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很少明确表达过自己的政治性意见，但他并不是没有这样的意见。他赞成复辟，但却不肯参与，或者参与复辟的诸公，也不想让他参与。他外语不错，对西方文化也有相当的了解，但对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却一直不感兴趣。不感兴趣的原因，倒不是他对这些制度有多了解，而是因为这些制度是“党人”弄进来的。终其一生，王国维对党人都深恶痛绝。不仅对发动辛亥革命的党人没有好印象，对后来发动国民革命的党人更是又恨又怕。觉得他们不是在革命，而是在扫荡传统，扫荡文化，如洪水猛兽一般。他的自沉昆明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被党人发动的大革命吓的。有资料证明，湖南劣绅叶德辉被农民协会处死，给了王国维很大的刺激，毕竟叶德辉不管有多劣，还是一个著名的读书种子。
辫子无言，却能表达出意思来，在某些人身上，表达的是个性，也是立场。
遗老梁鼎芬
进入民国以后，社会上突然出现了好些清廷的遗老遗少。这些遗老遗少，在鼎革之际不知怎么都没来得及自杀殉清，却后返劲儿地把一腔对前朝的感情表现在当下：不肯剪辫子，不做民国的官，尽量写诗作文，表达对前清皇帝的尊敬。好在这些遗老遗少都比较平和，做出特别举动的人倒也不多。其中有一个人，名叫梁鼎芬的，倒是有点特别之举，一时间至少在对清朝有好感的人中间，很是轰动。
梁鼎芬是前清的翰林，在李鸿章权倾朝野的时候，上书弹劾李鸿章，为此丢了官，但却赢得了好名声。那个时候，反李者往往尊张（之洞），所以他此后就长期在张之洞幕下，帮忙办教育。清亡之前再度入仕，老毛病重犯，跟权臣过不去，接二连三弹劾奕劻，弹劾袁世凯，骂得入木三分。权臣的别名，是有用之臣，所以骂是骂不倒的，结果是他老先生再次招致两宫呵责，只好自己隐退。就这样，碰了两鼻子朝廷的灰。然而清亡之后，他却跑到安葬光绪的所在地，清西陵的梁各庄去结庐守松，实际上是去守陵，就像古礼中的孝子结庐守孝一样。在守陵期间，他在陵区种树。没有钱，就弄了几百个陶罐子，里面装上据说是崇陵（光绪陵）松树上的积雪化的水，贴上标签：崇陵雪泉。然后分送前清的高官，让他们捐款，捐多了，就夸几句，捐少了，就讽刺几句。弄来钱，再接着栽树。梁鼎芬的这个壮举，后来留下了一张老照片，照片上面梁顶戴袍褂巍峨，在一棵松树前，一手拿锹，一手拿镐，分明植树先进模范典型模样。只是摆拍的痕迹过于明显，既然是种树，怎么也得是短打便装，顶戴花翎何为？不过，当年清西陵那么个荒凉之地，照相也远没有现在这样方便，把照相人和设备拉到那里，不摆拍怎么能行？据清废帝溥仪说，他的另一位师傅陈宝琛还在照片上题诗一首：“补天回日手如何，冠带临风自把锄。不见松青心不死，固应藏魄傍山庐。”这个梁鼎芬，后来进了宫做上行走，算是师傅了。他给溥仪做师傅的时候，最喜欢讲的一个故事，就是他结庐种松之时，有袁世凯派来的刺客来杀他，却被他感动得放下屠刀。此事是真的还是此老的幻觉，已经不大清楚了。这种事，黑夜里，一个刺客，一个他，死无对证。刺客也不出来佐证一下，真就成了谜案了。
梁鼎芬的一生中，仕途不顺，两次遭到两宫的呵责，两次丢了官，但两宫死后，偏他这样多情，一个人跑到那荒郊野岭去守陵。大冬天的，住在梁各庄那个偏僻地方，也难为他了。但说是结庐，搭个草棚子已经有点夸张，北方苦寒之地，住这样的草棚子要冻死的。有的赞美者说他因此而“鹑衣蔬食，履穿踵决”，则更夸张了（从照片上看，梁的衣服其实很鲜亮的）。当然，说他对清室没感情，只是好名，倒也未必。当初犯颜直谏，表现的就是感情，只是这股子忠贞，当时没有得到接纳，后来借守陵发泄一下，也倒在情理之中。只是，当初的犯颜和后来的守陵，也难说没有好名的成分在内。犯颜直谏以博名，自古皆然，至于守陵，更是这么回事，否则，干吗非要大老远地请人到梁各庄去拍下照片呢？做好事不留名，还真挺难。
但是，博了好名声的梁鼎芬，也有走麦城的时候。跟张之洞一样，端方也对梁鼎芬有知遇之恩。端方在革命中丢了脑袋，身子在四川，脑袋到了武汉。后来他的家人千方百计给他合在一起，运到武昌准备安葬，梁鼎芬被端方家属请来武昌，给端方办丧事。这时已经是民国了，城里的革命党到处给人剪辫子，武昌作为首义之区，剪辫党们格外活跃。梁鼎芬作为前清遗老，好名，也好辫子。所以，冒险来到武昌，于辫子格外小心，终日头戴长尾大风帽，把个小辫子遮得严严的。当时的武昌都督，是已经做了副总统的黎元洪。众所周知，黎元洪的辫子，当初是被革命军士兵强逼着剪的。大凡不情愿被剪了辫子的，对于仍然保留辫子的人，多少都会有点嫉妒。大家都对辫子有所爱，偏你可以保留，我却不能，于汝岂能甘乎？加上过去都是在湖北混的，大家是同事，黎元洪做了都督之后，梁鼎芬还来信劝其反正。现在老同事来了，怎么也得表示一下。于是，黎元洪就张罗请梁鼎芬来督府吃饭。也有人说，是安了心图谋在席间把梁的辫子给剪了。没想到梁鼎芬不上当，坚持不肯赴会。于是，黎元洪麾下好事的革命士兵就带人前去来硬的。也没有人通风报信，一队人马呼啸而至，到了旅店二话不说，按住梁的头就下剪子，一剪再剪，害得梁遗老不仅辫子没了，连头发也剩不下多少了，简直是牛山濯濯，残草只树。就这样，梁遗老钟爱的辫子，就离开了他老人家的脑袋。梁鼎芬有一脸的大胡子，人称髯公，死后王国维写诗纪念他，开首便是：“海内论忠孝，无如髯绝伦。”这下，胡子尚在，辫子没了。对于一个遗老，确为奇耻大辱。
按说，以梁的性格，遭遇这样的羞辱，肯定会有激烈的反应。然而，据旁观者言，他老先生只是哭了一场，虽说哭得稀里哗啦，哀痛不已，但没上吊，也没抹脖，更没有跳江（这在武昌很方便），然后就买舟东下，去上海了，在那里的租界，革命党人没法这样猖狂。革命后，好些人的辫子，都托庇洋人的保护才保下来的。再后来，梁鼎芬做了清废帝溥仪的师傅，毓庆宫行走，成为跟溥仪来往最亲密的老师之一。在民国的遗老遗少中，占据着得天独厚的位置。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梁师傅的小辫子，在宫里的时候是怎样的状况，岁数大了，估计再留也不会太长了，也就是一根小辫子而已。
其实，辫子对于遗老遗少，只是一种象征。革命党对剪辫子很热心，但革命爆发后，剪辫令是清廷自己下的。再后来，连溥仪自己都把辫子给剪了，多位汉人的遗老遗少，还硬挺个什么劲儿呢？但是，既然做了遗老遗少，总得有个念想、有点固执，辫子，就是这么个东西。遗老们中间好些人，真正喜好的，其实不是辫子，而是名。好名算是个毛病，但是，自古以来，好名总比好货让民众更能接受一点。
广学会的精英战略
对于西学，国门未开前的日本，比中国要幸运一点，因为他们有兰学，虽然式微，但一直都没有中断。中国明末由耶稣会带来的西学热潮，随着明朝的覆灭已经消逝，到了西方人再次叩门的时候，中国的西学已经连影子都没有了。不仅万国舆图不见了，连已经翻译过来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也没有了。挨了一次打的中国人，出了几本有关西方的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无非是介绍了一点西方的地理和政治状况，跟西学连边都还没沾。中国人真正介绍西学，还是在1860年代，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编译所开始的。只是，这样的所谓西学，也无非是最粗浅的数学和声光化电，西方中学课本的内容。为了把那点粗浅的西学知识介绍给中国人，编译者真是煞费苦心，我们不仅因此有了汉字的元素周期表，也有了稀奇古怪的汉字表达的数学物理公式。在那个时代真正输入一点货真价实的西学的人，还是传教士。
在国门还没被打开之前，新教的传教士们就已经来了。来广州禁烟的林则徐，就跟这些传教士有了一些接触。而这些传教士教出来的中国教士梁亚发，就已经写出了《劝世良言》这样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后来刺激了一个叫洪秀全的人，在中国惹出了一场大乱子。在中国人自己启动变革，发动洋务运动之后，新教的传教士们更加活跃。这些主要来自英美的新教人士，虽然跟天主教的同行一样，在意“中华归主”，在中国传播福音，但却更乐意让中国人接受西学，暗中促进中国的改变，向西方学习，发生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改变。新教传教士们做这种事，还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叫做广学会。
广学会的核心人物是李提摩太，这个来自英国的传教士，担任广学会的总干事长达二十五年之久。李提摩太对于中国的文化很有兴趣，跟利玛窦一样，喜欢跟士大夫谈儒学，对于佛道两教也持宽容态度。但他更有兴趣的，却是促使中国的改变，他的一句口头禅就是：“Conversionbythemillion（千方百计促进改变）。”当然，这个改变，是向西方的方向在变。在他看来，在当时的中国，最快的促进改变的方式，是通过出版物介绍西方、介绍西学的。而介绍的对象，不是平民百姓，而是中国的精英。首先是有功名的士绅，按李提摩太的估计，当时中国的进士、举人和秀才加起来有五十到一百万，而各省县令以上的文官有两千二百八十九人，武官营官以上有一千九百八十七人，各种学官有一千七百六十人，驻在各省省会的高级候补官员有两千人。这些人，都是广学会做工作的对象。在他们的如意算盘里，只要这些人中的百分之五能受影响，就会有相当的成效。当时广学会最有名的杂志《万国公报》（英文名字原来是ChineseGlobeMagazine，意为“中文全球杂志”，后来改为AReviewoftheTimes，直译应为“时代观察”），杂志题头下面的一行小字说明是：本刊是为推广与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这本杂志跟当时的其他传教读本一样，都是赠送的，每每派专人送到各个衙门之中。在京则随京报一同，分送王公大臣。同时，也在每年的科举考试期间，向各个层次的举子分发。
但是，从1875年到甲午战前（1894年）将近二十年间，这样的煞费苦心的促进改变，却收效甚微。多数举子和官员，拿到刊物往往随手一丢，只有江浙和广东的极少数人，比如像张元济、孙诒让、沈曾植以及广州万木草堂康有为的弟子们，才会把这刊物当回事。而其他人，只是到了甲午之后才如梦方醒，知道了学习西学的必要，到处找寻当日被他们丢弃的《万国公报》。在甲午战后的中国维新变法期间，广学会的传教士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等人成了维新派的老师，往来密切。那时，不仅《万国公报》成了宝贝，连李提摩太和助手蔡尔康翻译的马肯西著的《泰西新史揽要》，在1895年之后也成为最风行的读物。康梁讲西方历史，尤其是梁启超在《时务报》上谈的有关西方历史的内容，几乎都出自这本西方历史著作。在中日甲午战争过程中，《万国公报》陆续发表的有关战争的消息、言论、文件和密电，也被编辑成书，取名《中东战纪本末》，多次重印。梁启超编的《西学书目表》和蔡元培编的《东西学书录》，都把这本书介绍为应读之书。维新派在1898年初编的《皇朝经世文新编》中，收录论文五百八十篇，其中最多的是梁启超，其次是康有为，第三名就是李提摩太。维新派在北京最初办的刊物，居然也叫《万国公报》。在变法期间，《万国公报》还上达最高层，八国联军入侵之后，有心的传教士在皇宫里发现了光绪所存放的全套的《万国公报》。维新人士还计划让皇帝请李提摩太做政治顾问，但因为政变发生，没有了下文。
显然，如果没有甲午战败后的政治形势，广学会传教士们的精英战略无论怎样卖力，基本上只能激起一点点的小波澜，几个水泡而已。当时的中国是一潭死水，精英也是死水一潭，无论怎样灌输，也顶多是死水起了一点微澜。形势比人强，千真万确。近代的中国人如果不挨打，基本上没有学习西方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