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一直到死都是一个标准的文官，虽然想到了编练新军，但练兵的确不如从军队里滚出来的袁世凯。别的不讲，检阅部队，连马都不会骑，得用四个人扶着。在两江总督任上练的自强军，离任后给了接任的刘坤一，从此不了了之。自己到湖北之后，重打鼓另开张，直到升到中央做军机大臣，也只是编练出了一镇（师）一协（旅），实际操办者，是由他的马弁升上去的张彪。而袁世凯则练出来北洋六镇，六镇的人，除了第一镇的禁卫军（主体是满人），剩下从官到兵，都对袁宫保特有好感。说他们效忠皇上的劲头没效忠袁世凯的大，或者说，眼里只有袁宫保没有皇上，也不算太过分。但是，这个效果，却不是人们常说的，是袁世凯成天搞精神教育，在军营里挂自己的画像造成的。其实，当年北洋军还谈不上有精神教育，即使有一点，也主要是教育士兵忠于皇帝、忠于国家，至于军营挂袁世凯的像，则基本上出于反对者的想象。那年月，对于当兵的人而言，精神跟现大洋相比还不值什么。北洋军喜欢袁世凯，对于军官而言，则是因为袁世凯舍得下本钱，看上的人，赏赐从官爵到金钱，从不吝啬。对于士兵，则是直接发饷，不仅实惠，而且跟别的军队比优越感强。可以说，只此一招，就征服了北洋人心。后来兵多了，袁世凯自己盯不了，就由别的将领，比如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他们来盯着。这个传统，就这样传了下来。军官做别的出格的事可以原谅，唯独吃空额、喝兵血不行，肯定一撸到底。所以，北洋军从上到下，一直传诵着袁宫保的好，就算袁世凯被免职，大家还都惦记着他，为他抱屈。袁世凯走后，清廷把几个留洋的留学生派到北洋军做首领，结果，这样的洋学生却无论如何都渗透不到军队里去，大家阴奉阳违，就是不买账。到了清朝最后几年，别的新军吃空额的毛病多少有点重犯了，但北洋军却一直都没有。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之后，倾向革命的北洋第六镇和第二十镇统制吴禄贞和张绍曾，先后发难打算造反。但这两位却都没法真正控制手下的军队，只要袁世凯不想反，这些军队也就难以跟着别人走。所以，两个发难者最后一死一逃，北洋军人还是听袁世凯的。
民以食为天，兵也一样，能对兵好，兵才会跟你走。当然，太好了也不行，容易养成五代时的骄兵悍将。北洋军成为袁世凯的本钱，不是没有原因的。
班房——刑罚的另一副面孔
在我小的时候，人们还习惯把进监狱说成是蹲班房。其实，真正意义上的班房，早就不存在了。班房其实不是监狱，仅仅是古代衙役们休息的地方。在四川，把班房称为卡房。后来，这个地方被用来临时关押那些知县老爷或者书吏和衙役需要关押的人，被关押就被称为蹲班房。
蹲班房的人，其实都是没罪之人，最常见的是欠钱粮不交或者欠租不交的。拖欠钱粮不交还算是公事，把当事人押起来，在那个时代还算有道理；但拖欠租米本是私事，豪绅在县太爷那里有面子，一张片子把人送来，也照样关押。除此以外，来衙门打官司，婚户田土这样的“细事”，即现在所谓的婚姻和经济纠纷，当事人不服判决，甚至证人不肯作证，都可能被关进去。这样的班房押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非法拘禁。所有关进班房的人，都没有定罪，有的甚至连嫌犯都不是，但照关不误。当年每个县衙都有正式的监狱，用以关押进入司法程序定罪的人犯。只有那些没法定罪但衙门的人又需要把他们关起来的人，才进班房。当然，自打有了班房之后，也不乏衙门的人挟私报复，平白将人关押的事情。
把人关进班房，就是令他们就范的，所以关进去的人没好日子过。每天一顿稀粥，饿得半死。暗无天日，挨打是家常便饭，不仅衙役打、牢头打，还有变着花样的刑罚，百般的折磨。折磨人，还就是要让被关的人的家属知道，这样才能更好地促使里面的人听话就范。因此，班房的死亡率非常之高。清朝道光末年，张集馨做四川的按察使，据他讲，当时每年四川一省，瘐死卡房里的人不下一两千人，远远高于每年的死刑犯数量。而死在班房里的人，即使按当年的尺度，连罪犯都谈不上。
班房，就是一个地方官可以公开地草菅人命的所在。县太爷想把人弄死，无需把你锻炼成狱，诬人死罪，只需要找个茬子，把你关进班房就行。无需太多的小动作，连续关多少天，饿也饿死你（衙门里有势力的书吏和衙役，也照样可以这样把人弄死）。同样是张集馨说的，四川有位县太爷诬良为盗，抓了十五个人，送到省里一审，都是错的，发回重审，县太爷一生气，班房里这十五人就全死了。另一个清末的酷吏，后来做过山东巡抚和山西巡抚的毓贤，在做曹州知府的时候，只要把人当盗贼抓了，不管有没有证据，就往站笼里一放，站笼在衙门前排了一排。只要进了站笼，站也不是立也不是，少则一天，多则数日，必定丧命。站笼，其实也是班房的一种特别形式。
清朝皇帝一向号称治民宽厚，对刑罚讲究慎重。死刑的复核，是皇帝的专利。每年秋审，全国的死刑判决，都要由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抽调专业人士组成的秋审司来把关。对每个死刑案件都要进行详尽的复查审理，最后形成一个文件（说帖），交由皇帝定夺。而皇帝的复核也不是走过场，凡是说帖不清楚的案件，都要调来案件的卷宗，仔细研究。一般来讲，死刑案到了皇帝那里，多少都会有所宽大，放一码。比如斩刑改绞刑，绞刑改斩监候。但这样慎刑的王朝，在具体的司法审理和地方治理中，却往往是严刑峻法，一味滥杀，两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是这个王朝治理的两副面孔。
尽管在王朝时代，对于地方官来说，他们法定的职责排在第一位的，不是征粮征税，也不是审理诉讼，而是教化，导民为善。但是，这样的儒教说法，其实没有多少地方官真的当回事。尤其是在所谓民风强悍、刁民比较多的地方，地方官一般都是法家面孔，能杀就杀，尽量多杀。班房关押这样恶劣而非法的手段，谁做了县太爷都会用的，所差的就是用多用少的区别。最关键的是，用这样的手段，即使把人整死，只要没有碰到当地的巨室大户，没人把事捅到上面去，死多少基本上都没有事。官员审讯人犯，用刑用大了，人死在当堂，官员要背罪过，关在监狱里的人瘐死数目多了，于官员的考核也大有碍。但是在班房里死了，上司大抵睁眼闭眼，皇帝也装作不知。只消不进入司法程序，一切都可以视为没有发生，哪怕里面的事情超级令人发指，地方官好官照做。
儒表法里的统治，班房就是一个最鲜活的说明书。
密匦这东西
密匦就是今天的检举箱。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检举箱可是个熟悉的东西，以前只要有运动，每个单位都立马设置这么一个东西，鼓励人们检举揭发。检举箱神秘莫测，没见过有人往里投信检举，但里面多半会有东西。什么时候投进去的？夜半无人之际。明明是公开鼓励人们做的事情，偏偏要偷偷摸摸地做，即使在运动中也是如此，人性真是有点奇妙。
密匦这东西，据说开始是武则天设置的。作为一种制度，当初被很认真地看待。每个密匦都有专人负责，定期取出里面的东西，交给专门负责的御史。但有意思的是，密匦本身并没有要人检举揭发坏人坏事的意思。当初的密匦是一个方形的盒子，四面颜色不同，各有名称。东面叫延恩匦，“怀才抱器，希于闻达者投之”。意思是说，如果你觉得自己有才干，但现在被埋没了，可以投匦自荐，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投上一份自我吹捧的简历，期待得到一份聘用书。南面叫招谏匦，“匡政补过，裨于政理者投之”。意思是人们对时政和政策有所建言、匡救，投进去。西面叫伸冤匦，“怀冤受屈，无辜受刑者投之”。北面的叫通玄匦，“进献赋颂，涉于玄象者投之”。意思是有想表达对女皇爱戴之情，进赋献颂者，但又写得比较玄妙，跟李唐家自称的祖宗老子有点关系的，玩点三玄，老、庄、易者，就投到这里。当时武则天虽然称帝，但还没改李唐名号，传统还是要顾及。
如果照密匦上的这些字样解释，这个神秘莫测的玩意，似乎跟告密检举没有什么关系，完全是领导人密切联系民众的一种措施，同时也接受一点人民群众的正面歌颂。可是，密匦设置之后，真正的用途就是接受人们的告密检举，从来没有什么傻帽往里投简历或者献赋颂。倒是负屈含冤之辈有可能往里投点什么，但也不多，大家都知道这玩意到底是干吗的。当然不乏有真正为国分忧、为女皇分忧的积极分子，但也有浑水摸鱼之徒，谁看谁不顺眼，写个黑状子一投。
武则天做皇帝，天下不服气的人多，异己势力蠢蠢欲动。从来只听说过太后临朝，没听说过女皇帝，尽管因为此前北朝鲜卑人统治多年，唐初女人比较嚣张，但中国还是一个男权社会。做女皇，无论如何都是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儿。在武则天看来，自家的屁股能不能坐稳，关键看能否及时剪灭异己，镇住这些不服的人。自古以来，聪明的统治者都谙熟人性的阴暗，用不着奖励，只要放手让人告密，就会有人跃跃欲试，试的人多了，自然人人自危，大家互相怀疑，谁也不能信任，原来密切的社会关系，就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再整治也就容易了。跟密匦制度配套的，是酷吏的严刑逼供，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古代问案，尤其是这种从密匦出来的政治性案件，谈什么证据？只要有人告下了你，基本上就死定了。密匦横行多年之后，真正的反叛，或者曾经参与反叛、同情反叛的人也能被检举揭发出来，但更多的则是被冤枉之人。冤狱遍地的结果，是人人钳口、个个服气，不只反叛的危险消除，连不服气的念头都没人敢动了。也可以说，当年武则天设置密匦制度，要的就是营造这种人怀疑人、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等到大局已定，再杀几个当日过于专横的酷吏，安抚一下人心，她就可以放心改朝换代了。
不过，古代的中国毕竟是个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是这个社会赖以维系的基石。尽管是皇帝，如果刻意摧垮这样的信任，也一样会遭到强烈的抵制。武则天的密匦制度基本上只实行于社会的上层，用于消弭上层的反抗，如果她把这一套强力推到下层，肯定会引起天下的纷扰。因为无论哪个皇帝，都没有这个本事，可以把政权体系立体化，贯彻到社会每个角落，管到每个家庭。当年统一六国的秦始皇都做不到，张良刺杀他，博浪一椎，然后大索天下也没找到行刺者。即便如此，在武则天实行密匦制度的那些年，仍然让官僚阶层很不舒服。在达到既定目标之后，密匦制度就慢慢废弛了。如果武则天一直这样做下去，恐怕她的统治反而会不稳了。告密固然可以整人，但却难以避免请君入瓮，被人如法炮制。人性固然有阴暗的一面，但人性更不喜欢紧张，尤其是日常生活中的紧张。人与人持续而强固的紧张，是会把人逼疯的。
作为替罪羊的“奸商”
世界上有没有奸商？当然有。三百六十行，哪行都有坏人，商人自不例外。在商言商，商人做买卖就是要挣钱，商人言利，理所当然。在一个儒家学说盛行多年的国度，言利之人被人看不起，在情理之中。况且，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一度甚至被打入贱民行列。所以，用“奸商”二字鄙夷一下商人，就成了时髦。
每到物价飞涨时，人们第一个想法，就是奸商作怪，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其实在这种时候，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心术坏了的商人在中间捣蛋，但物价飞涨的关键，还是因为短缺。一旦供应充足，没有商人有这个力量可以垄断商品，抬高物价，就算有商人联盟这样做，总会有不乐意加入的人破坏之。市场太大，没有几个人或者一群人可以操控得了，囤积多了，不仅货物本身积压资金，储存也是需要成本的，万一到最后还卖不出价来，就会赔得底掉。这样的教训很深刻，没有多少商人乐意冒这么大的风险。
但是，在消费者眼里，物价飞涨给他们的直接刺激，就是商人作怪。因为他们眼睁睁看着同样的东西频繁地在商人手里涨价，罪魁祸首不是他们，还能是哪个？不用说，凡是在这种时候，社会必定出现动荡，而统治者稳定秩序的法宝，就是找替罪羊。现成的替罪羊，就是商人。拿几个囤积居奇的奸商，咔嚓掉了，马上就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神效，老百姓立马人心大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