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1940年出生于新西兰，自1944年起移居英国伦敦。早年曾任利兹大学英国文学系讲师，并在世界许多著名大学任客座教授。目前在伦敦任心理分析专家。她撰写过许多著作论文，研究领域涉及妇女学和心理分析。她是英国最重要的女权主义思想家，主要著作有《妇女财产》、《心理分析与女权主义》、《妇女的是与非》、《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等。
本篇是女权主义理论史上的经典之作，也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的纲领性文献。本文从社会主义关于妇女的观点谈起，对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波伏瓦在妇女问题上的观点作出了具有独立见解的评论。文中将妇女受压迫的机制概括为四大类：生产、生育、性和儿童的社会化。在生产结构中，她探讨了体力与妇女受压迫的关系；在生育结构中，她探讨了避孕及生育与生产的关系；在性爱机制中，她对比了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差异；在儿童社会化机制中，她讨论了幼儿期与家庭模式等问题。本文的结论认为，只有改变结合成一个整体的这四大结构，妇女才能真正获得解放。
妇女的境遇有别于其他任何社会群体的境遇，因为她们并不是诸多孤立的团体中的一个，而是人类这个整体的一半。妇女是人类的基础，不可替代。故她们并不像其他的社会群体，所受的剥削也有别于其他社会群体。对人类来说，她们必不可少，然而，她们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中的作用却被忽视。恰恰是这种结合——即必不可少却被忽视——决定了她们的命运。在男性世界里，她们的境地可与受压迫的少数民族相提并论。但同时，她们又存在于男性世界之外。这双重境地互相证明着对方的合理性。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妇女的劳动亦处于整体经济的边缘，而男人是通过劳动改变自然条件、建立社会的。除非在社会劳动中产生一场革命，否则，妇女的劳动就只会被看做是男性劳动附属品。然而，妇女被赋予了自己另外的世界——家庭。家庭像妇女自身一样，被视为自然的产物，而实际上它是文化的产物。正是这种思想观念将那些特定的社会形态看做是自然本身的某些方面，二者均被奉为理想。“真正”的女人和“真正”的家庭是和平和富有的象征：实际上她们既是暴力又是绝望的承受者。但是，马克思在谈到资产阶级关于“黄金般的古代世界”的神话时曾精辟地描述了妇女的处境：“……从某种意义上说，远古孩提般的世界显得非常崇高，而且，只要我们仅仅只想获得封闭的形态、模式和有限的居住地，那么，它就永远是这样。远古社会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有限的满足，而现代社会总是让我们感到不满足，或者即使满足，它也是庸俗和鄙劣的。”
社会主义者论妇女
19世纪所有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都认识到妇女的从属性问题，并意识到她们自身解放的必要性，这是这次革命运动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但是今天在西方，这个问题即便没有被社会主义者完全忽视，也是摆在第二位的。或许没有其他问题像妇女问题这样被人们所遗忘。在英国，在那些极富左倾色彩的清教徒的后代中广泛地流行着一种保守的观点，即认为他们自己是“进步”的。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是彼得·汤森德发表的一段著名言论：“在传统上，社会主义者忽视了家庭，或者说他们公开地试图弱化家庭——他们宣称族阀主义以及家庭纽带给每一个追求完美的个人造成了束缚，而将社会的基础建筑于家庭之外基础上的极端尝试都不幸失败了。社会主义者通常称同事为‘兄弟’，共产主义者称同事为‘同志’，这些称呼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生主要的成就在于：成为一个家庭的成员，并再组建个家庭。试图掩盖这一真理将会一无所获。”
这一反革命的观点是怎样产生的呢？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主义思潮中妇女的现状成为沉默的一角？20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正统文献之一《妇女：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作者奥古斯都·倍倍尔写道：“每一位社会主义者都认识到工人对资本家的依赖性，而不明白为什么资本家认识不到这一点；但是这些社会主义者却常常认识不到妇女对男人的依附性，因为这个问题或多或少触及到他们每一个人。”但是这一解释从心理和道德角度都很不充分。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工作正在进行。这需要对历史重新加以审视。由于篇幅原因，不可能在此涉及。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社会主义理论在这个主题上的忽略，其原因之一是不仅在历史进程中，而且在古典社会主义理论中，对该主题的探讨都是不够的。因为当19世纪所有伟大的研究都强调该问题的重要性时，社会主义者并没有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他们在方法上的局限性也从没有被超越。
在早期社会主义者中，傅立叶是妇女解放和性自由的最热情的倡导者，在妇女问题上，其著述颇丰。在一段著名的论述中，他写道：“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马克思用赞许的态度在《神圣家庭》中引用了这句名言。但是，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他独特地赋予这种观点以一般的和哲学的意义。在对性解放有着更大兴趣的傅立叶眼里，妇女解放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标志着文明意义上人性对兽性的胜利。而对人性战胜兽性、文明战胜自然这一更基本的法则来讲，下述观点是一种进步：“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是最自然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显示了人类由自然行为转变为人类行为的程度，人的本性转变为自然本性的程度，以及人的自然性转变成人之为人的程度。”这是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典型主题。
傅立叶的观点停留在乌托邦伦理学的范畴之内。马克思运用和发展了这些观点，并将其纳入人类历史的哲学批判中。但是他保留了妇女作为全体社会进步的标志这一观念的抽象性。这就使其仅仅成为一个象征——使其上升到一般重要性的高度，但是却抽去它的具体内容。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令人吃惊的是，对家庭的分析把妇女问题湮没了。马克思说：“……婚姻、财产、家庭在理论上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它们构成资产阶级赖以建立自己的统治的实际基础，因为它们（它们是具有资产阶级形式的）是使资产阶级成为其资产者的条件，……资产阶级道德就是资产者对其存在条件的这种关系的普遍形式之一。不能一般地谈家庭本身。资产阶级历史地使家庭具有资产阶级家庭的性质；在这样的家庭中，无聊和金钱是纽带，这样的家庭也发生资产阶级的家庭解体，但这种解体并不妨碍家庭本身继续存在。回家庭的肮脏的存在相适应的就是那种在冠冕堂皇的词句和普遍的虚伪掩盖下的神圣的家庭概念。在家庭真正被取消了的地方，在无产阶级那里，……完全不存在家庭的概念……在18世纪，家庭的概念被哲学家取消了，因为现实的家庭在文明的极盛时代已经开始解体了；但家庭的现实的躯体、财产关系、对其他家庭的排他关系、勉强的共同生活，由于有子女、由于现代城市的建筑、由于资本的形成等所产生的关系，所有这一切虽遭到无数次的破坏，但都保存下来了，因为家庭的存在必然会受它和不以资产阶级社会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方式的联系所制约的。”
恩格斯
马克思死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这些问题。恩格斯断言，性别的不平等是人与人之间最初的诸多对立中的一种。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奴役同时发生的。虽然恩格斯的理论建立在摩尔根很不准确的人类学调查研究基础上，但他却在妇女问题上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继承遗产问题是恩格斯在经济学上的最关键的理由。他认为，最初是按母系来继承，但是，随着财富的增加，发展为按父系来继承。这是妇女最大的失败。妻子必须忠贞，一夫一妻制便不可逆转地出现了。在原始的、父权制的家庭中，妻子只是一位公仆，到了一夫一妻制，她便成了个人的奴仆。恩格斯富有成效地将妇女问题浓缩到她的工作能力上。他认为，妇女体力上的弱小是她们受压迫的主要原因。他指出人类从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之日，便是妇女遭受剥削之时。如果没有工作能力是使她处于劣势的原因的话，那么，获得工作能力将使她得到解放：“……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且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另外，恩格斯又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在此，恩格斯通过扼要地分析女性所受压迫的根源得出了结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对于妇女地位的讨论与对于家庭的讨论是相互脱离的，或者，前者只是后者的补充，而家庭则仅仅被视作私有制的前提。
恩格斯的学生倍倍尔试图对妇女受压迫的原因提出一种更纲领性的分析，而非仅仅将其视作家庭和私有制进化的副产品：“自创世之初，受压迫便是妇女和劳动者的共同命运。……妇女是人类中饱尝束缚的一群。她们在奴隶出现之前就已经沦为奴隶。”他同意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妇女处于屈从地位的原因是由她们体力弱小所致的观点。当谈及继承遗产问题时，他增加了生理因素——生育功能，认为这一点也是妇女们依附男性的根本原因之一。但是，倍倍尔毕竟没有超出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两性平等的理论范畴。他对未来的描述只不过是一种空洞的幻想，与他对过去的描述毫不相干。由于前后思想不连贯，这就致使他脱离现实，盲目乐观。列宁倒是提出了具体的设想，但他依旧继承了社会主义即等于妇女解放的传统方式，他也没有具体阐述妇女的地位是如何改变的。他说：“不仅要吸引妇女独立地参加一般政治生活，而且应当吸引她们参加经常的人人要担任的公务，否则，不仅社会主义，就连完备而稳固的民主制度也无从谈起。”
妇女解放依然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理想，是社会主义理论的附属品，它并没有融入该理论体系中。
第二性
与之相反，德·波伏瓦的巨著《第二性》是迄今为止专门论述这一主题的最伟大的著作。该书的重点集中在论述不同时代妇女的地位，而社会主义有关理论往往将其作为一种应急的方法含糊地置于文献的结尾。德·波伏瓦的主要理论动机是运用心理学理论从“经济”和“生育”两方面结合来解释妇女的从属地位。人类通过压制他人的自我意识以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和自由性，他的发明创造——而非他的生殖活动使他与动物区别开来，但他又通过他的后代给自己一个虚假的“不朽”以摆脱其自由的重负。男性管制女性，既压制了另一个反映他自身的意识，又可使妇女安全地给他生育属于他的孩子（他害怕非法）。很显然，这些观念蕴藏着相当大的力量。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理论要改变像自由这样最本质的需求，而德·波伏瓦将自由视为私有制财产继承形式的动力或由私有制产生的对妇女的奴役的原因。事实上，她后来对书中的理想主义作出了自我批评。“要是今天，在第一卷中，我会采取一种更加唯物的立场，我不自从理想主义和意识对立的角度而自从供需关系的角度，将妇女概念视为客观存在并采用摩尼教式的论证方式。这种修改最终并不会改变我的结论。”然而，在运用理想主义的心理解释方法的同时，德·波伏瓦也运用了正统的经济学家的方法，这使她的第一卷充满了进化论的色彩。德·波伏瓦在第一卷中，对不同时代各阶层妇女的状况——主要是根据财产制度以及对妇女的影响进行了描述。她还增加了一些超历史的主题——永恒的女性神话、不同时代的各种妇女以及对妇女的文学处理。当然，这种手段都没有改变她基本的理论框架，德·波伏瓦在对妇女解放的展望与历史发展问题上脱节了。
因此，有关妇女状况的古典文献突出地强调了经济的因素，强调她对私有制的依附。她的生理特征为她在生产关系中处于弱势以及在生育关系中的重要性奠定了基础。最完整、最新的诠释赋予这两个因素以一种心理学意义。这种研究是一种进化论式的，但很明显，它没有提供一幅有关未来的图画，没能超越认定社会主义将把妇女的解放看做是它划时代的“时刻”之一的思想。
如何从这一理论的死胡同里走出来？它必定要更激进地区分妇女的状况，并把它们划分到不同的结构之中去，而且，这些不同的结构组成一个复杂而非简单的统一体。这将意味着否认关于妇女的状况可以从经济状况或社会状况中派生出来这种认识，而把它看做是一个特定的结构——一个由不同元素组成的统一体。妇女的状况随着这些因素组合的不同而异。
生产
纵观历史，两性的生理差异和分工似乎是一种必然现象。妇女在生理解剖学意义上的弱小，以及女性的生理和心理周期使之在工作领域中成为不太中用的人。人们总是强调男性凭借体力的优势征服自然——特别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而妇女却办不到。当男性承担着征服和创造性的工作时，妇女被赋予持家为仆的任务，由此她便成为被保护的对象——私有财产和孩子——的一部分。早期社会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波伏瓦都将妇女在承担体力劳动中处于劣势而受压迫与私有制的出现联系在一起。但是，妇女体力上的劣势并没有妨碍她在特定的社会中从事某些工作（这些工作远远不是带孩子）。在原始社会，在古代，在东方、中世纪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妇女完成的工作量都是相当可观的（实际工作量甚至比我们估计得还多得多）。这只是一个工作形式的问题。即使在今天，家务劳动，如果我们用生产劳动的标准对它加以量化，也是相当可观的。在任何情况下，妇女的体力也没有完全局限在家务劳动上。在许多农业社会，妇女同男人一样，从事农业劳动，甚至承担了比男人更多的劳动。
体力与压迫
大部分古典理论的探讨均假定妇女无力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认为这是导致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关键因素。但事实上，这一假定过于简单化了。让我们按照这种说法来观察历史，我们看到的是，妇女不善暴力行为和不胜体力劳动决定了她们的附属地位。在多数社会中，妇女不仅在重体力劳动方面比不上男性，而且她们也不像男性那样骁勇善战。男性不仅有力量与自然抗争，而且他还与自己的同类征战。社会压迫与基于生理能力的劳动分工之间互相作用，这一点比人们的认识要广泛得多。原始社会中，显而易见，妇女体质不适合狩猎。在农业社会中，妇女的劣势是社会赋予的。她们从事着繁重的耕作劳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压迫又是必然的。在发达的文明社会或较为复杂的社会中，妇女缺乏体力再次显得相关起来，因为妇女既不能打仗，又不能参加城市建设。但是随着早期工业化的到来，压迫又一次变得重要起来。“就机器使肌肉力成为多余的东西来说，机器成了一种使用没有肌肉力或身体发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较灵活的工人的手段。因此，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
勒内·林芒指出，今天，在热带非洲的许多地区，男人们常常游手好闲，而妇女们却不得不终日劳作。这种剥削没有任何“自然”的根据。当代非洲农业社会中的妇女从事“繁重”的劳动，并不是出于惧怕男性对她们进行肉体的报复，而是因为这些劳动“传统”上就是由她们承担的，而且已经融入社会结构中了。更深刻的是，压迫暗含着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关系有别于剥削的关系。相对于经济关系而言，它更是一种政治关系。马克思在论述压迫这一概念时说，主人视奴隶和农奴为“自己再生产的非自然和自然的条件”。也就是说，劳动本身像其他自然物——牲畜和土地——一样，也变成了“物”。这便是妇女最突出的状况。并不是她体力的弱势将其排除在生产活动之外，而是她的社会劣势使其沦为社会的奴隶。
这一道理看似基本，却总是被研究者们所忽略，结果，在他们对未来进行预测时，常常陷入一种盲目的乐观情绪中。假定仅仅是因为不能胜任艰巨的体力劳动，而使妇女居于从属地位，那么先进的机械技术（不再依赖繁重的体力支出），就应该确保妇女的解放。工业化似乎一度宣布了妇女的解放。例如，恩格斯说过：“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越来越要求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马克思在论述早期工业化时说：“这种代替劳动和工人的有力手段，就立即成了这样一种手段，它使工人家庭全体成员不分男女老少都受资本的直接统治，从而使雇佣工人人数增加。为资本家进行的强制劳动，不仅夺去了儿童游戏的时间，而且夺去了家庭本身通常需要的、在家庭范围内从事的自由劳动的时间。”工业劳动和自动化技术为妇女的解放提供了前提——但仅仅是前提而已。工业化的出现在西方或东方都远远没有解放妇女，这一点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在西方，不可否认，随着工业经济的增长，大量妇女涌入就业市场，但很快就饱和了，在近几十年中几乎没有增长。德·波伏瓦曾希望自动化将通过消除两性间的体力差异而引发一场决定性的、质的飞跃。但是对这一点的依赖本身就要求技术独立，而历史还没有认定技术的独立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自动化可以导致不断增加的结构上的失业。妇女，作为劳动大军中的崭新的、最不稳定的成员和资产阶级社会里最易被牺牲的成员，在一段短短的插曲之后就被排除于生产之外。技术要与社会总结构结合起来，社会总结构才是决定妇女劳动关系的要素。
现在，体力的劣势已经不像过去那样足以说明妇女处于社会底层的原因了，压迫也被缓和为两性都能接受的概念。在对在职妇女的问卷结果进行评论时，威尔拉·克莱恩（Viola Klein）写道：“在所有妇女的答卷中，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女性本身具有平等主义的思想——强制的或非强制的；也没有任何暗含的假定，妇女生来就有‘工作的权利’。也许在生产中的作用不被认可，也许是自己拒绝这种作用，妇女们竟然没有为自己的解放创造前提。”
生育
历史上妇女没有进入关键的生产领域，不仅仅是在压迫关系中她们的体弱所致，还由于她们在生育中的作用，妇女生育后需要脱离工作休息一段时间，但这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而是妇女在生育中所起的作用。生育，至少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变成男性在生产中作用的精神性“补充”，从这个观念上讲，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已经成为女性的天职。由于家庭作为人类的基本组织结构表面上具有普遍性，所以上述观念被强化了。无疑，马克思对这些基本问题的分析不甚充分，他对“消除”家庭这一口号没有提出任何有效的见解，就是很好的佐证，因此，这一空缺很快被传统思想——如前面引述的汤森德的话语所填充。
母亲的生理功能是天下同理，于是它被排除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之外。从此便有家庭的稳定性和普遍性，尽管形式各异。这一观点一旦被人们所接受，妇女的社自从属性——尽管有人强调这是一种光荣的分工，只是角色不同而已——就能被视作生物一历史事实而不可避免。其大致顺序为：母性、家庭、不参与生产和公共生活、性不平等……
这一论证的关键是对家庭的看法。人们普遍认为“家庭”和“社会”是两个互为外延的概念，或者说，现代社会离开了核心家庭是不可思议的。在严肃的讨论中，只要问以下问题就够了：什么是家庭——或者说妇女在家庭中作用是什么。这一问题一旦得到解答，它便会显现新意。因为很显然，妇女在家庭中的作用——原始社会、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无外乎以下三种：生育、性和教育后代。在现代家庭中，这三种作用历史地而非本质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生理上的父母与社会上的父母（如领养孩子的父母）未必完全一样，所以有必要这样来讨论问题：即不是把家庭当做一个不可分解的整体，而是把它视为几个构件的组合，这几个构件在今天组成了目前这种模式的家庭，在明天也许能够按照新的模式组成新的家庭。
前文已经强调过，生育是一种严肃的、必然的、不可逆转的现象，属于生物学而不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这实际是一个误解。事实是，“生育模式”不随“生产模式”而改变，尽管生产模式各不相同，生育模式实际上还是一样。因为到目前为止，它还是由不可抗拒的自然天性所决定的。从此意义上说，它是不可更改的生物学事实。只要生育仍是一种自然现象，妇女就注定要成为社会剥削的对象。无论在何种意义上，她们都不能主宰自己生命的大部，因为她们不能决定是否或每隔多长时间生一个孩子（重复流产除外）。本质上，她们的存在受制于她们无法控制的生物进程。
避孕
避孕法是在19世纪作为一种理性方法而发明的，因而成为一项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新，直到现在它才以口服避孕药的形式显示其本身具有的重大意义。这意味着人类生育模式最终是可能改变的，一旦怀孕变得随心所欲（即使在今天的西方社会，究竟可以随心所欲到什么程度？），其意义将根本不同。生孩子不再是妇女唯一或首要的天职，而是可以有选择的。马克思把历史看做是在不同生产方式中人类自然变化的，因而也是它自身的——人类本性的——发展过程。今天在技术上已经有可能将人类文明中最自然的部分人格化，这就是生育模式变化所具有的意义。到目前为止，我们远远没有达到这种状态。在法国和意大利，销售任何形式的避孕药仍然是非法的，口服避孕药是一些西方国家少数有钱人的特权。甚至在这儿，这种进步也是以一种典型的保守形式实现的。避孕药仅仅是为妇女制造的，这样在男女双方的性冒险中，妇女就成了“实验品”。更重要的是：由于避孕药很容易获得，将可能造成性生活与生育的分离，而当代资产阶级所有的思想都极力不让二者分离，因为这正是家庭存在的原因。
生育与生产
如今，在我们的社会中，可悲的是，生育往往和生产极为相似。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生产社会产品（该产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中，产品是劳动的外化。但是，生育有时仍然是一种有目的、负责任的创造性行为——即使是在妇女未得到任何解放的情况下。人们对待生物产品——孩子——好像他是一件纯粹的产品。父母成为生产的一种替代品，一项活动，在此活动中，孩子是母亲的创造物，就如同工人生产的商品。当然，孩子表面上没有逃走，但是，母亲的外化比那些制造使老板欣赏的产品的工人之外化要糟糕得多。没有人能够制造另一个人，一个人的出生是一个抽象，孩子作为一个自主的人，必然威胁那种认为连续生孩子只是父母的财产的行为，而财产被认为是其自我的延伸。孩子作为一种财产，就是这种自我的极端形式，因而，孩子所做的任何事情对母亲本人都是一个威胁，由于她误解了自己的生育角色，她否认本身的人身自由。几乎没有什么比以生命为基础更不稳定的了。
而且，即使妇女对孩子进行感情控制，她和孩子在法律和经济上都从属于父亲：母性的社会崇拜是与母亲的社会——经济的无助相适应的。很明显，男人从中得到心理和物质上的利益，妇女要生孩子，这就要求男人从工厂回到家里：“当我们回到家里，扯下面具，扔下工具，我们不再是律师、水手、士兵、政治家、牧师，而只是常人。我们又回到最有人性的关系中，毕竟，当我们互属对方时，这些关系就是我们的全部。”
与其非生产地位不同，怀孕能力表明她是一个女人，但只是生理学意义上的女人。只要允许保留替代物去行动和创造、家是男人的休息所，那么妇女仍然将局限在她的一般的、自然的状态。
性生活
传统上，性行为是妇女地位最忌讳的范畴，性自由及其与妇女自由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十分棘手的课题。社会主义作家几乎都不愿意提到它。唯独傅立叶在描述性天堂的著名的法伦斯泰尔抒情诗中，认为二者是一致的。前苏联的“社会主义道德”长期以来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人们对这一主题进行认真的探讨。马克思本人——在此方面没有恩格斯那么大度——在早期，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传统的观点：“……通过排他性，净化性本能，用法律、高尚的道德来抑制本能——（这是）婚姻的精神本质。”
很显然，纵观历史，妇女一直既作为性对象，同时又作为祖先和生产者被擅用。确实，与其把性关系当做占有状态，不如把它比作生产或再生产关系，这样要容易、全面得多。当代性词汇对此有雄辩的证明——具体化的完整的专门词汇。后来，马克思当然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他说：“婚姻……无疑是排外的、私有财产的一种形式。”但是他及其追随者并未认真地正视它对社会主义甚至对妇女地位结构分析的实质作用。马克思在同一段文章中强调，共产主义并不意味着妇女将作为公有财产被“公有化”，除此之外，他什么也没有提到。
接下来是一些历史看法。因为，如果说社会主义者什么也没有提，那么这个空白已经由无偏见的理论家填补了。最近有一本名为《被否定的性爱》的书，作者威兰德·扬认为唯有西方文明在性上受压抑，今天，它将与东方和古代社会进行某种程序的比较，进而要求更大的性自由。但是很明显，该书没有提到在不同的社会里妇女的地位和一般的婚姻形式，这使之成为一种纯形式的理论——一个忽视性自由及其意义的社会主义者关于妇女地位的讨论。因为，如果东方或古代（原始的）文明确实不如西方社会那么拘谨的话，那么，把它看做是一种从其社会结构中抽象出来的“可互换的价值”，这是荒谬的。实际上，这些社会的性开放伴随着一夫多妻的形式，而这只意味着男性占统治地位。由于艺术也属于男人的领域，所以这种自由在艺术中能够被更自然而且往往是更有力地表现出来，而人们往往把它作为该社会中人际关系整体质量的证据来引用。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使人产生误解的了。我们必须抛弃这种幼稚的、表面上令人欢欣鼓舞的历史个案，去探究不同社会中性的自由开放程度与妇女地位和尊严的程度之间的关系。一旦这样来看问题，事情就变得非常明显，真正的历史比任何文字说明所表达的要辩证得多。不受限制的合法婚姻——无论伴随着它的文明是什么样的特征——显然完全毁损了妇女的人身自由，并造成一种极端的压迫形式。古老的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威特福格尔阐述了中国的一家之父——家庭礼拜仪式（半官方）警察——的暴政。当然，西方个体婚制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进步。但是确实没有实现一对一的平等——远远没有。恩格斯尖锐地指出：“在任何意义上，个体婚制在历史上都没有表现男女的和谐，而且仍然远远没有达到这种和谐的最高形式，相反的，它表现为一种性别对另一种性别的征服，表现为历史上迄今尚未完全了解的男女之间的冲突。”但是在基督纪元，个体婚制在西方表现为一种十分特别的形式，它与一种史无前例的性压抑制度结盟。在保罗译本中，有一种明显的来自犹太教的反女性的偏见。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化。封建社会中，尽管随之而来盛行禁欲主义，实行正式个体婚制，但还有不少一夫多妻现象，至少在统治阶级中是如此。但是这种自由又一次标志着男性占统治地位。在16世纪英国，随着好战的清教主义的兴起，经济中市场关系的增强，才发生了真正的变化。劳伦斯·斯通说：“若非在理论中，16世纪早期贵族阶层实际上是一个一夫多妻制的社会，尽管官方禁止离婚，但有些人总设法与一些妇女逐次生活在一起……但是由于受到主张双重标准的加尔文教徒的影响，16世纪晚期，公众舆论开始反对公开的纳妾行为。”资本主义和新出现的中产阶级的相应要求给了妇女既做妻子又做母亲这样一种全新的地位。她们的合法权利改善了；有了对妇女社会地位的激烈辩论；打妻子受到谴责。“中产阶级的男人在妇女里寻找的是对手，而不是平等的人。”在社会外部，妇女偶尔确实得到比在商业社会中的女性作用更多的平等。在激进派中妇女往往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福克斯证明说，大多数教派制度化，重新强调家庭纪律的需求和妇女的顺从。正如凯斯·托马斯所说的，清教徒“已经做了工作来提高妇女地位，但是做得确实不多”。父权制通过生产的经济模式被保留并维持下来，向完全有效的一夫一妻制的转变伴随着向我们今天所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过渡。正如同市场体系本身，它表现为一种历史性的进步，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上、法律上的平等和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既用于婚约又用于劳动契约。在这两种情况中，名义上的平等掩饰了真正的剥削和不平等，但是形式上的平等本身无疑是一个进步，它有助于产生更大的进步。
今天在妇女地位问题上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矛盾，一旦形式上确立了夫妇平等（一夫一妻），性自由——在一夫多妻制情形下通常是一种剥削形式——反过来又变成了一种要求解放的潜在的动力，这意味着超越当前性制度限制的两性的自由。
历史上存在一种辩证的运动，在此运动中，性压迫或多或少是清教徒镇压时代的牺牲品。然而，那个时代仍然在两性中产生了较大的平等，从而在平等与自由——两者的统一决定了社会主义——二元观念中产生出实现真正的性解放的先决条件。
“感情”的历史能证明这一运动。爱情崇拜在12世纪才出现，以反对合法的婚姻形式，并伴有高尚的妇女形象（殷勤的爱情）。后来，它逐渐传播开去，在这种资产阶级的形式（浪漫的爱）中，对于婚姻来说，爱情成为其生命中的自由选择。令人惊奇的是作为西方机制的一夫一妻制使爱的观念提前几个世纪产生了。两者随后正式协调一致，但是它们之间的紧张从未消除。在有意识的契约上的“婚姻”与自发的、不可控制的“爱情”——由于下意识的力量而产生的感情——之间，形式上存在着一种矛盾。作为心理——思想体系的性压迫一旦全然放松，一生只出现一次的想法可能导致随意的契约，根据日常经验，这种想法越来越没有道理。
显然，目前违背传统价值的方式主要是婚前性行为的增多。这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实质上已经合法化了。但是其含义对于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婚姻理性观念是爆炸性的，这种婚姻观认为，婚姻是排外而持久的。最近美国出版的一套选集《家庭和性革命》对此清楚地揭示：“只要涉及婚外关系，反性欲主义者仍将进行一场顽强（即使将失败）的战斗。耶稣基督性道德理论的核心是男女婚前应该纯洁，婚后完全忠诚。这种考虑婚前贞操的道德观似乎显然过时了，在许多大众阶层中，它已经越来越变成废纸一张。”
如今的性解放浪潮在当前可能导致妇女更大、更普遍的自由，同样，它可能预示着新的压迫形式。清教徒——资产阶级把妇女创造为他的“对手”，这一点为妇女的解放提供了先决条件。但它给两性创造的法律平等是以非常猛烈的镇压为代价的；其次——如同私有财产本身——它变成了自由性生活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资本主义商业关系是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前提；资产阶级婚姻关系（与《共产党宣言》中的声讨檄文相反）同样可能成为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
社会化
由于生理上注定了要做母亲，这使妇女要完成培养孩子适应社会的使命。在抚养孩子中，妇女完成她们主要的社会功能。妇女使孩子社会化的适应性源于其生理状态，她们适于抚养孩子而相对不适于从事费力的工作。应该说，一开始这种适宜并不是必然的。列维·斯特劳斯写道：“每个人类群体中，妇女生育并抚养孩子，男人则从事他们擅长的工作——狩猎打仗等诸如此类的活动，但是我们也遇到模棱两可的情况：男人当然永远也不会生孩子，但在许多社会中，他们受到良好的训练，好像他们要生孩子。”艾文斯·普里查德关于努尔族的描述正是这种情形。另一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评论了这样一种假设，即假设由于女性与抚育性有着自然的联系，所以女性愿意抚养孩子：“我们设想因为母亲抚养孩子很方便，所以这是被进化过程慷慨赋予的一个特征；也设想，因为男人狩猎，这是一项需要进取心、勇敢和主动精神的活动，他们赋予这些有用的才能作为其性别气质的一部分。”但是，养育孩子中的角色分配——及其易变的有限性——不是我们要考虑的本质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对社会化进程本身及其要求的本质进行分析。
帕森斯在其详细分析中认为，从根本上说，孩子需要有双亲，一个起“感情”的作用，一个起“工具”的作用。核心家庭围绕双亲及两种作用的两极旋转。他以典型的帕森斯风格指出：“至少要有一个社会系统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在此为生理结构特征——作为体现家庭差异的决定性因素。这源于哺乳的结构差异。”他及其同事断言，在所有社会集团中，即使在普里查德和米德所讨论的原始部落里，男性相对妻子——母亲来说，扮演着“工具”角色。母亲在某一阶段对婴儿起双重作用：当母亲成为同意与反对、爱与关怀之源时，这就是恋母情结。但是，在这之后，父亲或母亲之兄（母系社会中）将把“工具”这一角色接管过来。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有两个角色十分重要：有孩子的家庭中，从事家务的大人和外出工作的大人。这样的家庭反映出，妇女作用主要是“感情的”。起“感情”作用的妇女不可须臾离开起“工具”作用的男人的差遣，因而阻止了妇女外出工作。帕森斯的分析弄清了当代美国社会中妇女作为社会化者的真正作用。他没有再继续阐述社会化的其他方面和模式是否可能。帕森斯的工作，其价值仅在于，他强调社会化在任何社会中作为本质的过程是十分重要的（到目前为止，马克思主义者还没有过类似的分析）。他得出结论：“虽然没有经过严格认证，但称职的个性心理学家似乎认为，虽然个性的坚强程度大不相同，但一些基本的个性特点在童年时代就已经形成（到目前为止，不是来自遗传），而且不会因成年的经历而彻底改变。本文不讨论在上述情况下的确切程度或可塑性大大降低的确切年龄。重要之处在于童年时代个性已经形成和在此之后相对稳定的事实。”
幼儿期
这似乎是不容置疑的，现代心理学中最伟大的革命之一是发现，在个体生命过程中，幼儿期具有特殊的决定性的作用——心灵时间不成比例地大于生物时间。弗洛伊德关于幼儿性欲问题的研究揭开了这场革命的序幕。克兰恩在其关于一岁儿童的研究中使这场革命进一步白热化。其结果是，我们今天对每个人从幼儿到童年期的微妙和不确定性的认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得多。成年人的个性主要取决于生命的最初几个月，而使之稳定的前提是要求培养孩子的成年人很有爱心和智慧，在此过程中，同时还需要耐心。
在对童年期的科学认识中，这些不容置疑的进步作为论据被广泛地用于重新主张妇女典型的母性作用，与此同时，传统家庭也越来越受到侵蚀。鲍尔比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疏散儿童的问题时宣称：“心理健康的本质在于婴幼儿与母亲应该保持一种温暖、亲密和持续的关系。”这种观点变得越来越受重视。家庭观念的重点已经从对怀孕这种生理苦难经历的崇拜转移到对母爱这一社会行为的庆祝上。这可能会导致极端可笑的情形：“对于母亲，喂奶变成创造性行为的一个补充。这给了她显著的成就感，使她分享任何妇女都期望实现的近乎完美的关系。……当然，并不是生孩子这个简单事实去实现这种要求和期望。……母爱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能使妇女用温柔的感情、预期的态度和全部母爱表现全部的自我。”“任何妇女期望达到的尽善尽美”……这些都表明了现实与观念之间的差距。
家庭模式
这个观念以错位的形式对应于家庭模式中的一场真实的变化。随着家庭变小，每个孩子变得更为重要；实际生育所占的时间越来越少，而相应的，抚养和教育过程却显著地增加。资本主义社会为儿童的青春期的物质、道德和性问题所烦扰。最终责任落到母亲肩上，这样纯母性的作用下降，而教养作用不断增加。在19世纪90年代，英国一位母亲要花15年的时间用于怀孕和哺乳，而在20世纪60年代，平均只要4年时间。儿童从5岁起开始接受义务教育，这当然大大降低了幼儿在度过最初的脆弱期后母性的作用。
那么，现在的情况是，在孩子生命的初期，其社会化在质量上的重要性比过去要大得多；而母亲在怀孕或教养孩子时，在质量上的重要性显著下降，从而社会化不能简单地因妇女新的母性天职而提高。由于其神秘性，它成了压迫的工具，而且，没有任何内在原因使生物学上和社会学上的母亲相一致。按克兰恩的观点，社会化过程是不变的——但是，社会化者却能够变化。
布鲁诺·贝特尔海姆考察基布兹的方法时提到，由受过训练的奶妈（虽然像母亲一样喂奶）喂养的孩子不受典型的父母焦虑的影响，因而无疑受益。这种可能性应该大力提倡和宣传。简·贝比在谈到4岁大的小孩时甚至说：“必须完全隔离以确保孩子和母亲的自由。”但是它真正揭示的是幼儿适应多种社会化形式——既没有必要局限于核心家庭，也没有必要局限于生物学上的双亲。
结论
上述反思结果表明：只有改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上述四大结构，妇女才能真正获得解放。如果改变其中一个结构，则会被另一个结构的加强抵消掉，结果只是改变了剥削的形式。在过去六十年的历史中，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20世纪初，好斗的英美女权主义者采用暴力而不是采用劳工运动形式来攻击资产阶级社会，追求参政权，并且最终赢得了这一政治权利。然而，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妇女虽然在形式上获得了合法的平等参政权，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更广泛的参政权实际上等于零：富于战斗性地鼓吹参政权的妇女行为表明，她们一旦走出争取她们自己最初的要求，便寸步难行，而且她们之中的许多领袖人物最后都成为极端的保守主义者。俄罗斯革命在解放妇女的征途上却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20世纪20年代，在前苏联，先进的社会立法目的就是：在性领域内解放妇女。法律规定，离婚自由，离婚双方都是出于自愿的、因而有效地解除了婚姻，非婚私生被废除、流产自由……，在一个正致力于高速工业化（因而需要高出生率）的落后的、半文盲的社会里，上述法律规定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不久，斯大林主义者就恢复了根深蒂固的传统的规范。妇女在家庭的地位重新恢复，又开始提倡女性的天职，离婚自由变得遥不可及，流产变成了非法……，不一而足。1939年出版的一份官方杂志这样写道：“没有家庭就没有国家，夫妇们只有把婚姻看做是一种终身的结合，婚姻对社会主义苏维埃联盟才具有实在的价值。所谓恋爱自由只是小资产阶级的发明创造，它与苏维埃公民的行为准则毫无共同之处，而且，有了子孙后代，婚姻才展现其尽善尽美的价值，才与做父母是世界上最大的幸福相符合。”妇女仍然保留了工作的权利和义务，但是，由于没有把这些进步与早期要求废除家庭和实现性生活自由的努力结合起来，因而没有在一般的意义上解放妇女。在中国，妇女解放呈现出另一种景象。在与前苏联这场革命大致相似的阶段，所有工作的重点都放在：在生产中解放妇女。这是一场令人难忘的推动妇女解放的社会运动。在中国古代社会制度中妇女所受的剥削如此深重，因而在中国这场革命中，妇女参加农村劳动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至于生育，中国并没有出现俄国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产生的对母性狂热的崇拜现象。实际上，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在全国范围内由国家免费提供避孕的国家之一。然而，再一次，由于工业化程度低以及对帝国主义的封锁而产生的恐惧，因而妇女的解放有其一定的局限性。
在目前西方这样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妇女具备了更多的得到解放的客观条件。但是，要达到使其能够真正得到解放的目的，首先必须改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所有的结构。必须在对各种结构的不平衡发展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开展革命运动，攻击这种结合中最薄弱的环节。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分裂其结合，完成一次大的转变。那么，不同的结构在目前的状况又是如何的呢？
1．生产 生产力的长期发展支配着任何社会主义的未来。前文已经论述过19世纪初机械技术的出现而产生的希望，这些希望已经证明只是幻觉。今天，自动化又使人们指望这种技术能完全消除男人与妇女之间在生产中存在的体力上的差别，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这种消除的社会可能性不断受到威胁，并能轻易地转向其对立面——当劳动力减少时，妇女在生产中的实际作用也在减小。
这一点影响到未来，因为对目前来说，要注意的事实就是，妇女在生产中的作用实质上是固定不变的，而且长期以来一直如此。1911年，在英国，劳动力中妇女占30％；20世纪60年代占34％，其工作性质也没有发生决定性的变化。妇女所从事的那些工作根本谈不上是“事业”。这些工作如果不是工厂中最低贱的，就是给白领阶层做辅助性的工作（诸如秘书）——辅助男性的角色。这些工作往往带有“感情”色彩的内容，例如“服务性”的工作。帕森斯直截了当地指出：“在职业组织内部，她们相当于她们在家庭中扮演的妻子——母亲的角色。”教育体系又强化了这种角色结构。在英国的今天，有75％年满18岁的女孩既没有被培训过，也没有受过教育。当妇女得到一份有报酬的工作时，主“工具性”的父亲和主“感情性”的母亲这种模式实质上并没有改变，她的工作比男人的工作更低下，因为她的工作是为了配合男人的工作，正如妇女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因此，从本质上说，目前社会上提供给妇女的工作——其数量和类型——都表明妇女并没有因此而获得解放。
2．生育 我们已经看到，避孕方法的科学发展也可能造成违反本意的怀孕——这是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诞生的原因。甚至在西方，由于这种原因出生的人也占大多数——过去的一种现象。然而，口服避孕药——到目前为止，一直以一种实际上在重演西方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形式发展——才刚刚开始使用，在各阶级和各国家中分配不合理，在技术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在发达国家，其最初的影响主要是心理上的——它肯定会把妇女从长期以来一直折磨着她们的性焦虑和性压抑中解放出来，并且作为必要的补充，它肯定还会将性生活与生育区分开来。
在西方某些国家，生育可能没有受到口服避孕药的广泛影响。美国近几年来最受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就是出生率的突然增长，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高于不发达国家的出生率，如印度、巴基斯坦和缅甸。实际上，这恰好反映出在世界上这个最富裕的国家里，由于经济的迅猛发展，大家庭中的经济负担大大减轻了，而且还反映了把家庭的意识形态扩大为一种社会力量的思想。这样就引出下一个结构。
3．社会化 然而，劳动力、家庭的大小、教育结构等的变化，无疑已经缩小了家庭的社会职能及其重要性。家庭作为一个组织，在政治权力体系中并不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单位；在经济生产中，家庭无足轻重；家庭也不是通向更广阔的社会的唯一桥梁，因此，从整体上看，家庭在社会中并没有起重要的作用，结果人们从幼儿和夫妻的角度出发，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家庭的心理——社会功能上。帕森斯说：“事实表明，对于正常的社会结构来说，新建立的家庭结构在开始时相对稳定，置身家庭中的个人比以前更加特殊，但不是从一般的意义上讲的更不重要，由于只有家庭才能践行的生活机能，社会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家园。”前面已经讨论过强调儿童社会化的核心因素。社会主义者应该了解这一点及将它整个融入解放妇女的程序中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法国马克思主义“先驱”贝比·苏勒洛特和特克斯在其著作中真正强调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然而毫无疑问，在理论上，小孩三四岁时需要持久而明智的照料，这一点能够（并且一直）使家庭作为一个整体长期存在，而家庭的其他功能却明显减少了；实际上，将妇女的存在局限于抚育孩子的想法对儿童明显有害。社会化是一种特别精微的过程，需要一位从容而成熟的社会化者。在这种意义上，纯粹的母亲常常起反作用。这类母亲把她自己的挫折和苦闷发泄在孩子身上。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社会化的重要性（这种认识不是要恢复母亲的传统角色），应重新对她们进行思考——因为她们作为优秀的社会化的中介，能真正给儿童提供安全与稳定。
社会上存在这样一种信念：家庭给这个原子化的、混乱的宇宙提供了一块坚不可摧的飞地，在这块飞地里，人们相亲相爱，安全祥和。这种信念是荒谬的。因为它认为家庭能够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而且在他们看来，其内在关系也不会再现支配这个社会的外在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家庭作为避难所势必会反映出该社会的风貌。
4．性行为 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目前迅速发展的主要结构是性。在今天的西方国家，生产、生育和社会化这三个结构都处于静止不变的状态。三十多年来几乎毫无变化，而且，妇女自身也没有要求改变这些结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有效地阻碍了妇女的批评意识。相反，在人们对于性生活的认识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表明：它越来越不能成功地规范人们的自然行为，传统形式的婚姻正不断受到要求解放两性关系的思想（这种思想影响到今天社会中的各阶级）的冲击。在这种意义上，很显然，性是四大结构链条中的薄弱环节，而这一特殊结构正是各种矛盾的焦点。前文已经强调过这些矛盾日益发展的可能性。按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只有把性生活从与它无关的关系（无论是生育还是财产）中解放出来，才能实现真正的男女性生活自由。但这也可能产生新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实践形式。目前加速发展的性自由无疑是当代资本主义从生产——工作的传统习惯向消费——娱乐的新习惯转变的结果。瑞斯曼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对这一发展评论说：“……对许多人而言，不仅闲暇时间增多了，而且工作本身开始变得既枯燥乏味又不再那么需要……更有甚者，随着敬业精神的减弱，性生活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及娱乐中。不仅有闲阶层把性生活看成是一种较好的享受，而且现代有闲的大众们也这样看。”瑞斯曼这段论述其要义就是，在一个对工作产生厌倦的社会里，性是唯一能使人想起自己活力并具有竞争性的行为，并以此来对抗习惯势力这最后一道防线。从更深的理论层面上，我们还可以在马尔库塞（Marcuse）的“抑制升华”这一概念中找到同样的认识。“抑制升华”是在一完全协调而又麻木的社会运行机器中，由于自身的挫折而产生的性自由。今天，资产阶级社会足以为婚前非生育的性行为提供一块娱乐天地，甚至婚姻也能通过日益增多的离婚和重婚率来解救自身，由此反映出在该制度本身性生活中的重要性。上述考察清楚地表明：目前，当性行为的解放存在最大的可能性时，同样它也可能阻碍人类其他潜能的发展，新的具体化的形式正在涌现，这些形式很可能会取消任何意义上的性自由。这倒提醒我们，当一种结构处于某个统一体的薄弱环节（如妇女所处的环节），绝不可能只单独通过这一环节来解决矛盾。傅立叶和里奇的乌托邦思想明确指出：性欲能够开创这样一个总的解决办法。列宁对克拉拉·蔡特金的评论就是一种有益的忠告，他说：“然而，狂热而革命的（性自由）可能是、现在仍然确实是资产阶级的。它主要是知识分子以及与之最相近的阶层的一种习气。在共产党内，在具有阶级意识的、战斗的无产阶级思想里，没有它的一席之地。”因为只有在影响剥削妇女的全部结构的战略中才能找到总的解决办法。这就否定了左派中流行的两个信念：
改良主义：如今，他们采取了有限的改良要求——付给妇女同等的报酬、更多的幼儿园、更好的再训练设施等。当代左派改良主义者的论述，态度温和，完全脱离了对妇女状况的基本的批判精神，几乎没有什么进步性内容。
自愿主义：它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要求相似——废除家庭、废除所有性限制，强制父母与孩子分开——这使它在今天没有机会得到广泛支持，而仅仅成为理论分析或实际说服工作的代用品。由于整个主题的措辞激烈，自愿主义客观上只能处于正常政治讨论的框架之外。
那么，什么是负责的革命态度呢？在评述整个妇女现状时，它必须包括直接和基本的要求，而不包含对妇女任何程度的崇拜。现代工业的发展，趋向于将家庭原本统一的功能——生育、社会化、性生活、经济财产等割裂开来，即使这种“结构差异”（用帕森斯的概念）受到“保留有力的家庭”这种观念的约束和掩饰。这一差异将为理想的要求提供真正的历史基础：正是这种结构差异将高级社会与原始社会（该社会中所有社会功能都属于国家）区分开来。在实践中，这意味着要求的一致性。不能将妇女地位的四大因素分开来考虑：它们形成一种特殊的相互关联的结构。当代中产阶级家庭可以看做是包括在生产（男性世界）之中的性、生育与社会化功能（妇女世界）的三位一体——严格地说最终是由经济决定的结构。将妇女排除在生产（人类社会活动）之外，并将她们局限于家庭之中，局限于家庭每一功能的自然部分之中，这是把妇女看做自然存在这一现代社会定义所产生的根本原因，因而，任何解放运动的主要锋芒应集中于经济因素——妇女完全进入公共产业部门。老牌社会主义者的错误在于将其他因素视为可简化的经济因素；因此，妇女进入生产领域的要求伴随着废除家庭的纯抽象口号。经济因素仍然是主要的，但是必须伴有同其他三大因素相一致的政策，这些政策在直接行动的特殊关头所起到的作用可能超过经济因素。经济上，最基本的要求不是工作权利或同工同酬——这是改革者的两大传统要求——而是同等工作权利本身。当前，妇女从事非技术、无创造性的服务性工作，这可视为其家庭角色的“外延”。她们是女招待、办公室清洁工、美容师、办事员、打字员。在工薪阶层，女孩有时比男孩更易于进入职业流动——她们能进入较低级的白领阶层，但是仅有1％的妇女从事管理工作，低于5‰的妇女从事专门职业。妇女的组织状态较差，比从事同样工作的男人所获得的工资更少：1961年，妇女的平均产业工资比男人工资的一半还少（尽管还从事兼职工作）。这表明她们受到极大的剥削。
教育
歧视存在的基础是教育，而不是经济。在英国，要求同工，首先必须要求接受同等教育，因为这一原因致使妇女从事社会地位较低的工作。目前，男女受同等教育大约到15岁为止。此后继续受教育的男性人数为女性的三倍。三个甲等入学者中只有一个是女的，而四个大学生中只有一个是女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状况有所改善。女大学生的比例与1920年情况一样，除非结束这种不公平，否则不可能男女同工。这种教育体制实际上逐渐限制了女孩子们的愿望，不言自明，它需要做许多的修改。教育可能是目前能直接促进经济的关键领域。
只有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将生产、生育、家庭区别开来。但是，随之即需要一系列的要求作为一种补充。生育、性生活和社会化也没有统一的形式。传统上，社会主义运动要求“废除资产阶级家庭”。这一口号对于今天来说是不正确的，因而必定遭到拒绝。提出这一要求，是社会主义革命派的错误意识，它纯粹是一种虚无，对这种要求没有作出任何连贯的解释。将这一口号与废除有钱人这一要求作对比，即可以看出其软弱无力。废除有钱人本身已经被否决了。马克思自己将这二者联结在一起，并指出下述这两个要求同样无效：“……将一般个人财富与个人财富相对立的倾向是用动物形式表现的；婚姻……与妇女群体形成对照，在妇女群体中，妇女成了公有财产。”历史造成这种观念淡薄的原因是，从来没有对家庭进行过结构分析，以剖析其不同的功能。它是一种实体化的存在，对废除的抽象相当于对它的概念的抽象。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战略上应该关注的是两性的平等，而不是废除家庭。这一要求并非不激进，然而，他们是具体的、积极的，并将被融入历史进程中。事实上，现在的家庭，与两性平等是相矛盾的，但是这种平等不可能来源于在行政上将其废除，而来源于对其功能的历史分异。革命要求应该将这些功能从一个独立的融合中解救出来，因为这种独立的融合压迫着每一个人。因此，把生育从性行为中分离出来，将会把性行为从不自愿的（害怕的）生育中解放出来。因此，要求国家免费提供口服避孕药物是一项基本要求。由于同样的原因，同性恋的合法化应该得到支持，因为这是一种不生育的两性行为。在古巴或其他地方，对同性恋的战役是倒退的，应该受到批判。在瑞典、俄国，作为一个法律观念，废除私生子有相似的含义：它将婚姻与父母亲的地位分开。
从自然到文明
我们已经看到，社会化引出了更棘手的问题。但是，小孩在早期生活中对母亲的关心的强烈需求并不意味着婚姻和家庭是不可避免的，远不是这样。在我们的社会里，婚姻和家庭制度的基本特征像磐石般坚固：只有一种合法的两性之间的关系形式或代与代之间的关系形式。就只有这两种形式，再没有其他形式。这就是为什么它基本上是对生活的一种否定。就全人类而言，经验告诉我们，两性间的、数代人之间的关系是千差万别的——的确，在我们的创造性作品中许多都是对这一事实的赞扬。而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它们的法律化的表达却是简单而严厉的。在生活的这一领域，法律的贫乏和简单是如此不公正。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一些对个人关系的法律化的和社会的承认。但是，为什么只有一种合法的形式以及大量的不合法的经历，对这一点并不存在什么绝对的理由。准确地说，社会主义不应意味着废除家庭，而是将社会中已知的各种关系多样化——目前这些关系被强制性地压缩为一种关系。这意味着一种多元体制——家庭只是其中之一，因而废除家庭是无意义的。生活在一起或不生活在一起的夫妻、与孩子们的长期生活、父母一方抚养孩子、孩子们由传统的父母亲而非生物学意义的父母亲来养育、扩展的家庭群体等——所有这些都可以包括在法律体制内，这一体制与自由发明、男人和女人的多样性相匹配。
详述这一体制是不现实的，对未来的详尽解释只能是理想主义的、糟糕的、静止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变化的进程。对未来的想象是不受有限世界影响的，社会主义所采取的形式将依赖于资本主义的早先形态及其自然灭亡。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妇女解放将不是“理性的”而是人类的一项成就，这项成就是在从自然到文明的漫长道路中取得的，它具有历史和社会的含义。
（陈小兰 葛友俐 译）
莫尼克·威蒂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