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计划经济中，生产规模由计划决定，企业决策者没有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意识，无论利率的上升还是下降，都不影响企业的生产规模，所以投资对利率没有弹性，利率上升不足以导致投资减少。尽管在我国这几年的历史上，利率上升都曾经伴随通货膨胀的下降，但是其中只有时间的先后，却未必有因果的制约。因为在提高利率的同时，我国也都采取有力的行政手段大幅度削减投资规模，所以缓减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行政手段的生效，而不是利率上升对投资的遏制。同时，利率上升对储蓄的刺激却有限制消费的功能。因为计划金融的依据是信贷指标，而不是库存现金，储蓄存款的多少也与贷款没有互相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货币进入银行，就是现实消费购买力的减少，总需求因此下降，通货膨胀的压力可以得到缓减。
在我国目前的转轨经济中，企业开始面对市场，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规则开始决定生产规模，利率上升已经具有缩小生产规模的效应，尽管达不到成熟的市场经济中的程度，但却肯定形成了投资的利率弹性。所以提高利率可以遏制投资，减少总需求。但是，它却不能因为增加储蓄，而缓减通货膨胀。因为我国已经解除信贷指标控制，商业银行开始实行资产负债管理，储蓄存款因此成为商业银行倍数发放贷款的依据。在这个基础上，储蓄存款的增加致使企业支出的扩张倍数大于居民消费的减少，通货膨胀的压力甚至有进一步增强的趋势。
正是因为储蓄不再具有缓解通货膨胀的效应，所以我们必须相应调整观念，并且从现在起就应做好增加国债发行的准备，一俟通货膨胀有卷土重来的迹象，即可通过提高利率，吸引公众购买国债，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化解通货膨胀的压力。
四、对通货紧缩的认识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的经济运行一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物价持续下跌，经济增长减缓的现象，但正如当初我们不承认存在通货膨胀一样，一开始我们也不承认发生了通货紧缩。
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通货紧缩的看法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货币主义观点，例如弗里德曼有句名言“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如果说货币供应量增加导致通货膨胀，那么与此相反，货币供应量减少则导致通货紧缩。另一种就是实体经济论，通货紧缩不在于货币和信用的供给不足，而在于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相对减少和缺乏适当的贷款对象。它通常与经济衰退相伴随，表现为投资的边际收益下降，由此造成银行信用紧缩，信贷增长乏力，消费和投资需求减少，企业普遍开工不足，非自愿失业增加，收入增长速度持续放慢，各个市场普遍低迷。
认为我国存在通货紧缩的人认为，体制转轨是我国通货紧缩的制度性基础。
由于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的特定历史环境中，由体制转轨引起的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对未来的预期，有关通货紧缩和伴随的种种问题，在相当大程度上都源于体制转轨，是体制转轨的代价，即改革成本。
由于转轨时期市场机制发育的不完善，特别是市场竞争的不充分，加上计划体制对市场竞争机制的干预与限制，致使在我国有些行业，如金融、电信、电力等部门形成垄断格局，行业准入的限制制约社会资金进入这些行业，造成无效供给过多与有效供给不足的并存，阻滞了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些垄断企业通过加大工资成本分摊、制定垄断高价的手段来大幅提高本行业职工的收入水平，使其远远超出其他竞争充分行业的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使得城镇地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随着体制转轨的深入，国企的企业办社会负担与人员负担的剥离与转移，在城镇地区出现了大量的失业、下岗人员，再加上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挤压，失业和下岗人员的增多不可避免，这是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也只有在体制转轨之后才能改变局面。
一些学者根据货币供应增长速度，判断当前是否存在通货紧缩。按照物价是否持续下跌超过2个季度的标准判断，我国的确存在通货紧缩问题。因为居民消费价格自2001年9月份开始下降，已持续下降两年，我国GDP增长约7%，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下降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抑制，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自1997年10月开始出现通货紧缩趋势以来，通货紧缩一直存在，只是受宏观政策和外部环境改善的影响，通货紧缩并不严重，政府和人民银行推出一系列鼓励投资和消费的举措就是为了缓解通货紧缩。
除了价格的持续下降以外，还有一些指标可以印证通货紧缩的存在。如（1）实际经济增长率是否长期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水平；（2）社会上的有效资源是否得到充分利用；（3）是否存在持续性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此三者实际是一个问题的三个方面，许多学者着眼这三个方面证明我国当前的通货紧缩从1997年一直持续到现在。
我国的确存在经济的实际增长率持续地低于潜在增长率的问题。尽管，很难给出潜在增长率的准确量化指标，但多数学者都承认每年“七上八下”的经济增长肯定大大低于潜在增长率水平，一般估计，我国的潜在增长率水平为9%—10%。经济增长持续低于潜在增长水平，必然导致物价水平的持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全靠积极财政政策的推动。面对经济结构的中长期大调整，凯恩斯主义的扩张型财政和货币政策（在我国主要表现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避免通货紧缩转化为长期的萧条（包括抑制周期性衰退）。因此，经济适度快速增长与通货紧缩并存的“缩长”现象是积极的宏观政策与经济结构中长期调整共同作用的结果。2002年以来出现经济回升和物价持续下降的矛盾现象，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当时的经济增长回升不是内生性的，主要是靠强有力的宏观政策和世界经济开始复苏这些外部因素所推动；二是说明经济回升的力度不够大，不足以阻止价格的内在下降趋势。2000年我国价格温和回升的基础不牢，回升的原因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前两年的物价“超跌”，价格的回升是对“超跌”的补偿；二是当时的内需和外需均呈现出强劲的回升。
我国有效资源确实未得到充分的利用。2002年以来，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部分与入世有关），劳动力和资金资源的闲置问题相当突出。就业压力明显增大，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大矛盾。“九五”中期以来，城镇新增就业岗位呈不断减少趋势，而农村非农就业总规模则出现了绝对量的减少。就业不足带来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拉大社会收入差距，加剧通货紧缩；通货紧缩也反过来加剧就业和需求的不足。资金闲置明显增多，资金收益率不断下降。主要反映为银行存贷差不断扩大。大量的储蓄无法转化为投资，这就意味着最为稀缺的资源———资本利用率低下，最终抑制有效需求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也代表着资金的大量闲置。此外，国家为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所投放的基础货币，也相应地转化为储蓄，而不是投资，估计由此造成的货币闲置占货币供应量的15%。
有效需求不足也成为我国的一种长期性趋势。这既反映消费需求的不足，缺乏内在增长动力，又反映民间投资增长缺乏内在动力。民间投资信心和内在动力均不足，这主要是因为：（1）长期性的消费需求不足和物价的持续下降，明显增大了民间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导致民间投资的现实收益率及预期收益率下降，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不高；（2）民间资本市场准入仍然受到体制性和政策性的壁垒限制；（3）民间企业的社会融资成本相对较高，且渠道很窄。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通货紧缩并不意味着经济衰退或萧条，我国的通货紧缩实际上反映为经济增长率的适度下降或持续调整，这就是所谓的“缩长”现象。
在中长期结构调整和体制渐变的过程中，货币增长以及利率政策本身与物价走势的关系趋弱。这主要因为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或者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失灵，因此，按照货币供应增长率判断是否存在通货紧缩是难以得出正确结论的。现代经济现象并不能完全用传统理论来解释，理论也需要相应的改革和创新。
五、需要修正的现金投放回笼的概念
货币投放和回笼大概可以算最能反映我国计划金融特色的概念，至今我们仍然沿袭这样的概念以解释我国货币供给增加和减少的状况，但是随着我国货币银行制度的改革，货币的投放和回笼已经不再通过原来的渠道了，或者说原来投放和回笼的渠道已经不再具有投放和回笼的含义了。
按照计划金融理论，所谓货币投放是指向流通中注入现金，所谓货币回笼则是流通中的现金进入银行。“大一统”人民银行的信贷计划的平衡规则是贷款等于存款加现金投放或回笼，所以贷款大于存款只能靠现金的发行来保持等式的成立；反过来，存款大于贷款则必然是流回银行的现金增加。而且各级银行信贷计划各项指标的加总是总行各项对应的指标，所以才有总行的货币投放要通过各级银行的农产品收购、工资奖金的发放和储蓄存款的提取来实现，而总行货币的回笼则通过表现在各级银行账上的商品销售、税款缴纳和储蓄存款的入行来完成。所有这些运作的条件和投放回笼的渠道已经在我国目前的转轨经济中不完全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