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再谈国民性
13366200000018

第18章 精英的小辫子(5)

然而,满人亲贵的让步,并没有止住清廷倾覆的危险。以铁良、良弼、溥伟等为代表的满人贵族,打算要拼死一搏,不仅跟革命党,而且跟袁世凯。他们甚至打算给京城的满人发枪,把满人警察学校的学员武装起来,杀光京城的汉人。这样玩命的宏图,不知怎么,最该参与的禁卫军却没有与闻。要说武力,禁卫军的两个旅装备精良,才算是正经的武力,禁卫军不动,几个满人警察能顶什么事呢?

当然,眼看着满人的江山要倒了,禁卫军的满人大爷们也不是完全无动于衷。但是,他们更关心的是,江山倒了之后,他们的待遇怎么样?这一点,他们的军统冯国璋已经给了他们答案。冯国璋以自己的身家性命担保,不管时局如何变换,他都保证禁卫军待遇不变。如果满人士兵们不信,可以找两个人来作为警卫时刻跟着他,他要是食言,就一枪打死他。于是,这支当初为了拱卫皇室而建立的军队,就把心放到了肚子里,眼睁睁地看着隆裕皇太后颁布了退位诏书,大清国从此休矣。

进入民国,禁卫军的两个满人旅变成民国陆军第十六师,除了有一个团担任皇宫的守卫之外,都跟着冯国璋。冯国璋当直隶都督,跟着;冯国璋当江苏督军,跟着;冯国璋转过来当了代理大总统,第十六师就成了总统府卫队。冯国璋退休了,接任的大总统徐世昌宣布,第十六师还是归前总统冯国璋统带,成为令记者们嘲笑的民国史上的奇谈。其实,冯国璋并不是真的喜欢带这个兵,他又没打算在他的老家直隶河间府割据称雄。这个师打仗不行,保卫冯国璋也不行。1918年间,冯国璋觉得在北京做总统完全是段祺瑞和他的谋士徐树铮的傀儡,想要逃到南京去。刚走到蚌埠,就被安徽督军倪嗣冲奉段祺瑞的命截住。要说当时冯国璋还是总统,火车上有一个旅的卫队,打一下,硬冲,也不是不可以,对面还有江苏督军李纯的接应,倪嗣冲也未必敢硬拦。可是,冯国璋就硬是没敢打,乖乖地退了回去。他心里清楚,他的这帮满人老爷兵打不起仗的。

退休之后,为了给这个师筹饷,偌大年纪的他辛辛苦苦地跑出来奔波,结果受了风寒,一病不起。宝贝的陆军第十六师,也就没人管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待在奉军阵营里的第十六师临阵倒戈,为直系战胜作了贡献,这要算是这个师在战争中最抢眼的表现了。此后,这个师就无疾而终了。

马屁的尺度

明朝的倒数第二个皇帝天启,史称明熹宗的朱由校,是一个始终长不大的孩子。在他二十几岁的生涯中,有两个特征特别明显:一是一辈子心理上都断不了奶,因此对奶妈客氏极其依恋,无论礼法如何规定,客氏始终不能走;第二就是喜欢玩,别的都无所谓,只要能玩,玩得精巧,玩出花样,天塌了都没有关系。这样的一个人做皇帝,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做皇帝这种天大的事,有时选择面相当的窄,可以说没的选择,赶上谁就是谁,哪怕他是个傻子、疯子,天下人也得忍。朱由校的爹,明光宗朱常洛命薄,做了一个月的皇帝就一命呜呼,而他的长子就是朱由校,按皇朝继承的规矩,朱由校是当然的继承人。

既然朱由校做了皇帝,由于他依恋着奶妈客氏和客氏那对硕大的乳房,而客氏的相好,却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太监魏忠贤,那么魏忠贤的专权也就顺理成章了。客氏不是宫女,哺乳完了就该出宫的,但由于皇帝离不开,所以只能在宫里待着。住在宫里,正当盛年的客氏,当然也得跟其他有身份的宫女一样,找个顺眼的太监做相好。这样的关系,叫它菜户也罢,对食也好,反正没法有男女之事,无“荤”,只能是菜,没有床上之事,也只好相伴吃饭了。但是,由于宫里生活过于单调无聊,有伴儿聊胜于无,据说这样的关系还相当的铁,彼此感情很深。

当初,客氏原来的相好是魏朝,魏忠贤的哥儿们。讲身材,说年龄,论地位,魏朝都比魏忠贤要优越(当时魏忠贤已经年过半百)。但大概魏朝是年幼入宫,而魏忠贤是结婚生子之后自阉入宫,对于男女之事有过体验,因此对女人更有办法。后来野史因此而传说,魏忠贤其实没割干净,所以还能人事,因此对客氏格外有吸引力,这当然是想象,没有证据的。有人感慨道,如果当初客氏没有喜新厌旧,抛弃魏朝选择魏忠贤,那么明朝也许就不会有魏忠贤这样一个危害极大的权宦。其实,如果客氏选择了魏朝,魏朝就是魏忠贤,本质上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明朝的宦官专权,是空前绝后的。历代都有宦官专权,宦官混到封王的有,甚至操纵换皇帝的也有,但像魏忠贤这样做代理皇帝,圣旨就是他的旨意,他走到哪儿,奏章和内阁的票拟就跟到哪儿,人称九千岁,遍地给他建生祠的宦官,还真的就没有过。不过,魏忠贤并没有三头六臂,也没有韬略深机,甚至智商不过平平。能做到这个份上,除了那个顽童皇帝的无限信任,关键是有人捧臭脚。魏忠贤的党羽,人称“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后来挨整的,差不多将近两百人。这些甘愿给一个阉人做于儿干孙子的,绝大多数都是进士出身,几乎都是标准的读书人。

跟多数自幼被阉入宫的太监不同,魏忠贤虽然出身贫苦,但入宫之前已经接受了乡间的传统教育。所以,一旦大权在握,他其实很想做戏里演的姜子牙诸葛亮一类人物的,只是不知道怎么做。做不到,就一门心思希望人们说他做到了。明朝的体制,没有宰相,皇帝自己做宰相,但需要内阁来帮忙。所以,公文的批阅,得内阁先出意见,夹在奏章里呈给皇帝,叫做票拟。然后由皇帝看过,修改定夺,用朱笔抄出来,这叫做批朱。而后来的批朱,都是秉笔太监代劳,在魏忠贤时代,就是魏忠贤说了算。既然魏忠贤有喜欢人家夸他的爱好,内阁的阁老们,尽管在明代有宰相之誉,地位很高,但也不能不顺着这个爱好来表现。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不止是宫里的美女,男人也一样。话又说回来,凡是不顺着魏忠贤的阁老,都在内阁待不住的。所以,内阁的票拟凡是涉及魏忠贤,都是一片的马屁之声,什么词儿好说什么,什么词儿大说什么。把过去拍皇帝马屁的那些话,都一股脑儿用在了这个目不识丁的太监头上。这样的话,等发下来,就等于是皇帝的话。从来没有一个朝代,皇帝会对伺候自己的一个阉人,几乎每天都这样的恭维。这样的奇迹,只能在魏忠贤时代才有,也就真的有了。在魏忠贤得势之时,各地为他建的生祠一共九十二座,如果明熹宗再晚死几年,估计生祠得遍及全国。各地生祠建成,文武大员率众官员跪迎魏忠贤偶像,五拜三叩首,仅仅次于拜皇帝。跪拜时,口中喃喃,称能够执掌某事,全凭九千岁扶植。

有的时候,拍马屁光用形容词已经不够了,还得动点高规格的。这个对于文人一点都不难,有人说魏忠贤“伟略高伊吕,雄才压管商”,见识比古之贤相伊尹和吕尚(即姜子牙)还要高一头,比春秋战国的两个大能人管仲和商鞅还有才。这样夸人,在古代已经是顶天了,没有什么人能承受得起,诸葛亮也无非自比管乐而已。可这样肉麻的马屁,魏忠贤居然欣然接受。还有国子监的监生,上疏请以魏忠贤配祀孔子,因为说魏忠贤重光圣学,其功不在孟子之下。他听了之后,也非常高兴。如果假以时日,他掌权的时间再长一点,还真的有这个可能,那些马屁精会把各地孔庙里孟子换成魏忠贤的。孔夫子地下有知,情何以堪?

自打有了阉人,尤其是有了宦官专权这回事以来,士大夫对于这些缺少男人关键零件的人一向充满了鄙夷。别人干坏事也就罢了,没了那话儿的阉人也干,尤其是凭借皇帝的信任,干得一样热火朝天,真让人受不了。所以,历朝历代,虽然宦官经常得势,但作为士大夫公然拍宦官的马屁,多少还是有心理障碍,别的不说,自己圈里的说长道短就让人受不了。说起来,明代是个特别讲究气节的朝代,程朱理学已经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但偏是这个朝代,士大夫之无耻也创了纪录。

其实,人之为人,什么都有尺度,马屁没有,什么都有底线,无耻没有。但是,高级的马屁,非读书人办不来的,高级的无耻,也是读书人的专利。只要权力能福人祸人,围绕着掌权者就肯定会有马屁。如果掌权者偏好这口,那马屁就会升级。有些人读的书,学到的文才,也就有了用武之地,尽管让人肉麻,浑身起鸡皮疙瘩,但拍的人脸不变色、心不跳,功夫了得。显然,在无限的权力面前,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讲礼义廉耻的。如果拍马屁成了升官发财的必备前提,拍马屁就成了官员的义务。好在明末的读书人中,有依附魏忠贤阉党,也有就不买账的东林党人。东林党人固然有点矫情,有点唯道德主义,但毕竟在大是大非面前骨气还有,庶几没让读书人把脸丢尽。如果一个时代只有阉党而没有东林党,那才叫尴尬呢。

有个性的辫子

清社为屋,换了天地,男人对自己头上的辫子大起恐慌。一般来说,真正恐慌的往往是平头百姓,一些不乐意剪辫子的农民。任凭革命党下乡怎样宣传,都无法让他们相信应该剪去脑后的辫子。因为回到家里,媳妇都看着不顺眼,激烈的还要跳河。他们如果丢了辫子,百分之百都是被革命党强逼着给咔嚓的。城里住的人相对要开通些,不管是自愿还是半强迫,反正陆续没辫子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人,如果头上还有辫子,出门都感到丢人。人家都有的,你没有,不好意思;人家都没有的,你有,也不好意思。死活不肯剪辫子的,多半是老人,尤其是那些居住在偏远地方的老人。直到1949年之后,在穷乡僻壤还能依稀看到这样的古董。当然,在大都市居住也留辫子的人,也是有的,这些人多半是眷恋前朝的遗老。

在诸遗老中,王国维在前清其实没有什么官职,不过一介诸生(秀才),也就是说,前朝皇帝基本上没有什么深恩厚泽惠及他的头上。但是,偏他对清朝的感情最深,真挚得可怕,对头上的辫子也最为留恋。在上海居住的时候,平时最担心的事,就是出门不留神碰上革命党,把他的辫子给剪了,来一场羞辱,所以轻易不出门。其实,鼎革之后,革命党疯狂剪辫子的时候,王国维和罗振玉正在日本,等他们回国,革命党人早就没了当年的精气神。上海滩虽然洋气,但怎样拖辫子都不会有人多看一眼了,遑论去剪?但他就是怕。怕,意味着他在乎这个劳什子。

其实,王国维当时在海内外是以学问著称的,在很多人眼里,他是不问政治的。所以,好些慕名而来问学的外国人,都很奇怪他为何要拖一根辫子。一个日本的文学博士就直截了当地问他,为何不把这碍事的“障碍物”弄掉?问得王国维好生不高兴,在给别人的信里直发牢骚。到后来,连王国维的家人,他的夫人和女儿,都觉得老先生的辫子有点别扭了。每日给他梳理,也嫌麻烦,劝他剪,就是不剪。再问为何要留?答曰,留就是留了,没有道理。

跟王国维同样顽固的学者,是辜鸿铭。此老在北大任教,天天拖着一根又黄又小的辫子,别的不说,单论辫子的质量,的确比不上王国维。因为此老的辫子是后留的,在清朝的时候,他倒不在乎辫子,已经把辫子剪了,送给一个单相思的外国女人做了假发。然而到了民国,却偏要留起来。辜鸿铭不是个多头发的汉子,剪了再留,也留不长。没办法,只好雇一个留辫子的黄包车车夫,人家是原生态的辫子,又粗又长又黑。堤内损失堤外补,车夫拉起他来,后面一根小黄辫子在摆,前面一根黑粗辫子也在摆动。

其实,清朝逊位的皇帝溥仪早已把辫子剪了,这是受他的英国师傅庄士敦的影响。溥仪他亲爹,做过摄政王的载沣,剪辫子剪得更早。主子都不要辫子了,为何做遗臣的人还非要死巴巴在乎那根辫子呢?胡适说,辜鸿铭是个喜欢立异的人,处处反潮流,潮流往东,他非往西不可:你们说西化好,我偏说东方好;你们说纳妾是陋习,我偏纳给你们看看;你们都剪辫子,我就是要留。王国维没这么大精神头较劲,但头上的辫子也是他表达个性的一种方式。他在最后几年,入宫给溥仪做过南书房上行走。他不是不知道这个没了江山的万岁爷已经没了辫子,而且也根本就没有对此表示过异议,但他就是要留住自己的这根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