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作为晚清的名臣，干了大事、救下来大清的大功臣，曾国藩也的确有“挺”的功夫。在湘军大营，每天天一亮就起身，跟幕僚一起吃饭，尽管有些很有用也很有资历的幕僚，如李鸿章，老大的不乐意，但也该坚持就坚持。打了败仗，一般也不自杀，自杀也肯定有人相救。制定战略，定下来对付从武汉到南京摆开一字长蛇阵的太平天国，就是从上游向下游打，先打武汉，然后九江，再安庆，最后南京。太平军的李秀成和谭绍光部，却于战略进行当口，进军苏南和浙江，把清朝的财赋之地一窝端了。朝廷只有湘军可用，接二连三下令要曾国藩去救，但曾国藩就是不为所动，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实在被逼急了，就派李鸿章带上他的人马去应付一下。最后，这个牛角尖还真就是让他给钻通了。安庆失守之后，太平军全面被动，尽管有苏南浙江，钱粮不少，还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眼睁睁看着最后南京被围，大势已去。
只是曾国藩晚年办理天津教案之后，有点没挺住。虽说今天看来，他并无过错，而且替朝廷分忧，解决了大难题，但在当时，却朝野人人唾骂，声望从天上直落地下。一向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竟有嚷嚷开除他省籍的。虽说他的确是因病而死的，但铺天盖地的嘲骂，也是一个致死的缘由。人到老年，百病缠身，挺的功夫不够了。
这一点，他的弟子李鸿章比他要强些。中日甲午战争，中国一败涂地，作为战区的指挥官，李鸿章当然要受处分，拔去双眼花翎，剥掉黄马褂，实职的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都让给了别人。虽说因马关谈判的缘故，花翎和马褂都还了，但实缺却都没了。当时，朝中好些人特盼着李鸿章就此告老还乡，连头上的大学士帽子也一并摘了。可是，李鸿章就是不走，偏要在北京待着。北京没有房产，就住在贤良寺。没有公务，不走；没人搭理，不走；没人送钱，也不走。有人奉命前来劝退，不理。糯米团子吃得，猪肉肘子啃得。清朝的大学士和协办大学士是有定额的，六个大学士，六个协办大学士，空缺出来，后面的人才能补上。大学士在明代属于内阁成员，近似于宰相，人称阁老，位高权重。但到了清朝，内阁已经没有用了，所谓大学士，只是朝廷给特别有名望的大臣的一种名誉，实权则在军机处那儿。但是，在朝臣的习惯里，还是把大学士和协办大学士称为“相”。这样的荣誉，人人想要。看见李鸿章失势，有人就打他那顶帽子的主意。可是，李鸿章老是老了，挺劲儿十足，硬是不让，偏不叫他不喜欢的人得意。能挺的李鸿章，最后在庚子惹祸之后，朝廷需要跟洋人谈判议和之际，再次有了机会挺朝廷。最后挺完，自己也翘了辫子。但是一直到死，他都是一根硬棍。医生让他节食，硬是不肯，到死都要吃硬菜。
当然，曾国藩和李鸿章能挺，也得有资本和条件。太平天国兴起，漫天烽火，大清朝眼看就完了，八旗兵不行，绿营兵不行，连总预备队的蒙古骑兵也不行了。是曾、左、李他们练民团，把个朝廷救了。这样的救命之恩，别人不清楚，西太后清楚。恰好这个西太后没受过正规教育，只喜欢看戏，中了一脑门子知恩报恩的毒，凡是她觉得有恩于她的人，一律高看一眼。中兴之后，对别的臣子，西太后可以耍性子、摆威风，说撤差就撤差，说发配就发配，说砍头也就砍头了。但唯独对于这些中兴名臣，却从来都不使性子，无论怎样，都得给人留面子。所以，不管有多少人挤对，多少奏章弹劾，李鸿章的大学士帽子都岿然不动。后来闹义和团，多少顽固派大臣要杀李鸿章，说他是大汉奸，儿子做了东洋人的驸马，西太后却放他去了广东做两广总督，给了他一条生路。这一番君臣机遇，还真的不一般。当然，反过来，曾国藩也好，李鸿章也好，甚至左宗棠也罢，所有的中兴名臣，对于这个当家的女人，也就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如果真有挺经的话，他们也无非是先自己挺着，然后挺太后、挺朝廷。
窝囊的礼部首长们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干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罢免礼部六堂官，即将礼部两个尚书外加四个侍郎统统免职。鼓励士民上书言事，是新政的重头举措，一般老百姓由都察院代递，而官员由所属衙门长官代递。等于是在旧制度的模糊地带，开了一个言路的口子。因此光绪十分重视，来自民间的那些不讲格式、荒诞不经的奏章，他都亲自读阅，生怕漏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来自官员和士大夫的奏章，他就更重视了。可是就在这时，礼部主事王照上书言事。所言三事：一、要求皇帝明确宣示，中国已经面临瓜分危机；二、请皇帝奉皇太后之命巡幸中外；三、建议设立教部，以西人敬教之法，尊孔子之教，以西人兴学之法，兴中国之学。结果礼部尚书怀塔布和许应骥拒绝代递，然而这个王照足够强项，不肯就范，马上上书弹劾堂官阻遏上书，同时声言，如果不代递，他就直接到都察院亲递。无奈，礼部两位尚书只好答应代递，却同时递上弹章，弹劾王照“咆哮堂署，藉端挟制”，要皇帝出国巡幸，是陷皇帝于险境云云。
晚清的尚书，虽然按体制只是从一品，但实际上都已经是头品顶戴，一品大员跟七品主事之间等级悬殊，而且现官现管，如果在平时，王照等于找死。但是，礼部堂官的这一举动却犯了光绪的大忌，锐意变法的他，愁的怒的，就是当道大臣阻扰变法，怀塔布和许应骥自己跳出来，焉有不办之理？所以，光绪龙颜大怒，一下子把礼部六堂官全部免职，赏给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连升三级。其实，罪魁不过是作为尚书的怀塔布和许应骙，四位侍郎只是跟着吃挂捞。虽然说当时的体制，尚书侍郎跟现在的部长副部长不一样，侍郎并非尚书的副手，尚书不代递，他们可以单独代递，但一般来说，很少有侍郎吃饱了撑的，会为一个小小的主事得罪尚书的。
为一个主事而丢了官，又不是什么贪赃之类的大事，礼部六堂官多少有点冤。但是在变法之前，怀塔布和许应骙这两个宝贝，就已经吃过一回下属的瘪。清朝的惯例，凡是在内务府当差的人，只要中了进士，就得分发六部。当年有一位文延照先生，就原本在内务府干得不错，中了进士，改到礼部做郎中，按资格排在前面，为领办司员。可是，此公在内务府当大爷当惯了，加上一口很重的鸦片烟瘾，根本起不了早。而领办司员又得经常与堂官打交道，堂官们往往坐着等到天黑也不见他的踪影，很生气，要开他的缺儿。丢饭碗的事儿都是天大的事儿，不过，文延照没有托人求情，而是找了一天，天不亮就跑到怀塔布的家里，要求晋见。门子说，大人还没起呢。文延照大怒，在门庭咆哮，你说我迟到，今天我来了，你还没起，到底谁迟到！如此不公的堂官，早晚有人参你。如此这般，大骂而去。
骂完之后，你还别说，怀塔布和许应骥还真就没敢上奏开了此人的缺儿，经人说和，仅仅去掉了他的领办司员，依旧做他的郎中，还在某司掌印。当年六部的规矩，掌印者权重，但无需干活。这样的安排，正中文延照的下怀。当时的官场就是这样，有来头的下属，即使上司也惹不大起。碰上怕事的，也只好息事宁人。
以往的史家，论及礼部六堂官事件，都以为怀塔布和许应骥是顽固派。其实，他们只是因循保守而已，说白了，无非是俩混日子的高官，多少还有点怕事。这样的官员，在当时满朝皆是。不肯代递王照的奏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真的视王照要求皇帝出国考察的言论过于“狂妄”，那个年代，皇帝怎么能出国访问呢？出了国，尤其是到“敌国”日本，不就是陷君父于险境吗？这样狂妄的言论从他们部里出来，万一皇上不高兴了，他们不也连带着麻烦？对他们来说，跟违抗皇帝旨意比起来，效忠更重要，或者说不犯原则性的错误、不冒风险更重要。不错，他们这样的官僚，对于变法的确充满了疑虑。但这种疑虑与其说是出于顽固，倒不如说是出于本能。在他们看来，宦海沉浮年头多了，怕的就是变化，不变，自己后面的路很清楚，该怎样做也很清楚，但变了之后，就一定有许多不定因素，说不定会危及自己的仕途。为了自己的乌纱帽，下属咆哮，完全可以忍，可以妥协，但是这样的咆哮如果是为了变法，而且是充满风险的变法建议，就难免要阻扰一下。他们这官做到一定份上，大体就是混日子，任何一点风险都经受不起。没想到的是，前一个郎中的事儿平息了，后一个主事的事儿却栽了。
好在戊戌变法很快就结束了，礼部六堂官也官复原职，整个朝廷又继续因循下去，直到混到八国联军入侵，他们才混不下去了。
刺马案的人工迷雾
张文祥刺马，是清末四大案之一，也是四案中最为扑朔迷离的一桩疑案。张文祥就是张文祥，一个干过捻军，也干过太平军的刺客。而所刺杀的马，是当年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马新贻在校场阅操完毕，在返回衙署途中，为埋伏在路旁的张文祥所刺杀。此案震动朝野，朝廷调动了曾国藩在内的多名大员审讯勘察，折腾了半年，才算结案。然而，朝野不服，文人笔记，言人人殊，民间则编出了京剧、弹词、评话、文明戏来演绎，越说离结案的结论越远。死后被朝廷立了专祠祭奠的马新贻，在民间的口碑，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卑劣的白鼻子小丑，忘恩负义，贪生怕死，还因好色而谋害结拜兄弟，霸占了结拜兄弟的妻子。
有清一朝，地方大员自太平天国造反以来，折损的倒是不少，但在革命党人没有崛起之前，和平年景遇刺身亡者，还真是少见。两江总督又是跟直隶总督一般分量的最为重要的地方大员，大员突然遇刺，引人关注倒不奇怪。但是，此案从晚清哄传到民国，长盛不衰，跟这个案件自身的特点不无关系。一方面，刺客手法高超，一把锋利的匕首用毒药喂过，行刺过程干净利落，在重兵护卫之中，如天而降，一刀毙命。完事又不逃走，束手就擒。在审理过程中倔强不屈，无论怎么动刑都面不改色，直至最后凌迟处死，一声不吭，绝对是一条汉子。这样的汉子，按情理，不是职业杀手，就是英雄好汉。在人们的期待中，无论如何，此案必有蹊跷，即使没有主使之人，也必有重大冤情。即使如曾国藩这样的老江湖、老宦场，在接到重返两江总督任上审理此案的任命，在跟西太后说起此案时，也认为此案“甚奇”。然而，审理结案的结论却跟人们的期待大相径庭，没有找到主使者，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曲折案情，不过是一点私人恩怨。那个时候，朝廷的政治又是黑箱，审讯不公开，结论也无从讨论。所以结案之后，人们更是议论纷纷，传言四起，相关的演义事业自然就更发达了。当时又已经有了租界，在别的地方演恶心马新贻的戏可能被禁，但在租界里演，谁也没办法。
此案的结论，从最初江宁将军魁玉和漕运总督张之万，到后来的曾国藩，基本上是一致的。据《清实录》和曾国藩的奏稿，结论就是，张文祥刺杀马新贻，动机很平常，无非是那么点私人恩怨。曾为发逆（太平军）后通海盗的张文祥，因马新贻剿海盗，杀戮同伙甚多，没了落脚之处，老婆又被人拐走，拦驾告状，马又不理，开小押（赌场），又被马新贻禁止，于是走投无路，遂起念杀马，马新贻也就真的让他给杀了。
显然，这样平淡无奇的结论，实在是太不过瘾，也太像是有意隐瞒了。别说民间，就是对于此案发生即疑诼纷起的官场，也难以服人。于是，一时间传言四起。有传是丁日昌因马新贻查办他的儿子，托请不入，因而雇人报复的。也有传其实跟曾国藩被遣散的旧部有关，他们没看上跟湘军没关系的马新贻做两江总督，涉及朝廷的权力之争。也有人传是因为马新贻是回民，他的死，跟回汉争斗大有关联。
日前在《文史资料选辑》上看到一篇文字，写的人名叫陈功懋，祖父当年在给马新贻做刑名师爷，马新贻被刺之后，一直参与审理。陈功懋根据祖父留下的笔记，整理出刺马案全貌。据他讲，其实刺马案的结论，在魁玉和张之万的审理中就已经做出了。朝廷加派曾国藩来重审，审了好长时间，却并没推翻原议，不是曾国藩有意徇私，不想让同僚难堪，而是在当时，就算曾国藩清廉公正，也大概只能这样结案。这样结案，跟主要事实并无太大的出入。
但是，结案的结论的确跟审出来的事实有所不同，几位朝廷重臣，或多或少有意隐瞒了一些事情。比如，马新贻在太平天国乱时担任庐州知府，出城追击叛军中伏被俘，俘虏马的，就是时为捻军头目的张文祥。只是当时马新贻化装了，张文祥并没有认出来这家伙原来是个朝廷命官，反而因马新贻的亲兵时金彪是同乡，用乡音聊起来，动了怜悯之心，连他们两人一并放了。这个事实，结案时根本就没提。另外，结案结论提到了张文祥的妻子，被原来海盗的同伙拐走，但却没有明说张的妻子其实已经归了马新贻做三姨太。而这个三姨太，就是传说中张文祥的把兄弟曹二虎美貌的妻子。传说的故事里，张文祥和曹二虎还有马新贻，都是结拜兄弟。后来张文祥看出马新贻不是个东西，先行离开了，但曹二虎不肯，要留下来共享富贵。曹二虎的妻子因十分美丽，被马看上，从而马借故害死了曹二虎，霸占了他的妻子。而张文祥刺马，就是为了给兄弟报仇。其实，张文祥在妻子被拐后，曾经打探到了妻子的下落，说是在马新贻家做佣人。当时身为马新贻亲随的时金彪，也设法把张的意愿告诉了他原来的妻子，但人家根本就不想跟他走，拒绝相见。这挺正常，有哪个女人放着大官的姨太太不做，乐意跟一个四处漂泊的人漂泊呢？一直到张文祥刺死了马新贻，他都不知道妻子已经是人家的三姨太了（马新贻的三姨太，在马死之后自尽）。张马之间的仇怨，其实还是此前马新贻剿匪以及毁了他生意造成的。如果放在别人身上，这点事情也许不至于让人跟一个这么大的官同归于尽，但张文祥就能做到。我们不得不说，世界上的人千差万别，一些具有特别性格的人，就是可以做出出乎人意料的非常之事。
当然，这样两处的隐瞒，对审案者来说，其实只是出于对死者的善意。毕竟这两件事都是马新贻的某种污点，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对于后者，马新贻虽未必知情，但毕竟是纳匪人之妻为妾，于官声有碍，好说不好听。都老爷（御史）如果知道了，参上一本，也可能会丢官。前者问题就更大，做地方官的被“贼人”俘虏，丢了城池，却没有死节，细究起来，按清朝的法律是要杀头的。马新贻蒙混过关，此时已经混到两江总督了，就算不死，同僚只要没有深仇大恨，该瞒也得替他瞒，何况人已经死了，何必再揭人短？为尊者隐，是当时官场审案的惯例，更何况这么大的官儿，大家彼此平时还多少有些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