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炮那点事儿
火炮这东西，说起来原本是中国人发明的。但到了明朝中叶，中国人的发明，已经被西洋人运用得更好了。中国人最早引进的火炮叫佛郎机，是通过赖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得到的。佛郎机，就是当时的中国人对葡萄牙人的称谓。佛郎机这种火炮的特点是射速快，那时的火炮都是从前面填装火药，然后放上炮弹，在后膛用引线点燃，发射出去。不仅每次填装需要时间，而且发射多了炮膛会灼热，必须冷却一段时间。但佛郎机火炮就不用这样，它有好几个活动的子炮膛，可以事先填装好火药，连续发射，而且母膛也没有发热的可能，所以射速比一般的火炮快得多。但是，佛郎机的填药量太小，属于轻型火炮，威力不够。后来，中国又引进了红夷大炮，威力巨大，不仅可以攻城拔寨，还可以轰击进攻的散兵。这种炮显然跟荷兰人有关，当时正是荷兰人称霸的时代，而荷兰人在中国是被称为红毛夷的。当然也不绝对如此，因为当年的中国人对西方人认识比较模糊，往往分不大清楚这国还是那国，有的红夷大炮，其实也是从葡萄牙人手里弄来的。后来，红夷大炮虽然在名称上被中国讹为红衣大炮，但即使是中国仿制的，名称中国化了，技术仍旧是人家的。
晚明是一个国家在制度和治理方面接近崩溃的时代，但也是一个欧风东渐的时期。明朝的海禁松弛，乘着殖民扩张的东风，欧洲的耶稣会传教士来了。一些开明的士大夫不仅从利玛窦等传教士那里得到了三棱镜，了解了《坤舆万国全图》，还引进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引进了西洋火药和火炮的使用和制造技术。当时引进西洋火炮的时候，往往是连同葡萄牙人的炮手一并输入的。正由于这种火炮技术上的优势，才使得晚明在满人的军事压力下勉强维持下来。可惜，技术上的补偿，永远阻止不了制度的崩溃。逐渐地，掌握有优良火炮的明军成了运输大队，好多炮队连人带炮都被清兵俘虏，明军的优势从此不复存在。
后来入主中原的清王朝，虽说从此有了火器，但在研究仿制和使用上，却始终没有赶上被它打败的明朝。首先的原因是由于礼仪问题，清朝跟罗马教廷闹翻，中西交流从此中断，刚刚有点苗头的西学断了根。其次，也由于清廷的对手大多为比他们还要落后的游牧人，有点火炮就占了大便宜。只有一个俄罗斯还算是平等的对手，也还在蒙昧时代，火器水平不高，打了一仗，后来就不打了。所以，火器也没有外部改进的压力。所以，到了鸦片战争之前，出现在有意给自己国家做间谍的某些传教士面前的中国大炮，基本就是摆设，好些还是前明时代的旧物，不能升降，不能调整射击角度，也没有瞄准器，有些火炮已经多年没有燃放过了，一放就有爆炸的危险，对自己人威胁更大些。当林则徐到广东禁烟时，麾下的海防炮台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水准。跟英国人的小型舰队接触几次，在英国人眼里，中国人的炮弹不是飞过军舰，就是打不到军舰，一点威胁都没有，每次都是英国人把中国人的炮台轰平了拉倒（但在上报朝廷的奏章中，都是国人大胜）。后来，总算睁开眼睛的林则徐，从澳门弄来了一些合格的红夷大炮，可以升降，可以瞄准了。后来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守卫的虎门炮台，就装备了这样的大炮。可惜，这样的炮台却没有顶盖，而且由于增兵的缘故，上面挤满了士兵。英国人只消用排炮劈头砸过去，炮台上的炮和士兵就都报销了。守卫厦门的闽浙总督颜伯焘，一直就没睁开眼睛，战前铸造了好些巨型大炮，用人拖到炮台上，既不能升降，又不能调节射击角度，也没有瞄准器，生生固定在炮台上，说是等英国人来了，一炮拍过去，就解决问题。英国人来了，大炮是响了，但连人家的边都没沾，人家几排炮就把炮台轰塌，士兵大溃，颜伯焘也跟着跑，奔出厦门才发现，英国人其实还没有登陆。于是，总督大人把官儿给丢了。
鸦片战争中，跟英国人对阵的中国人不是不勇敢，也不是用刀矛对付西方的先进火器。要论数量，我们的大炮和火铳并不比对手少，但我们的火器基本上都没什么用。真正给英国人造成伤害的，第一是水土不服造成的疾病，第二是弓箭和刀枪。战后的林则徐感慨道，天朝虽有百万貔貅，不够临敌之一哄。封闭状态下思想缺失、制度缺失和技术的落后，使得中国大炮成了摆设，军队也就成了摆设。
照相这点事儿
照相术发明不久，中国人就有福享用了。被照相的人叫耆英，鸦片战争过后任两广总督。吃了败仗，满人中的开明人士打算用怀柔政策对付洋人，耆英就是其中的一个。两广总督当时负责跟洋人打交道，他的办法是跟洋人套关系，争取建立私人联系，恨不得攀上亲戚。于是老跟洋人混的耆英，有了一张流传至今的小照，相片质量不高，但却是第一张中国人的老照片。
对于西洋的新鲜玩意，民间和上流社会总是看法不一。民间对轮船、火车和洋枪洋炮都感兴趣，甚至可以说喜欢，但对有线电报和照相却心怀疑虑。不仅担心照相会把人的魂给摄走，甚至觉得那一排排的电线杆子以及上面的电线有蹊跷。传教士李提摩太提到过这样一个故事，甲午前，洋人工程师在山东安装有线电报线的时候，德州有家人的孩子丢了，民间哄传是被电线摄走了魂魄然后被洋人拐走了。所以，直到辛亥革命发生，各地一有点什么事儿，就有人砍电线杆。但是，中国的上流社会，对有线电报和照相都十分感兴趣。北京算是很保守的地方，1892年第一个照相馆开张，很快就门庭若市，来的顾客尽是王公贵族。
当年的王公贵族，都是旗人。当年的旗人政治态度保守，思想也不开放，对洋务运动很多人持否定态度，至于戊戌维新，就反得更激烈了。旗兵不喜欢玩洋枪洋炮，而旗人对火车、轮船也不感冒。但是，他们对西方来的小玩意儿却一点不排斥，各式钟表、打簧表、鼻烟、洋烟、光学仪器，兼收并蓄，对电报和照相也充满了好奇。庚子之前，北京照相事业有两家店最为有名，一家叫丰泰，开办者叫任景丰，一家叫鸿记，开办者叫杨远山。这个杨远山在当年也是一个公子哥，风流倜傥，好玩，好交朋友。当年北京城里，上至公卿贵胄，下至书吏走卒，没有不认识他的。来往的朋友，都是好玩的贵公子。当时人称京城二杨，一个是内务府大臣杨立山，一个就是杨远山。
那个时候，旗人公子哥喜欢照相，跟这些公子哥打得火热的伶人们也喜欢照相。现在留下的老照片，就有好些是伶人装扮好了的“剧照”。伶人穿戏装照相，喜欢票戏的公子哥当然也喜欢。一次，汉军旗的赵家三公子赵尔震、赵尔巽、赵尔丰和满人贵族三公子宝杰、宝梁、宝棻外出游冶，吃花酒。酒酣耳热，被怂恿着照了好些戏装和道装、僧装的像。大家看着好玩，见者哈哈一笑，不知怎么就流传到社会上去了，人称“狎客群居像”。但是，有一张居然落到了宫里太监手里。知道这个消息之后，这些公子很紧张。虽然当时官员不许嫖妓、不许登台演戏的禁令早已松弛，但这副尊容如果进了宫，被老佛爷看到，还是大有不便。于是马上花了大价钱把相片买了回来。其实，这几位仕途不错的公子有点过于神经过敏了。那个时候，宫里已经有人照相了。西太后照没照不清楚，但至少珍妃有张玉照。况且，即使是皇帝，也喜欢装扮成渔夫、樵夫、老道的模样，现在留下来的雍正的行乐图，都是这个样子，只是唯独没有装成戏子的，也许是因为雍正不喜欢戏子。但当时的西太后老佛爷比谁都喜欢戏子，恨不得让皇帝换上戏装给她演戏，奴才们戏一下又有什么大不了呢？
庚子以后，想通了的西太后，突然之间对照相特别热衷了。这个老太婆不仅喜欢换上各式各样的衣服拍照，各种摆拍，而且还拍了好些戏装照。自己扮成观音，让李莲英扮成韦陀，公主们扮成龙女，这样的观音、韦陀和龙女，毫无疑问都是戏里的扮相，所以只能说是戏装照。到了这步田地，宫外的照相就无法无天了，连公子哥在戏园子里票戏的照片也都有了。
有意思的是，庚子年义和团进北京，痛恨一切洋物，连用根铅笔都被义和团视为二毛子，却没听说他们砸照相馆。跟杨远山齐名的杨立山，在此期间丢了脑袋，跟照相无关，只是因为他跟载漪拌嘴，不买义和团的账。大概当年最欢迎义和团的是旗人，旗人喜欢的东西，义和团也就刀下留情了。
照相是个好玩的事儿，在晚清，凡是好玩的事儿，旗人都有份儿，不管它来自哪里。当年旗人中英语最好的张德彝出使多国，对别的东西都没兴趣，单单把人家的游戏一项一项介绍回来。旗人之好玩，可见一斑。
麻将这玩意
中国人其实是有创造力的，这种创造力，在国将不国的晚清时候，表现得相当充分。麻将这玩意，就是晚清国势最微之际发明出来的，属于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文化产品。一旦发明出来，就像有魔力似的，风靡全国上下。从皇宫到陋巷，一片搓麻之声。
据说，麻将的前身叫马吊，是一种叶子牌，有点类似于扑克的东西，最早出现在明朝中叶。就像扑克在西方是赌局一样，马吊在中国也是赌局，不沾钱没有人玩。然而，南方人有口音，把马吊叫成了麻雀，打牌叫叉麻雀。转回北方，麻雀就成了麻将。不过，麻雀也好，麻将也罢，开始还都是叶子牌，长长的一种纸牌，打的时候抓在手里，都要摆成叉字形，也许这就是为何南方人管打麻将叫叉麻将的原因了。
但凡叫个赌具，就需要加强保密性。抓在手里容易被人偷看，所以，人们就将之改良成竹牌和骨牌，扣在桌子上，随打随抓，又方便，又省力，还保险。到了这个阶段，叉麻将就变成了打麻将，一片噼啪之声，无论碰还是和，都要用力打。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这玩意不发明则已，一旦发明，迅速风靡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其中又以官场最盛。时人咏京官生活有云：“谈助无非中发白，闲来只是逛胡同。”京官们个个麻将玩得精熟，外地官员进京，第一项任务就是陪京官老乡打麻将，在桌上输些银两给他们。自然，大家平时谈天，还不就是牌桌上那点事儿，中、发、白而已。即使进了胡同——八大胡同，吃花酒，逛窑子，大部分时间也是打打麻将，只不过此时的麻将有美人陪着。晚清和民国还有一个传说，说是牌桌上运气不好，嫖个雏妓就可以转运。进入民国之后，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对麻将之痴迷，已经几近疯狂。袁世凯做大总统，开最高国务会议，几乎每次参加的人都迟到——因为他们通宵聚赌打麻将。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话说在皇帝还在的时候，满朝文武就已经这样了，只不过大臣们在见皇帝之前，还不敢放肆。但是，麻将肯定是要打的，大小官员，哪个都好这口。一个听戏，一个麻将，当年是官员的两大爱好，有些人还要加上吸一口（鸦片）。晚清推行新政，财政状况好转，京官经手的事情多，能捞的好处也多，腰包渐次鼓了起来，所以，打打麻将，也输得起了。朝中的王公亲贵，像肃亲王善耆，以及庆亲王奕劻的长子载振，振贝子，在新政时期都身居高位，都是麻坛高手，而且赌风甚佳，一夜输上万两银子，眉头都不皱的。大官带头，小官中官自然要跟上。那时候，借打麻将拍马屁已经流行。大官跟小官一桌麻将，小官多半是像红楼梦里的凤姐跟贾母玩一样，要给人喂牌的，好歹也得让领导赢个痛快。只有碰上平级官员打麻将，才会真的不讲情面，厮杀起来。
麻将里头有政治，明白人打一开始就知道这个道理。晚清最后几年，向以贪渎闻名的庆亲王奕劻一直受到政敌的猛烈攻击，但他却大旗不倒，始终是一人之下的第一号人物——首席军机大臣。善于知人的西太后当然知道奕劻很贪，但跟人一谈起来，借口总是在宗室亲贵之中，还就是这个老庆比较明白事理，办事放心。满人亲贵无可用之人，倒也不假，但另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她老人家不说，其实是老庆会做人。跟王公们一样，西太后也喜欢打麻将，瘾大得很。老庆派他两个女儿，有事没事就进宫跟西太后打麻将，当然，这俩宝贝闺女，都是凤姐一样的水晶人，玲珑剔透，一天玩下来，把老佛爷哄得高兴，连伺候牌局的宫女太监，也给赏赐得高兴。上上下下都高兴，老庆的地位也就任谁也参不倒了。任凭御史弹劾，长得像同治深得老佛爷喜爱的瞿鸿禨说坏话，都无济于事。一个恨奕劻恨之入骨的官场恶少岑春煊，仗着庚子逃难护驾有功，几次当面跟老佛爷挤兑奕劻，老庆岿然不动，岑春煊却着了老庆的道，给排挤出了京师。这种事，后来的岑春煊回忆起来，都恨恨连声，但一直到大清倒台，老庆都没倒。这里面的奥秘，跟太后的麻将，不能说一点关系也没有。
围棋是中国人发明的玩具，麻将也是一种玩具，可以做赌具的玩具。但是，麻将这种玩具却集中了中国文化最恶心的成分：勾心斗角，李代桃僵，互相拆台，见风使舵。玩精了，就不像是在玩游戏，而是在玩阴谋、玩诡计，难怪它伴随阴谋文化盛行这么久。
冷清的孔庙和送子的孔子
鲁迅先生曾经谈到，中国的孔庙虽然很多，但很冷清，老百姓是不去孔庙的，似乎说明，孔子跟民众离得很远。鲁迅先生是从晚清走到民国的，清朝的孔庙的确很冷清。每个庙门口没有戏台，倒是有一块刻着“文武百官下马轿”字样的石头，庙的外墙多半高大，上面写着“宫墙万仞”，森严、威武。这样的地方，当年根本就不让平头百姓进来，想来都来不了。能进来的，都是有功名的读书人，或者现任的官员和过去的官员。孔夫子其实未必跟百姓离得有多远，再愚蠢的乡下人想必也知道孔夫子是干吗的。只是，当年的体制根本不让百姓跟孔子亲近。
曾经有一度，孔庙其实很受百姓的青睐，尤其受女人的欢迎。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里提到，在南北朝时期的北朝也有孔庙。那时候，经常有妇人去孔庙求子。不知怎么回事，当时的孔庙居然还设有孔子之榻，前来求子的妇人还要露形，也就是脱了衣服登榻躺一躺，大概觉得这样才会应验。在孔子的床上裸身睡过，受孕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后魏孝文帝是个追求汉化的鲜卑皇帝，对孔子很尊敬，感觉这样轻慢了圣人，于是下诏禁止妇人进孔庙。后来，随着孔子的地位越来越高，孔庙也就越来越神圣。到了清朝，在特别尊孔的满人皇帝手里，孔庙就变成了鲁迅看到的样子——神圣、肃穆但冷清。明朝的时候，至少书生们还可以聚集到孔庙闹闹事儿，可是自打金圣叹哭庙案之后，书生的这个特权也没了。孔庙成了有专人（各地的教官）管理，只准春秋两祭，士人参与的官办仪式场所。平日大门紧闭，连鬼都不见一个。可怜赫赫威名的孔夫子，只有到了祭祀的时候才能享用一下冷猪头，祭拜过后，就便宜了教官。虽说按理士绅们平时也应该在里面的明伦堂讲讲经，但这么正经的地方有谁乐意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