的一把钥匙。从上世纪后20年以来，理论符号学没有能提出更合适的模式，而当代文化的迅速转型，却对符号学提出了更急迫的要求。符号学近年在另外两个方向迅速向前推进：一是与其他学派结合，二是广泛应用于具体课题。美国学者培特斯（J·Peters）说：“符号学既是一种批判研究的洞察力，又是一种方法论。在这个意义上，符号学完全可以作为检验我们的宇宙以及我们对宇宙的理解方式的一种构架。”
符号是文化的载体和积淀，根据此定义，可以看出符号形成一个动态的意指过程，符号意义的产生是客观世界与阐释主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主体通过意指的实践（signifyingpractice）实现。“符号学的对象就是文化，文化的实质就是思想，而思想的表达工具就是语言。语言、思想、文化作为人类生存的产物，又都是与人类的目的和意志系统不可分离的，因而是有‘前定方向的’，而非绝对客观的。这样，符号学既涉及不同的层级，又具有不同的面目。所以符号学不是一门单一的学科。这是符号学对象与方法问题中统一与多样的辩证关系。”“符号学分析以一种有趣而富于启发的方式应用到每一种事物之中，从广告、玩具和建筑，到电视、食品和时尚，不一而足。”符号学向各个学科的渗透进一步加强，符号学作为一门方法论已被应用于越来越多的领域和学科的具体研究中，符号学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可以说，符号学研究在语言学、哲学、文学、文化、艺术、传播学、民俗学等各个领域已全面展开。文化艺术领域的符号学研究分两大部分。一部分主要探讨国外文化符号学理论，另一部分试图用符号学方法解释中国的历史文化现象。如此看来，尝试着将这个非议与魅力共存的研究方法化繁为简，并展示其在文本分析中的实践方式，在当下拥有一定的意义。
实际看来，在当今时代，由于媒介种类的不断增多，不仅符号的概念日益多样，而且在语言符号中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等级。另外，符号的信码不再是为符号所包容的理论，人们将从信息的整体出发，按照符号的新特性来进行构想。符号是意义活动（表达意义与理解意义）独一无二的工具，不用符号无法表达任何意义；反过来，任何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因此，符号学应该是研究意义活动的学说。而文化是一个社会所有意义活动的总集合，符号学为文化研究的各种课题提供了基本的共同的方法论，符号学必然以文化研究为最主要目标。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符号形式的哲学》一书中明确提出文化内涵的物质体现就是符号。在他看来，人的文化行为与其说是认识活动，不如说是精神活动。他把文化或精神文化干脆称为精神，而精神的一切表现莫不以符号为手段，即所谓符号形式，如语言的词汇、神话思维的构件、宗教的寓言、艺术的形象和隐喻、科学的概念和公式等等。总之，文化大厦是用符号的砖瓦构筑起来的。这也表明，文化领域的思维不仅采用逻辑形式，也采用神话、宗教、艺术等非理性形式，而文化思维呈现自己加工的观念性内容，自然也只能通过外在可感的物质实体。
在20世纪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历了“语言学转向”、“后现代转向”之后，符号这一古老的话题在新的理论语境中被重新讨论，许多当代西方理论家和学派在各自的理论框架内赋予了符号概念全新的内涵并形成了一系列相关的理论话语。英国伯明翰学派领军人物斯图尔特·霍尔充分吸收了索绪尔、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路易·阿尔都塞以及雅克·德里达等人的理论精髓，把结构主义符号学与“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相结合而创造出的“表征”（representation）概念，从而实现了“文化转向”。霍尔在其文化研究和批评实践中，以表征概念为基石，形成了一种系统的文化表征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