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满人亲贵的让步，并没有止住清廷倾覆的危险。以铁良、良弼、溥伟等为代表的满人贵族，打算要拼死一搏，不仅跟革命党，而且跟袁世凯。他们甚至打算给京城的满人发枪，把满人警察学校的学员武装起来，杀光京城的汉人。这样玩命的宏图，不知怎么，最该参与的禁卫军却没有与闻。要说武力，禁卫军的两个旅装备精良，才算是正经的武力，禁卫军不动，几个满人警察能顶什么事呢？
当然，眼看着满人的江山要倒了，禁卫军的满人大爷们也不是完全无动于衷。但是，他们更关心的是，江山倒了之后，他们的待遇怎么样？这一点，他们的军统冯国璋已经给了他们答案。冯国璋以自己的身家性命担保，不管时局如何变换，他都保证禁卫军待遇不变。如果满人士兵们不信，可以找两个人来作为警卫时刻跟着他，他要是食言，就一枪打死他。于是，这支当初为了拱卫皇室而建立的军队，就把心放到了肚子里，眼睁睁地看着隆裕皇太后颁布了退位诏书，大清国从此休矣。
进入民国，禁卫军的两个满人旅变成民国陆军第十六师，除了有一个团担任皇宫的守卫之外，都跟着冯国璋。冯国璋当直隶都督，跟着；冯国璋当江苏督军，跟着；冯国璋转过来当了代理大总统，第十六师就成了总统府卫队。冯国璋退休了，接任的大总统徐世昌宣布，第十六师还是归前总统冯国璋统带，成为令记者们嘲笑的民国史上的奇谈。其实，冯国璋并不是真的喜欢带这个兵，他又没打算在他的老家直隶河间府割据称雄。这个师打仗不行，保卫冯国璋也不行。1918年间，冯国璋觉得在北京做总统完全是段祺瑞和他的谋士徐树铮的傀儡，想要逃到南京去。刚走到蚌埠，就被安徽督军倪嗣冲奉段祺瑞的命截住。要说当时冯国璋还是总统，火车上有一个旅的卫队，打一下，硬冲，也不是不可以，对面还有江苏督军李纯的接应，倪嗣冲也未必敢硬拦。可是，冯国璋就硬是没敢打，乖乖地退了回去。他心里清楚，他的这帮满人老爷兵打不起仗的。
退休之后，为了给这个师筹饷，偌大年纪的他辛辛苦苦地跑出来奔波，结果受了风寒，一病不起。宝贝的陆军第十六师，也就没人管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待在奉军阵营里的第十六师临阵倒戈，为直系战胜作了贡献，这要算是这个师在战争中最抢眼的表现了。此后，这个师就无疾而终了。
马屁的尺度
明朝的倒数第二个皇帝天启，史称明熹宗的朱由校，是一个始终长不大的孩子。在他二十几岁的生涯中，有两个特征特别明显：一是一辈子心理上都断不了奶，因此对奶妈客氏极其依恋，无论礼法如何规定，客氏始终不能走；第二就是喜欢玩，别的都无所谓，只要能玩，玩得精巧，玩出花样，天塌了都没有关系。这样的一个人做皇帝，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做皇帝这种天大的事，有时选择面相当的窄，可以说没的选择，赶上谁就是谁，哪怕他是个傻子、疯子，天下人也得忍。朱由校的爹，明光宗朱常洛命薄，做了一个月的皇帝就一命呜呼，而他的长子就是朱由校，按皇朝继承的规矩，朱由校是当然的继承人。
既然朱由校做了皇帝，由于他依恋着奶妈客氏和客氏那对硕大的乳房，而客氏的相好，却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太监魏忠贤，那么魏忠贤的专权也就顺理成章了。客氏不是宫女，哺乳完了就该出宫的，但由于皇帝离不开，所以只能在宫里待着。住在宫里，正当盛年的客氏，当然也得跟其他有身份的宫女一样，找个顺眼的太监做相好。这样的关系，叫它菜户也罢，对食也好，反正没法有男女之事，无“荤”，只能是菜，没有床上之事，也只好相伴吃饭了。但是，由于宫里生活过于单调无聊，有伴儿聊胜于无，据说这样的关系还相当的铁，彼此感情很深。
当初，客氏原来的相好是魏朝，魏忠贤的哥儿们。讲身材，说年龄，论地位，魏朝都比魏忠贤要优越（当时魏忠贤已经年过半百）。但大概魏朝是年幼入宫，而魏忠贤是结婚生子之后自阉入宫，对于男女之事有过体验，因此对女人更有办法。后来野史因此而传说，魏忠贤其实没割干净，所以还能人事，因此对客氏格外有吸引力，这当然是想象，没有证据的。有人感慨道，如果当初客氏没有喜新厌旧，抛弃魏朝选择魏忠贤，那么明朝也许就不会有魏忠贤这样一个危害极大的权宦。其实，如果客氏选择了魏朝，魏朝就是魏忠贤，本质上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明朝的宦官专权，是空前绝后的。历代都有宦官专权，宦官混到封王的有，甚至操纵换皇帝的也有，但像魏忠贤这样做代理皇帝，圣旨就是他的旨意，他走到哪儿，奏章和内阁的票拟就跟到哪儿，人称九千岁，遍地给他建生祠的宦官，还真的就没有过。不过，魏忠贤并没有三头六臂，也没有韬略深机，甚至智商不过平平。能做到这个份上，除了那个顽童皇帝的无限信任，关键是有人捧臭脚。魏忠贤的党羽，人称“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后来挨整的，差不多将近两百人。这些甘愿给一个阉人做于儿干孙子的，绝大多数都是进士出身，几乎都是标准的读书人。
跟多数自幼被阉入宫的太监不同，魏忠贤虽然出身贫苦，但入宫之前已经接受了乡间的传统教育。所以，一旦大权在握，他其实很想做戏里演的姜子牙诸葛亮一类人物的，只是不知道怎么做。做不到，就一门心思希望人们说他做到了。明朝的体制，没有宰相，皇帝自己做宰相，但需要内阁来帮忙。所以，公文的批阅，得内阁先出意见，夹在奏章里呈给皇帝，叫做票拟。然后由皇帝看过，修改定夺，用朱笔抄出来，这叫做批朱。而后来的批朱，都是秉笔太监代劳，在魏忠贤时代，就是魏忠贤说了算。既然魏忠贤有喜欢人家夸他的爱好，内阁的阁老们，尽管在明代有宰相之誉，地位很高，但也不能不顺着这个爱好来表现。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不止是宫里的美女，男人也一样。话又说回来，凡是不顺着魏忠贤的阁老，都在内阁待不住的。所以，内阁的票拟凡是涉及魏忠贤，都是一片的马屁之声，什么词儿好说什么，什么词儿大说什么。把过去拍皇帝马屁的那些话，都一股脑儿用在了这个目不识丁的太监头上。这样的话，等发下来，就等于是皇帝的话。从来没有一个朝代，皇帝会对伺候自己的一个阉人，几乎每天都这样的恭维。这样的奇迹，只能在魏忠贤时代才有，也就真的有了。在魏忠贤得势之时，各地为他建的生祠一共九十二座，如果明熹宗再晚死几年，估计生祠得遍及全国。各地生祠建成，文武大员率众官员跪迎魏忠贤偶像，五拜三叩首，仅仅次于拜皇帝。跪拜时，口中喃喃，称能够执掌某事，全凭九千岁扶植。
有的时候，拍马屁光用形容词已经不够了，还得动点高规格的。这个对于文人一点都不难，有人说魏忠贤“伟略高伊吕，雄才压管商”，见识比古之贤相伊尹和吕尚（即姜子牙）还要高一头，比春秋战国的两个大能人管仲和商鞅还有才。这样夸人，在古代已经是顶天了，没有什么人能承受得起，诸葛亮也无非自比管乐而已。可这样肉麻的马屁，魏忠贤居然欣然接受。还有国子监的监生，上疏请以魏忠贤配祀孔子，因为说魏忠贤重光圣学，其功不在孟子之下。他听了之后，也非常高兴。如果假以时日，他掌权的时间再长一点，还真的有这个可能，那些马屁精会把各地孔庙里孟子换成魏忠贤的。孔夫子地下有知，情何以堪？
自打有了阉人，尤其是有了宦官专权这回事以来，士大夫对于这些缺少男人关键零件的人一向充满了鄙夷。别人干坏事也就罢了，没了那话儿的阉人也干，尤其是凭借皇帝的信任，干得一样热火朝天，真让人受不了。所以，历朝历代，虽然宦官经常得势，但作为士大夫公然拍宦官的马屁，多少还是有心理障碍，别的不说，自己圈里的说长道短就让人受不了。说起来，明代是个特别讲究气节的朝代，程朱理学已经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但偏是这个朝代，士大夫之无耻也创了纪录。
其实，人之为人，什么都有尺度，马屁没有，什么都有底线，无耻没有。但是，高级的马屁，非读书人办不来的，高级的无耻，也是读书人的专利。只要权力能福人祸人，围绕着掌权者就肯定会有马屁。如果掌权者偏好这口，那马屁就会升级。有些人读的书，学到的文才，也就有了用武之地，尽管让人肉麻，浑身起鸡皮疙瘩，但拍的人脸不变色、心不跳，功夫了得。显然，在无限的权力面前，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讲礼义廉耻的。如果拍马屁成了升官发财的必备前提，拍马屁就成了官员的义务。好在明末的读书人中，有依附魏忠贤阉党，也有就不买账的东林党人。东林党人固然有点矫情，有点唯道德主义，但毕竟在大是大非面前骨气还有，庶几没让读书人把脸丢尽。如果一个时代只有阉党而没有东林党，那才叫尴尬呢。
有个性的辫子
清社为屋，换了天地，男人对自己头上的辫子大起恐慌。一般来说，真正恐慌的往往是平头百姓，一些不乐意剪辫子的农民。任凭革命党下乡怎样宣传，都无法让他们相信应该剪去脑后的辫子。因为回到家里，媳妇都看着不顺眼，激烈的还要跳河。他们如果丢了辫子，百分之百都是被革命党强逼着给咔嚓的。城里住的人相对要开通些，不管是自愿还是半强迫，反正陆续没辫子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人，如果头上还有辫子，出门都感到丢人。人家都有的，你没有，不好意思；人家都没有的，你有，也不好意思。死活不肯剪辫子的，多半是老人，尤其是那些居住在偏远地方的老人。直到1949年之后，在穷乡僻壤还能依稀看到这样的古董。当然，在大都市居住也留辫子的人，也是有的，这些人多半是眷恋前朝的遗老。
在诸遗老中，王国维在前清其实没有什么官职，不过一介诸生（秀才），也就是说，前朝皇帝基本上没有什么深恩厚泽惠及他的头上。但是，偏他对清朝的感情最深，真挚得可怕，对头上的辫子也最为留恋。在上海居住的时候，平时最担心的事，就是出门不留神碰上革命党，把他的辫子给剪了，来一场羞辱，所以轻易不出门。其实，鼎革之后，革命党疯狂剪辫子的时候，王国维和罗振玉正在日本，等他们回国，革命党人早就没了当年的精气神。上海滩虽然洋气，但怎样拖辫子都不会有人多看一眼了，遑论去剪？但他就是怕。怕，意味着他在乎这个劳什子。
其实，王国维当时在海内外是以学问著称的，在很多人眼里，他是不问政治的。所以，好些慕名而来问学的外国人，都很奇怪他为何要拖一根辫子。一个日本的文学博士就直截了当地问他，为何不把这碍事的“障碍物”弄掉？问得王国维好生不高兴，在给别人的信里直发牢骚。到后来，连王国维的家人，他的夫人和女儿，都觉得老先生的辫子有点别扭了。每日给他梳理，也嫌麻烦，劝他剪，就是不剪。再问为何要留？答曰，留就是留了，没有道理。
跟王国维同样顽固的学者，是辜鸿铭。此老在北大任教，天天拖着一根又黄又小的辫子，别的不说，单论辫子的质量，的确比不上王国维。因为此老的辫子是后留的，在清朝的时候，他倒不在乎辫子，已经把辫子剪了，送给一个单相思的外国女人做了假发。然而到了民国，却偏要留起来。辜鸿铭不是个多头发的汉子，剪了再留，也留不长。没办法，只好雇一个留辫子的黄包车车夫，人家是原生态的辫子，又粗又长又黑。堤内损失堤外补，车夫拉起他来，后面一根小黄辫子在摆，前面一根黑粗辫子也在摆动。
其实，清朝逊位的皇帝溥仪早已把辫子剪了，这是受他的英国师傅庄士敦的影响。溥仪他亲爹，做过摄政王的载沣，剪辫子剪得更早。主子都不要辫子了，为何做遗臣的人还非要死巴巴在乎那根辫子呢？胡适说，辜鸿铭是个喜欢立异的人，处处反潮流，潮流往东，他非往西不可：你们说西化好，我偏说东方好；你们说纳妾是陋习，我偏纳给你们看看；你们都剪辫子，我就是要留。王国维没这么大精神头较劲，但头上的辫子也是他表达个性的一种方式。他在最后几年，入宫给溥仪做过南书房上行走。他不是不知道这个没了江山的万岁爷已经没了辫子，而且也根本就没有对此表示过异议，但他就是要留住自己的这根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