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再谈国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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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再谈国民性(2)

我们实在不知,当年北朝的妇人为何喜欢到孔庙里去求子,过程还多少带点色情色彩。类似的情形,后世只有在淫祠,如五通神庙这样的地方才会发生。孔夫子一个大男人,虽然当年活着的时候并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也见过名声不佳的美妇人南子的,但他怎么就在老百姓眼里变成送子观音或者娘娘了呢?莫非因为他是野合而生,特别具有性方面的暗示?民间的事情好些没理可讲,我们实在不知道当年百姓的想象力是从哪个方向展开的。但是,既然百姓能把伍子胥庙演绎成五撮须相公庙,把杜拾遗(杜甫)庙演绎成杜十姨庙,并塑了十个美娇娘,大姨、二姨……一直排到十姨,认定孔子可以送子,也不奇怪。

中国老百姓造神拜神,是有强烈功利意义的。他们一方面在不断制造一些无厘头的神怪出来,无端地供奉;一方面也从不放弃任何一个比较有名的人物,努力将他们改造成自己喜欢的模样,赋予自己需要的功能。观世音菩萨由男变女,然后再变千手千眼,无所不能。关云长一个从自身事迹无论如何都看不出跟钱财有半点瓜葛的家伙,最后居然变成武财神,饱受商家的香火。林夫人,一个官家太太,变成妈祖,海上的第一女神。当年的孔子,自然是不会被轻易放过的,大概也就是按这样的思路被开发出来的——这样一个文人墨客的鼻祖,浑身洋溢着文采的家伙,如果再能有助于女人生子,那么生出来的娃娃将会多么有出息?要知道,古代的中国一向是个官僚帝国,成为文人,为官为宦,一直都是百姓的梦想。而这种梦想,自打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又跟孔子搭上了不解之缘。有什么理由、什么借口,可以挡住百姓对孔老夫子的这种期待呢?

然而,这样的期待,这样一种基于生活的神灵再造实践,居然活生生被皇帝,也许还有打小报告的士大夫给扼杀了。此后,百姓的这种愿望,就只好寄托给一个不知什么来路的文昌帝君,还有三十六星宿中的魁星,让魁星阁和文昌庙白赚了好些香火,而孔子却被束之高阁,干干地看着眼馋。

当然,把孔夫子高高挂起,是符合统治需要的。孔子在后来已经变成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标志,必须有一定的神秘性、严肃性。把孔子跟凡夫俗子,尤其是跟妇人搅和在一起,即使不脱衣服,也无论如何都正经不起来了。不仅道学家没法装正经,皇帝也不好端着了。不端着,政治的假面就挂不住,好些冠冕堂皇的话都说不了。不用说,儒生要生气,皇帝也好生气,后果很严重。

这个样的孔庙,非冷清不可。

绿帽子那点事儿

女子的贞操,按编过女四书的班大姑的说法,是关系到社稷兴衰的。但在实际的事例中,好像只有些特别美艳的女子迷惑了君主导致亡国的事儿,似乎没听说过哪个朝代的灭亡是因为女子的红杏出墙。所以,班昭的说法虽然男子很喜欢,总是借此来设法限制女子的行动,最终想出了缠足的恶招。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关女子贞操的话题,其实无非是男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绿帽子,就是其中之一。

戴绿帽子,古今意思差不多,都是指妻子跟人偷情。偷着了,丈夫就被戴上一顶绿帽子,没偷上,帽子就暂时寄存。古代,由于帽子没有头巾普遍,因此又被称为戴绿头巾。这种说法来源于古人对乌龟的误会。人们一直认为,雄性乌龟是没有生育能力的,生育得蛇来代劳。龟蛇在一起的形象非常古老,大概得推到远古时代,这种形象,后人称之为玄武大帝,在中国的神界地位相当高。但不知怎么传来传去,这形象就传成了蛇在跟雌龟偷情,很黄、很暴力。乌龟浑身都是绿的,所以绿色就这样暧昧起来了。不过,古代戴绿头巾这回事,比现在泛义一点,不仅仅丈夫可以戴,偷了情的女子的兄弟也不大光彩,也可以被视为戴绿头巾。这种说法什么时候兴起的?不好说,但至少在元代就已经很流行了。

戴绿头巾见于制度规定,是朱元璋干的伟业。他规定妓院(官妓教坊)里服役的男子,必须戴绿头巾才能出门。因为妓院里的男女是以兄弟姐妹相称的,妓女出来卖,那么里面服役的男子既然被认为是妓女的兄弟,自然就得绿。如果这些男人跟妓女有一腿,是不被允许的,里面的人视之为乱伦。再后来,人们干脆叫他们为“龟奴”。晚清妓女出台,都是龟奴背着,或者由龟奴扛在肩上。男人吃这碗饭,还真的不容易。

自古以来,凡是红杏出墙的女子,多半有几分姿色,如果再媚一点,那么概率就更高。大户人家的女子,出墙的概率低一点,倒不是因为她们受的教育好,关键是门禁太严,管的人太多,机会倒不多。小家碧玉和小户人家的媳妇,跟男人见面的机会要多很多,所以出墙的概率自然高一些。江南地区的女人能干,出来做事的机会多,自家的男人相对也没有那么神气,所以风气在道学家看来也就淫一点,这样的事也就更多。

不过,在那个时代,女子出墙,由于女子主动的倒也不是没有,但主要还是出于男子的勾引。几乎没有男子希望自家妇人不安于室的,但却个个希望能有机会勾到人家的漂亮媳妇。即使好朋友之间,看到对方媳妇漂亮,有机会奉送一顶绿帽子,好些人也是会做的。只是,事情败露之后,那些有点头脸的人物吃了亏之后,往往有两个选择:一是自己杀了奸夫;二是逼自己的媳妇自杀,借以保全自己的面子。只是在现实中,基于现实的考虑,人们的两种选择往往做做样子就了账了,未必能真的操练到底。有篇清人的笔记告诉我们,清代的一个衙役,漂亮的妻子跟自己的同僚偷情,被他发现,迫于外界的压力,他逼妻子自杀。妻子说,那让我打扮一下再死好吗?他答应了,妻子进里屋打扮了良久,出来后极其艳丽,对他秋波那么一转说:“你真的要我死呀?”衙役看了半晌,说道:“算了,一顶绿帽子,也压不死人。”类似的故事,还有说是妻子进里屋半晌不出来,丈夫进去一看,原来人家已经裸了,于是丈夫尽弃前嫌,两人和好如初。

衙役是法律上的贱民,但在民间,由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其实一点不贱,如果是正经制役,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他们尚且如此,那么一般的平头百姓,就更不一定在意妻子的出墙,当然更不可能让出墙的妻子去死。娶个媳妇,尤其是漂亮媳妇不容易,经济上的考虑能压死人的,一旦没了再娶得把人累死。所以,无论妻子怎样出墙,丈夫知道了,顶多就是打一顿,该回收还是得回收。有的地方,丈夫连打都不敢打,真的打了,妻子就真的可能跟人跑了。好在那个时代,女人还是相当厚道,无论出墙多少次,离婚基本上不在她们的思维范围之内。可以跟人偷情,但过日子还是得跟丈夫。淫风更炽的地方,还有跟着丈夫一起外出卖淫或者放鸽子的(即借结婚以诈财的)。性,不是可以拿到台面上说的事,但性事却可以放不止一马。

当初,圣人传道坐的是牛车,路又不大好,所以好些地方没有去。后来的班大姑,一个妇人家,也不好意思到处走。所以,留下这么些妇道的死角,到处都说不清楚。

说等待

人生在世,总免不了要等待。候车,候船,候机,考试后等待发榜,约会等待情人,在路上赶上塞车也得等。最不耐烦的,是到权力机关办事,等待人传唤。轮到你了,人家才告诉你,又有什么手续不全,回家备齐了再来。再来,还是差点什么,一件小事没几个来回,没戏。

再性急的人,该等待也得耐心等待。别的不说,找对象如果没有几十次耐心的等待,无论如何都没法抱得美人归,除非你是超级的高富帅,有人肯排着长队找你。到权力机关办事,即使在西方,该等也得等,排长队也没办法。官僚主义哪儿都有,有些国家仅仅是不折腾你而已,动作也快不了。都说俄国人性子最急,但苏联时代,那里的人们对于等待最有耐心,短缺经济,到处都在排长队,大家见着队就排,不管买什么,买到了就好。直到苏联解体,去那里的中国人,还一直赞叹俄国人有素质,这个素质,就是人家排队的耐心,也就是等待的耐心。

说中国人没有耐心,显然不够精确。但部分国人对于排队等待,的确不大能遵守秩序。比较牛一点的人,是走后门,利用特权或者熟人关系,不用等待或者减少等待时间,抄到前面去。比较差一点的,是直接插队。在中国,无论是人的队还是车的队,都有人插。这样的插队,如果排队的人要干涉制止还不行,弄不好就会打起来。插队的人往往理直气壮,面对你的抗议,面不改色心不跳,该骂就骂,该打也绝不手软。哪怕直接插到你的面前,你都不能说什么。在他们看来,只有负责维持秩序的警察有资格管他们,别的人,还是请你闭嘴。如果是汽车插队,那就更是无法无天,只要没有警察,每次都是横着往里挤,别的车只能让他们,不让,就会碰车,碰了车,反正大家都麻烦。想要打架,人家也不怕。在我的经历中,凡是碰上这样插队加塞的车,后面的车一般都是让。一次我问开车的师傅,即使碰了车,明明是你有理,他负全责,你为何要让他?师傅长叹一口气说,这年头,不都是有理的让着没理的吗?

如果中国的等待逻辑总是有理的让着没理的,一些不想等待的人利用特权或者霸王硬上弓,侵占别人的时间,让别人多等待,那么,这个世界就没有起码的公平和公正可言。现代社会,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机会,这样的逻辑,就是公然地抢夺别人的金钱和机会。抢夺了,还不知羞愧,理直气壮。

当然,这样的逻辑还易于引发社会秩序的紊乱。如果等待时人人都能自觉排队,排在后面的人,大概什么时候可以轮到自己,是可以预期的。但插队的多了,尤其是从里面走后门的多了,这个预期也就没有了。没有预期的等待最易引发焦虑,焦虑多了,愤怒和恐慌随之而来,如果愤怒恐慌变成了某种可以传染的集体行为,那么排队的秩序也就彻底瓦解了。世界上好些地方的踩踏事件和群体性骚乱,都是由于秩序失控引起的。

等待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缺乏等待的秩序,而秩序的建立,要有起码的公平和公正。执法者要公正,维持公正;公众也要公正,维持公正。

假辫子和官话

清朝最后十年,清国留学生去日本的最多,因为一来成本低、手续简便,连签证都不要,买张船票就去了,船票又不贵。二来,中国人认为,留学是为了学习西方,日本人学西方学得最好,有现成的经验,我们只需要把这经验学过来,就万事大吉,省事省力。去日本留学,变服饰没有问题,日本的和服多少有些唐人的余韵,让穿惯了满人“胡服”的汉人留学生,还感到有些亲切。学日本学生穿日本校服,或者学日本官员穿西装,都没有问题。因为清朝的体制对人们穿什么没有明确规定,有这个空子可以让留学生们钻。但是对于脑袋后面的辫子,就不一样了。对于汉人来说,那是归顺的象征;对于满人来说,则是国族的标志。所以,刚去日本的留学生们,虽然一下船就感觉到了辫子的尴尬,但多数不敢轻举妄动,只能像鲁迅说的那样,把辫子盘在头上,扣上帽子,隆起一座富士山。

隆起一座富士山,依然掩不住辫子的存在。进澡堂洗澡,要遭日本下女的嘲笑;走在街上,也会被一群小孩子追在后面骂“强强”(日语,猪尾巴的意思)。当然,进了学校,也挡不住日本同学异样的目光。到了日本,尽管有官方的留学监督管着,但毕竟难免遭遇革命党人。革命党的宣传,关于民主共和的思想,倒未必能听进去,反满的主张肯定是易于入耳的。甚至那些官派留学日本学军事的,也照样听得进去。好多日本士官生回国之后倒不见得还想革命,但在日本期间,好多人都接近革命党。个中的奥妙,很大程度上在脑袋后面那根辫子。已经实行西式改革的清政府,迟迟不肯放弃辫子,依旧把有无辫子作为政治正确与否的象征,实在是大失策。要知道,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的辫子就是一种落后、愚昧而且丑陋的象征。把辫子说成猪尾巴(pigtail),其实是西方人的发明,日本人不过拾人牙慧而已。

不过,清国留学生回国之后,脑后就不好这样空着,无论做官、为军还是做公办学校的教师,都得买条假辫子。回国没了让人嘲骂的环境,而且饭碗要紧,所以上班公干或者参加典礼的时候,不管真假,脑后都得垂条辫子。当然,各级长官也都知道这些人的辫子是假的,但没人说破,更没有人揭开帽子看看。只有少数有真辫子的同事,总是在背后嘀嘀咕咕。也有一班儿街上的闲人,就像现在喜欢追究女星胸的真假的人一样,指指戳戳。现在是发现一个隆胸的兴奋半日,当初则热衷在男人脑后找蹊跷。其实,找了、说了也白搭,因为即使个别人告到衙门,衙门也从不纠治。

其实,既然学习西方,西方的价值观、审美观就必然要进来。在乡下,已经习惯了留辫子的农夫农妇,也许依旧以一根油黑粗亮的辫子为美,但城里人,尤其是能接触到西方文明的人,早就变了。自古以来,政治的道理总是抵不过生活的道理,除非有强权压着。强权压不住,就只能变通,明明知道这些人辫子已经剪了,硬是假装不知道。只要你肯装上一根假的,我就权当你是真的。这情形,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官话和套话,没人信,即使再高的官儿,私下里也说他也不信。一个报告,一个文件,甚至一个课题,具体内容另当别论,只要安上一个官话、套话的帽子,就算政治上没问题了。就像东汉时期,孝道是人人都讲究的大帽子,有儒生跟老婆做爱,也要先讲一番道理,说这是为了履行孔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理论。

从本质上讲,辫子也好,官话也好,都不应该是政治正确或者政治忠诚的象征。或者说,政治正确,没有什么象征。现代社会,民众的根本利益,才是政治上的正确所在。如果总是追求象征,把根本忘了,象征就成了假大空。老捧着假大空谈政事,政事就也成了假大空。这样的假大空到处走,走在堂皇的庙堂之上,让百姓讲诚信,岂可得乎?

避讳是个什么东西?

古代中国是个礼仪社会,社会上层交往,彼此的称谓大有讲究。虽然有名有姓,但平辈之间直呼其名还是不行的。所以每个人都要有字,称字不称名,是谓有礼。而名字,是给长辈叫的。民国时曾任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之所以跟蒋介石闹翻脸,就是因为蒋见面直呼其名。平辈尚且不能直呼其名,长辈的名讳就更不能呼来道去,于是,就有了避讳这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