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再谈国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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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精英的小辫子(4)

然而,这样的有意隐瞒,却平白加浓了案件上面的迷雾,弄得整个案子扑朔迷离的。案子结了之后,好些官场中人出于官场经验的敏感,看出里面肯定有隐瞒,但并不知道其实瞒得并不多,加上结论离他们的推测反差也忒大了点,于是他们就首先开始把疑诼化为故事。首先传出消息的,就是官场的人。官家的人都这样,民间的传说自然,没法不丰富。一个如此刚烈的汉子,一个手法纯熟的行刺,最后的原因居然是这样的平淡无奇,有谁能甘心呢?其实,审案的人也跟官场其他人一样,感觉张文祥刺马没那么简单,无论是第一拨的魁玉和张之万,还是第二拨的曾国藩,都拼命地问张文祥有无主使,但都没有问出来。找来时金彪调查,也没问出什么名堂。没问出来,结果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张文祥打死不肯说,一种是的确就真的没什么事,两种可能性都有。但如果参照其他的证人证物,第二种的可能性其实更大些,只是人们却更喜欢相信前者。

多少年来的黑箱政治,使得人们对于朝廷出的事情,压抑不住地喜欢往复杂了想,往阴谋上想。即使没那么复杂,没有那么多阴谋,也得把它弄复杂了,弄阴谋了。朝廷也好,官场也罢,在人们眼里就是那么个地方,用《红楼梦》里贾元春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见不得人的去处”。这样的去处,就是一个供人演绎故事的地方。都说某些国人喜欢阴谋,喜欢权谋,但这样的性格喜好,其实跟中国长期的黑箱政治不无关系。在黑箱旁边生活久了,也就喜欢瞎猜了。瞎猜,才有乐趣,猜离奇了,添加的情节就自然成戏剧了。

杨士骧骂贿

贿赂,在古代又叫苞苴,原意是包鱼肉的蒲包。较早的贿赂,无非送鱼送肉,但是发展下来,送的可就多了。对方喜欢什么,就送什么,不限于金银财宝,有时也包括大活人,比如美女若干。一般来说,贿赂这种事,有的时候是有人要办点特别的事儿,主动递上包袱,甚至挖门子找机会递上包袱,经办人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软,于是事由贿成,属于行贿者主动。但更多的时候,是下面的人或者被管的人不得不贿赂,不贿赂,人家就给你小鞋穿。这种情形也有不同。有的是什么也不说,甚至面上冠冕堂皇、一身正气,但是不给是肯定不行的;另一种则比较直截了当,就是明目张胆地索贿,不给当然更不行。据说,当日在蒙古人统治的元朝,这样率直的人比较多,上司动不动就说,我们关系这么好,你怎么不给我送礼?

当然,这样明目张胆的买卖,古来官场上并不多见。中国文化讲究含蓄,而且儒家兴的是不言利,每个当官的都希望人家说自己是儒官,就像眼下所谓学者型官员一样。所以,即便索贿,也不过是一个暗示、一点隐喻。好在那年头,当官的、办事的都是心眼活泛之辈,该怎么送,就会怎么送。

杨士骧是晚清最后几年光景里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他是个科门高第,点翰林、外放,一路爬上去的正途官儿,基本上算是一帆风顺。在仕途的最后几年,杨士骧跟袁世凯走得相当近,两家还攀了亲。他在清朝的新政时期,继袁世凯之后做了直隶总督,一直极力襄助袁世凯办新政,被外人视为北洋系的文官魁首。另一个魁首,是特别会做官的徐世昌。人们传说,袁世凯说过,他看得上的翰林只有三个半,张佩纶、徐世昌和杨士骧是三个全的,而张謇算半个。当然,这话更像是后人给袁世凯编派的,以袁氏的精明,断然不会如此得罪人。那时候,翰林出身的都是天之骄子,仕途多半顺利,他一个杂途上来的家伙,怎么敢如此放肆?况且,张謇好歹也曾经做过袁世凯的老师,给人算半个,也太不恭敬了。但不管怎么说,杨士骧跟袁世凯关系铁,那是没得可说。接袁世凯的茬儿做直隶总督,就是袁世凯的推荐。

杨士骧一生,做官还算规矩,没有大的功业,也没大的劣迹。唯一特别的地方是季常之癖,超级惧内,所以一直不敢纳妾,也有的说是从来不敢逛胡同,做平康之游。据说曾经自署一联云:平生爱读货殖传,到死不闻绮罗香。但是,桃花运不敢有,钱却是要的。北洋系的人大都有这个毛病:事能干,但钱也不少捞。晚清新政时期,经济发展比较快,对外贸易已经成为相当重要的事业。清朝有两个地方大员是最重要的,一个是两江总督,一个就是直隶总督。两个总督都兼着一个通商大臣,直接插手经济,所以不仅位置重要,而且缺儿肥。两江不用说了,身处江南财赋之地,经济发达,贸易繁盛。直隶则处在政治中心,在资源半由权力分配的时代,当然好处也是大大的。总督府所在地的保定,平淡无奇,但开埠的天津,作为北洋大臣的驻地,在开埠之后,从晚清到民国,都相当的繁荣。所以,虽说上海开埠早些,但天津后来势头也相当不错。不论什么时候,管经济的官儿都很肥。当年北洋大臣治下,天津海关道是直隶境内最肥的官缺。

杨士骧在任上有一个爱好,最喜欢骂天津海关道,经常当着别人,不留情面,骂得那位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有人看不过了,说人家好歹也是个道台,正三品的官儿,你怎么老骂呀?杨士骧说,你不知道,这人得骂,小骂则地毯皮货衣料来矣,大骂则金银器皿来矣,所以不可不骂。原来,杨士骧骂下属,是一种索贿的方式,半是威胁,半是亲近。一边厢骂,一边厢送,两下越来越亲近,关系越来越好。在上面的,则要什么有什么,部下想得周到,办得周到。而在下面的,则官越做越大,平步青云。

西太后死后,袁世凯被罢官,袁连夜赶到天津,住在英租界。杨士骧没敢去看他,派了儿子前往,送了袁世凯六万大洋。但是,这样藏头缩尾的杨士骧虽然没有被罢官,但却死了,才五十岁。有人说是被革命党暗杀的,也有人说是被摄政王干掉的。总之,随着袁世凯的下野,又一个北洋的人让出了一个重要位置。凡是翰林出身的大员,依照惯例,谥号肯定有个“文”字,所以,杨士骧的谥号为文敬。时人嘲之日:“曲文戏文,所以为文;冰敬炭敬,是之为敬。”当年,杨士骧的另一个爱好,就是听戏唱曲。比起冰敬炭敬来,听戏唱曲还真是雅多了,但也不是不费钱。

倭仁的阻击战

同文馆跟总理衙门一样,都是清朝同光新政的组成部分。后世一提起洋务运动,中央政府的改革似乎也就是这两项内容。但是,跟总理衙门不一样的地方是,总理衙门被逼的成分多一点,办这个衙门,清朝政府方面积极性有限。从形式到内容,都有糊弄鬼子的意思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洋人讲,这就等于你们要的外交部,对国内人讲,看,我们总理各国的事务,还等于天下的老大。而且衙门里的人,从一溜儿总理衙门大臣到办事的章京,都是从别的衙门临时凑来的,等于偌大的一个机构,没有人员编制。安着心,等形势转好,不怕洋人的时候,就将这个衙门给撤了。

但是,同文馆稍有不同,这是所学校,要入学习西方学问的学校,聘请的教师都是洋人。当初办的时候,指定从翰林院和其他衙门里正途出身的人员挑选,也就是说,打算让中国当时科举制下的精英人士,一群年轻的科门高第、进士翰林来学的。主事的恭亲王奕,经过太平天国战争和英法联军的入侵,所得教训深刻,明白西方来的洋人非同小可,怎么也得跟人家学点什么,才能应付未来的变局。虽然打的是学习天文历算的招牌,实际上就是学西学。对奕来说,给洋人刀架脖子上建一个专门跟洋人打交道的机构,多少还是一种耻辱,但学人家东西,算是知己知彼,绝对有必要。让中央政府里的年轻精英来学,起点高,学生素质也高,可以立竿见影,速见功效。

然而,这样的如意算盘,却遭到一个人的强烈阻击,这个人就是倭仁。倭仁,蒙军旗人,科举出身,是当年旗人中少有的饱学之士,跟曾国藩一样,一路从翰林庶吉士、编修、侍讲、侍读、学士这样走过来,属于标准的词臣。也同曾国藩一样,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讲究修身明性,以人品好、学问优长,领袖士林。只是,在时代的大变局面前,曾国藩的选择是与时俱进,面对西方,而倭仁则抱残守缺,固守中国本位,对洋人深恶痛绝,把屁股对着西方。在同文馆酝酿期间,他同时担任同治皇帝的老师,深受东西两宫太后的信任。无疑,来自他的阻击,是来头挺大的,但阻击的子弹,却只是土枪里的铅沙。他说,中国人不需要学西洋的东西,我们的忠信仁义即可以为干戈舟楫。如果实在要学,也无需聘请洋人,因为中国地方大、人才多,找国产货即可。然而,奏章一上,马上有诏书说让他推荐这样的人才。当然,倭仁就是那么一说,自己夹袋里根本没有这样的人才。没法子,只好不再做声。这时,上面又有旨意,说要倭仁随时留意,发现这样的人才即刻推荐。接着,最有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讨厌跟洋人打交道的倭仁,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作为众大臣之一,跟着奕和文祥一起办洋务。有近代史论者说他接到这个任命之后,故意从马上跌下,以足疾为由辞掉了差事,其实并不确切。当年的倭仁的确差点从马上栽了下来,但绝非故意为之,而是真的郁闷生了病,所谓的痰厥之症,小中风了。这病的确跟让他做总理衙门大臣有关,但并非装的。过了没几年,倭仁还真的因为这个病,一病不起。

倭仁没有斗过奕,不止是两人地位上有差距,也是他的道理讲不过奕的道理。西太后虽然没受过什么教育,但却是个明白人,忠信仁义可以做干戈舟楫的鬼话,无论如何没法让她相信。倭仁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有人说是奕戏弄倭仁,其实未必,要是倭仁真的上任,有这样一个同事,奕还真的很难受。况且,这种大事,尽管当时奕是首席军机又兼议政王大臣,按清朝的规矩,他也说了不算。更大的可能,是西太后想要借倭仁牵制一下日渐“跋扈”的奕。

可惜,倭仁是个真性情的汉子,讨厌洋人,还真就身体力行,实践到底,顺便把自己气病了。只是,倭仁阻击失败了,但同文馆却也没有办好。当日倭仁的阻击,背后有强大的舆论支撑,京师上下,同文馆非议纷纷。翰林院加上各个衙门的精英,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居然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做“鬼谷先生”弟子的。一时间,跟洋人学习成了大逆不道的事儿。一个个进士出身的“孔门弟子”,集体抵制同文馆。即使有个别想进的,在众口铄金的情况下,也只能缩了。

无奈,奕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又因为舆论压力,强调“政治正确”、出身可靠,只能在贫苦旗人中选人。即使这些人,也是看在同文馆优厚的待遇才来的——管吃管住,山珍海味,每月还有八两银子津贴。就这样,第一批也仅仅只有七十人报考。这些人人学之后,毫不客气地将旗人懒散的习气带了进来,吃喝玩乐都行,就是学习糊糊涂涂。据同文馆出身的齐如山说,他们同学学了九年俄语的,连俄文字母都背不下来。而学英文学得最好的张德彝,后来派到中国驻英国使馆做翻译,据严复讲,连日常用语都翻错。张德彝在西方转了好些年,写的游记居然记录了大量西方的儿童游戏,没多少正经事。

国家用重金请来外教,花大笔的银子办学,最后办成了这个样子,连所外文学校都资格不够,离奕当初的意图,差了不止十万八千里。同文馆兴办之初的一场风波,还真的吹掉了这个中国第一所官办新式学堂,让它有名无实,直到最后并入京师大学堂。

挂在总统脖子上的军队

契诃夫的小说《挂在脖子上的安娜》,写了一个依附于男人的女人。从此以后,人们将全然赖在男人身上的女人称为挂在男人脖子上的女人。然而,也许人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在中国曾经有过一支军队,也是挂在某个男人的脖子上的,寸步不离。

这支军队来头很大,是清末朝廷的禁卫军。作为一个传统王朝,清代没有明确的御林军名目,护军营、圆明园护军营和相继建立的骁骑营、火器营、神机营等,都可以算作御林军。但是,打仗的时候,这些军队也用于前线的冲锋陷阵,并不仅仅待在京城摆谱装样子。然而,随着八旗子弟的腐化,这些军队慢慢真的成了摆设。在晚清军事现代化的过程中,跟各地驻防八旗一样,京城的护军也在装备上洋化了。但是,背了洋枪的护军,在八国联军打进来的时候,还是显示出自己的超级无能,漫说守城,就是护卫西太后和光绪逃跑都力不从心。若是当日联军派出哪怕一个连来追一下,中国的两位最高首领肯定会成为俘虏的。这一点,西太后心里明镜似的。最后还是做甘肃藩司的岑春煊带了千把人赶来,西太后的心里才踏实了一点。

所以,新政开始,建立一支新式的禁卫军就成了皇室的一个心病。不过据后来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涛说,这个念头还是德国皇室灌输的。1903年,载沣作为赔罪使臣出使德国,为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杀死的德国公使赔罪。此番德国之行,给载沣印象最深的是,德皇近卫军雄壮的军势。他被告知,德国的皇室成员都要服兵役,而皇家亲自掌控军队,是保障皇室永固的要义。这个印象,后来又被来访的德国皇室的亨利亲王所强化。编练禁卫军的动议,1905年就已经提出,但到了1908年西太后和光绪死后,载沣亲掌大权,雄心满满的他才真正开始了建立禁卫军的工作。

禁卫军的基干兵目,从原来以京城八旗精锐编成第一镇的骨干中挑选,然后从京城八旗各营中挑选精锐充任士兵,而马队则由蒙军八旗中选人。到了革命前夕,他们才学北洋军的做法,吸收了部分北方朴实精壮的农民当兵。禁卫军的薪饷、待遇甚至服装和徽章都跟一般新军,甚至北洋军不一样。不仅仅是服装和徽章的样式不同,而且质地、价码也不一样,薪饷也远比一般新军为优。装备自然不消说,也是当时清朝力所能及的最好的,一色的德式枪械。不仅像一般新军一样,每协(旅)有山炮一营,而且有重炮一营、机关枪一营。在多数省份的新军连机关枪都没见过的情况下,武器上的优势显而易见。

禁卫军原本的规划是两镇(师),到辛亥革命前仅仅建成一镇,但两镇的架势已经拉起来了。总部机关,是一个军的框架,所以当冯国璋接手禁卫军的时候,他的官职是军统制。

虽然说禁卫军的部分士兵和低级军官有汉人的成分,但整个禁卫军其实是满人贵族,尤其是皇族的禁脔。禁卫军由载沣的七弟载涛亲自统带,满人中号称最为知兵的良弼,担任其中一个协的协统(旅长)。但是,随后武昌起义,遍地烽火,当家的满人少年亲贵一时束手无策,只能请出袁世凯来应付危机。袁世凯出山之后,当日莫名其妙把袁世凯赶回老家的摄政王载沣,在袁世凯和资政院的立宪派议员的夹击下只能退位,同时答应亲贵不再掌握军权。就这样,冯国璋才接任了禁卫军的军统,良弼也被北洋旧人王廷祯给换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