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中国是悲哀,也是幸运。
之所以幸运,因为我们有机会,经历一下人类社会几百年历史变迁的浓缩。之所以悲哀,因为我们必要这个适应瞬息万变的现实。一旦在某个环节没有跟上,我们就将被社会淘汰掉了。
同性恋者在中国社会浮出水面,不过才十几年。小时候,我亲眼目睹过联防队抓捕同性恋的游戏,当时同性恋等于流氓。队员们以在公园里抓同性恋为最大的乐事,抓住了往往耍猴似的羞辱一番。十几年来,同行恋者从神秘的地下状态走到上了台面,如今大有登堂入室的趋势了。我曾经在各种场合都见识过同性恋者,他们不仅不以为耻,甚至反以为荣。似乎谁要瞪了他们一眼,谁就是天生的土老冒。对于同性恋现象我几乎都适应了,他们恋就让他们恋去吧,只要别影响我的生活就当不存在。但让人愤怒的是他们不仅影响了我的生活,甚至还胆敢劫持了我的儿子,真是胆大包天了!
香君似乎终于找到了倾诉对象,她甚至比小郎都委屈,哭着说:"我们俩已经好了十多年,没去广东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了。现在她说不理我就不理我了,她想找个年轻漂亮的,这个白眼狼。"
这等语言明明是小女子对负心汉的控诉,我不得不努力将这样的言辞和如是联系起来。"你已经把她的钱拿走了啦?你们俩扯平了,何必难为我儿子?"
香君说:"我根本不稀罕拿她的钱,我就是希望让他回心转意。为了她,当初我是被白门扫地出门的,你说我是在乎钱的人吗?你放心,我不会难为你儿子,我就是希望引起她的注意,争取让她来找我,我们俩好好谈谈。"
我揪着她的领子叫道:"你还没难为我儿子呀?你这么做等于绑架。你们俩的事,不应该牵扯别人。"
香君期期艾艾地说:"我是女人,我能把你儿子怎么样?"
"你要是双性恋,我儿子没准就毁你手里了,现在的孩子成熟早。"我决定对这样的人不能有一点怜悯之心,恶狠狠地说:"其实你不是女人,你们俩都不是女人,你们俩就不是人。我警告你,谁要是敢碰我儿子,我他妈,我他妈,我泼她一脸硫酸你信不信?"
香君果然是害怕了,她倒退了几步,又捂着脸哭了起来。
估计香君与如是在一起时也在扮演女人的角色,女人不稀罕眼泪,但在乎容貌。香君的确被我吓住了,此后再也没敢找我儿子的麻烦。
不久听小郎说,又在街上看到香君了。那女人正在追一条大狗,最后大狗被累得吐了白沫,香君依然精神抖擞。
又过了几个月,白门在信里说香君进精神病院了,是极度的抑郁症,专门跟动物过不去。
我来不及同情这个女人,乡下的孩子们还需要我继续斗地主呢。
玉京去世整整一年了,我大约烧掉了几百封求助信,也寄出了五万多块的赞助费。有些孩子到了期限,第二年我的赞助负担便减少了三分之一。这一年我的生活最为充实了,我马不停蹄地贪污,马不停蹄地赢他们的钱,马不停蹄地讨好领导,马不停蹄地赞助孩子。我终于理解了玉京的告诫,人,活的就是个希望,只要尚有一丝希望,就不必指望虚无缥缈的未来。有时想来甚至有些害怕,因为一部分孩子已经脱离了赞助队伍,万一这些孩子们都不需要我了,我又该怎干点什么呢?我琢磨着,如果还有求助信,干脆就看一看,万一碰上个条件合适的,再赞助几个也无伤大雅。
那几个月我的生活被彻底制度化了,白天上班,晚上给孩子写信,周末去看看小郎。如此反复,周而复始。
又是一个周末,我正要去如是家接儿子。三个老大爷却将我堵在家门口了,他们都是农村来的,有一个脑袋上还裹着块包头呢,估计都是来自西南地区。其中一老人走上来问:"请问,这是玉京的家吗?"老人的确带着浓重的西南口音,与小宛的发音类似,应该是贵州的。
我的脑子连转了好几圈,立刻把他们与赞助的事联系上了。难道哪家的儿子考上北大了?特地向玉京道谢来了?这些山民们太朴实了,这么远的路,真是不好意思。我赶紧笑着说:"这是玉京的家。"
老人打量着我:"你就是吧?"
我想了想,如果现在就揭开谜底,万一哪位老同志痛不欲生,就没办法处置了。我只得说:"你们有事吗,要不,里面坐。"
老人看了看我,脸色阴晴转换,游弋不定,也说不出那是个什么神态。忽然老人单腿点地,双手按住膝盖,跪在我面前。"玉京,我们求求你了,我们谢谢你了,我们给你烧香了还不成?"
我立刻激动了,双手搀着老人家:"老人家,使不得,这可使不得,您这是干什么?"
此时旁边那两个老头也跪下了,我是搀了这个,又扶那个,哪一个都不愿意起来。最后我也只得半跪着道:"有什么事您就说,这样不好。"
此时门口聚了几个路人,大家大眼瞪小眼地看着我们。我恍惚觉得历史要翻开新的一页了,谁要是给电视台打个电话,我就真成活雷锋了。最先开口的老人拱着手道:"玉京啊,我求你了,你就赞助赞助我们家吧。我们全寨子三百多户人家,你全赞助了,就剩了我们三家了。我们写了一年的信,可你连回都不回。你说说,我们这三家人是怎么惹你啦?"
我摸着头顶,灵魂险些飞了出去:"你们三家?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啊?"
三个老人站了起来,不理我了,回手拉着路人们诉苦道。"你们帮忙评评这个理,这个人几年前去过我们寨子,答应要赞助全寨子的女孩子上学。后来他的确是都赞助了不少,就剩了我们三家人了。头年我们家孙女也上学了,我们写信请他给赞助一下,可他不理我们了。一年多啊,我们孙女盼得眼睛都蓝了,在学校里都抬不起头来了。你们说说,他不赞助也没人怪他,可全都赞助了却惟独剩了我们三家人,让我们在寨子里怎么做人呢?这不是羞辱我们吗?"
邻居们嗡嗡地议论起来,大多对我抱以白眼。我突然大声叫道:"不对,不是一个寨子的,地址不一样。玉京当初没说是你们寨子的赞助,他只赞助家里有困难的。"
老人说:"全是一个寨子的人,地址不一样那是他们用亲戚的名义要的。当初你一走,我们全寨子的人就开会商量了,既然有钱人愿意赞助女孩,肥水就能不流到外人田里,每家的孙女都有份。没孙女的,就用亲戚的孩子的名义顶。他们还让孩子给你写信,你信上说得挺好的呀。"
有些邻居哈哈笑着起哄道:"谁让您有钱的?一碗水得端平,哪能厚此薄彼呀?光赞助女孩,不赞助男孩也不行啊。要不,您连咱们这条街上的孩子也赞助了得了。"
我不理他们,冷笑着说:"你们见过玉京吗?"
老人摇着头说:"我们几个在镇子上做生意,平时在在寨子里。你来的时候,我们不在。"
我伸手拦了辆出租车:"我让你们见见玉京,然后你们就可以回去了。"
老人们有几分狐疑,但他们终归是三个人,不怕我,于是全上车了。上了车我不冷不热地问:"你们三家是不是特别困难?是不是穷得吃不上饭了?穷得都穿不上裤子了吧?"
山民们终归是老实,嘟囔着说:"现在政策好,我们家里倒是不缺钱。但玉京赞助了别人就应该赞助我们,我们也不是后娘养的。"
另一个说:"我们家孙女在学校抬不起头来,我们的面子上也过不去。跟您说,寨子里人都笑话我们呢,说我们是上辈子缺了德了。"
我歪着嘴:"我看你们这辈子也没积德。"
说了一会儿,真相便浮出水面了。这三个人认为自己受到了莫大侮辱,要给孙子、孙女讨回公道,于是凑了钱来北京找玉京讲理。在老人们看来,能否提供赞助不是钱的事,也不是孩子该不该上学的事,主要是面子的问题。
在公墓门口,三个老人有点含糊了。为首的老人说:"怎么像坟地呀?玉京是这儿的领导?怪不得那么有钱!"
我说:"就是坟地,玉京在里面等着你们呢。早晚你们能见着面。"说着,我连拉带拽的,总算是把他们拉进去了。
玉京的墓碑前非常冷清,没有鲜花,没有香烛,甚至没连装点门面的塑料花都没有。他满脸笑容地挂在墓碑上,似乎是等待着这一天呢。三个老人仔细端详了一会儿,终于确认了石板下面的骨灰应该属于玉京。忽然其中一个老人使劲甩着手,遗憾地叫道:"你这个人啊,怎么就死了呢?应该赞助完了再死,你让我们以后怎么做人呢?哎呀!"
我嘿嘿着说:"你们赶紧走吧,万一他跳出来,你们就麻烦了。"
老人同时哆嗦了一下,一溜烟地不见了踪影。
我找个块干布,把玉京的墓碑仔细擦了擦。这家伙依然笑着,笑得灿烂,笑得天真。当初我为什么要给选一张微笑的照片呢?难道就是想让他一直笑下去?
刚把墓碑擦干净,为首的老头又回来了。他拉着我的手说:"不对,这一年的赞助是谁拿的?是你吧?"
我说:"是我。但我不愿意赞助别人了,把玉京答应你们的事干完就完了。所以你们那些信我根本就没看过,全烧了。"
老头为难地说:"那我们怎么回去?怎么跟孙子、孙女交代呀?"
我哼哼着说:"你爱怎么交代就怎么交代,实在不成,把孩子直接扔河里淹死,这样的孩子活着也是浪费粮食。对了,就应该给你们陈化粮吃。"
由于我说话太快,带出了浓重的北京腔,这老头肯定是没听明白。他试探着说:"要不这样好不好,我们出钱,你帮忙寄一下,成不成?就当是赞助了。反正别人也不知道他死了,我们得跟孩子有个交代就成。"
我指着墓碑:"你们怎么就不张罗谢谢他呢?"
老头理直气壮地说:"他自己把事情搞砸了,凭什么谢他?"
我直接将脏布塞到老头嘴里里,使劲攥着他的下巴。老头憋得眼睛鼓起来了,双手一个劲在空中抓挠。我大声问:"臭不臭?"老头使劲点头。我这才撒手:"我还以为你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臭呢。"
穷人想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确需要比富人更多的狡猾,更多的心计。所以穷人的心眼往往比富人多,至于是否高明,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说以前的穷人尚有一分骨气,当今的穷人则穷得让人鄙视。
我不知道三个老家伙回去了怎么向孙子交代,或许也用不着交代。因为我决定了,下个月就不再寄钱了。我没必要再坚守答应玉京的诺言了,人类不值得拯救,该拯救的倒是玉京。
十几年前我们雄心勃勃地去广东,我和玉京在火车上有一次长谈。玉京说自己是濒临灭绝的动物,是被社会淘汰的一群。但他并不后悔,也不想改变什么,有向往总比没有向往好。我当时以为明白玉京的心思,不过是想出名所以才玩音乐,又知道这里面风险很大。后来得知他赞助孩子,我认为那是音乐梦想破灭后的自慰,或许他还在期待着另一次爆发呢。其后玉京死了,死前还惦记着继续这事,这一点我就不能理解了。人死了,还能有什么呢?
想到这儿,我好象明白自己该干什么了?于是回了家,把玉京的所有信件归整起来,把所有的汇款单据分门别类地做成报表,又找了些玉京生前的照片。然后堂堂正正地给报社打了电话,说我有一条重要新闻。
与白门合作时,我基本上摸清了报社的运做规矩。我答应他们,我愿意出一部分报道费用,也可以采取其他合作形式。
第二天记者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