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再谈国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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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再谈国民性(3)

所谓的避讳,当然是上流社会的事儿,平头百姓,阿猫阿狗地叫着,基本上没什么讲究。即使自己本家,也大抵如此,年纪大了,顶多在阿猫后面加个爹爹或者爷什么的,就算尊称了。但是,这样的平头百姓,一旦读了书,有了功名,进入缙绅行列,就必须讲究,不讲究,就是自绝于士大夫。讲究之一,就是避讳。无论什么场合,自家祖父和父亲的名讳是必须回避的。当然,在公共场合不提父祖的名字,以示尊重,可以理解。但是,讲究厉害的人,凡是碰到跟自家父祖名讳相同的字,甚至谐音,都绕着走。如果赶巧聊天的同伴不留神提到了,赶巧父祖又过世了,矫情的,就是可以放声大哭,弄得大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欢而散。

这种讲究,唐朝中叶之后最为过分,过分到了影响了士大夫们的仕途和政务。裴德融的父亲名皋,他参加进士考试,主考恰好姓高,“高”与“皋”谐音,结果害得裴及第之后,一直就不敢提自己座师的名字。唐朝科举,以诗为胜,诗人李贺的诗天下独步,但只因为他的父亲名晋肃,进士的“进”和“晋”谐音,他就一直不敢考进士。韩愈看着可惜,还写了文章替他说话,也没有用。士大夫不能考科举,或者考上了不敢提座师的大名,对自己都属于自毁前程的事儿,但还仅仅是因为讲究而害了自己。最过分的事发生在卢文纪身上,他做了工部尚书,下属有个名叫于邺的前来参见。卢居然以自己父亲名字为嗣业,拒而不见。于邺一时想不开,竟然一根绳子吊死了,活活害死一条人命。

讲究避讳,都是为了孝道。真的对娘老子好是不好,都是关上门的事儿,但在外面,孝与不孝都得讲究形式。不讲究,人家就会说你不好。弄大发了,不仅仕途有麻烦,连脑袋都可能搬家。所以,像避讳这种面上的事,大家只能比着讲究,谁讲究得厉害,好像就意味自己德行好。即使有才如李贺,也不能免俗。

从孝道再往前走一步,就是忠君。所以,皇帝的名讳必须得避开。汉高祖叫刘邦,所以《史记》《汉书》上的“邦”,都变成了“国”。汉文帝叫刘恒,所以恒山就变成了常山。汉景帝刘启,连殷朝人微子启都要改名作微子开。唐太宗李世民,唐朝史书,凡是提到“世”的时候,都改成“代”,提到“民”的地方,都变成了“人”。如“治民”变成“治人”,“生民”变成“生人”。古籍里的“天生烝民”,活生生变成“天生烝人”。当然,在唐以前,这种帝王的避讳还主要见于史籍,官员们在平时的政务公务中,还没那么多讲究,因为一讲究,就难免因词意不准而误事。只是有些衙门或者官衔要跟着改,比如六部中的民部因李世民的缘故,改成户部。五代时吴国杨行密父亲叫杨怤,音与“夫”同,结果吴国的大夫都改成了大卿,连御史大夫也不能幸免,变成御史大卿。但是,凡是讲究,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越来越讲究,越讲究越精致。现实的奏章,也要避皇帝的讳。所以,为了避免误事,有人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就是凡是碰到皇帝的名讳字样,又不能不写的时候,就“敬缺末笔”,害得后人读古书,老是看见错别字。

避讳从孝走到忠,已经有点马屁的意思了。忠是忠君,但把忠移到官场,效忠上司,更加实惠。长官的名讳自然大家都知道,但聪明的下属,在新上司上任之前,连长官父亲的名讳,甚至连长官太太的名讳和生日都一并打探清楚,不止及时送礼孝敬,同时在往来中刻意避开这些该避开的字眼。不用说,这样做好处大大的。反过来,如果做下属的不讲究这个,即使再恪尽职守,恐怕也难讨上司的喜欢,因此把乌纱帽丢了,也不是不可能。宋朝的权相蔡京气焰熏天之时,下属公文中连“京”字字样都不敢提,地名京西,京东,也一律改成畿西、畿东。

避讳从礼貌变成马屁,也就走到头了。现代人不讲究这个,马屁少了一种形式,但马屁还是在的,而且愈出愈奇。跟冯骥才说辫子一样,辫子没有了,但辫子的神还在。

近代史上的失语症考察

失语症也许是一种生理上的病,但是类似这样的病症,一个民族一个集团也可能有,一旦有了这样的病,其实非常可怕。

近代中国,失语症是不愿意变革者患的。我们知道,晚清政府真正萌发变革之意,始于19世纪的60年代。帮助清政府打平太平天国的地方实力派,在内战过程中领教了太平天国洋枪洋炮的厉害,也尝到了洋枪洋炮的甜头,开始将魏源“师夷之长技”的设想落到实处。而清朝的中央政府,作为当家人之一的奕和文祥,在跟占领了北京的英国人法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也多少开了点窍。1860年之后,一些强势的地方督抚开始洋务运动,而北京,不仅有了一个被洋人逼出来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有了承包给洋人的总税务司,奕甚至想设立一个专门学习西方文化的学校——同文馆。这样的学校,不消说,是请洋人来教的。

不过,这个时候的中国,不想变革、不正视西方存在的士大夫还是相当多。尽管接二连三打了败仗,但是他们总觉得中国在文化上的优势依然不可动摇,就算洋人占了北京,不也最后吐出来了吗?就算不吐出来,取清朝而代之,在某些士大夫看来,早晚也得跟满人一样,学习汉人,尊孔读经,开科取士。每次洋人进来的时候,总有传说出来,说洋人在占领地开科取士,考的居然还是四书五经、八股文章。所以,当变革到来之际,顽固守旧的人没有失语,他们发声抗议了。抗议声一边是流言蜚语、街头巷议、讽刺嘲骂,一边是一个重臣的奏折。重臣名叫倭仁,是蒙军八旗的底子,科举高第,从翰林院的庶吉士一直做到大学士、同治皇帝的老师,也是朝中有名的理学家,跟曾国藩齐名。为人清正,学问也不错,弟子门生满天下。

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出来抗议,所依仗的武器,却是理学的陈年旧货,连词句都没更新。在他看来,中国完全没有必要学习西方,只要发挥固有的道德,固有的文化,中国就可以在战争中获胜,仁义忠信可以为干戈舟楫。而中国近来一连串的失败,不是武器不如人,而是道德没有发挥作用。如果真的非要学天文历算,中国之大,不愁没有本土人才,何必从外面聘请?

当年垂帘听政的西太后,虽然没有上过学,更不知道西学是什么东西,但却亲身经历了中国军队在洋人面前的惨败,伴随自己的夫君咸丰皇帝逃到了热河,过了好一阵衣食不周,连肉都吃不上的日子。仁义忠信为干戈舟楫的大话,说说可以,当真则成了笑话。不过,倭仁说中国自己有西学人才的说法,倒是有吸引力,至少,聘自己人,花费要少些。于是,太后下令倭仁赶紧推荐这方面的人才。没想到反倒将了倭仁一军,他老先生不过随口一说,哪里找人去,理学家的帽子戴着,又不好撒谎,于是只好承认自己也不知道哪儿有这样的人才。西太后看在皇帝老师的份上,也没有追究他的“欺君之罪”,只是让他随时留心,如果发现了,赶紧推荐上来。但是,不知是奕有心恶作剧,还是西太后要用倭仁牵制奕,突然之间,倭仁发现自己得了一项新的官衔——总理衙门事务大臣。有这样头衔的人,在朝中还有几个,都是热心洋务之人。此时,把一个反对洋务,极不喜欢跟洋人打交道的人任命为这样一个专门办洋务,跟洋人办交涉的衙门的大臣,看起来很像是在搞笑。

可是,做人很认真的倭仁,却受不了这样的搞笑。如果西太后真的想用倭仁来牵制奕的话,她找错人了。因为一想到要和洋人办交涉,倭仁就要变大头娃娃了。结果任命下来不久,倭仁差点没从马上栽下来,从此得了痰厥之症,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中风。后来虽然经过治疗,好了一点,但两年之后,还是因此而翘了辫子。现在史家流行的说法是,倭仁故意从马上摔下来,好借此推掉总理衙门大臣的职务。这是不对的,倭仁的确是一个真正的理学家,不会玩这样的诈术。

倭仁之死,标志着中国相当一部分思想顽固的士大夫,开始患上了失语症。

初患失语症的人还是能发声的,声音最大的是一个名叫刘锡鸿的人。不过,此人仅仅是位做过留洋副使的光禄寺少卿,人品和学问都比倭仁低了不止一个档次。他做过郭嵩焘幕僚,是郭一手提拔上来的人,在出使的任上,却跟郭嵩焘反目成仇,非常无聊地拼命攻击他昔日的恩人。而他反对洋务的借口,则是所谓的风水迷信。比如说,在中国修建铁路,是败坏中国的风水,会惹怒山神水怪。这样的说法,显然比起倭仁的夷夏之防、仁义忠信低了一个档次,不过是民间底层文化怪力乱神的陈词滥调。可以说,到此为止,顽固保守的声音,已经因病而嘶哑了。

只是,在当时,不管什么样的陈词滥调,都有市场,也都能给改革制造麻烦。由于中国真正的危机还没有到来,八股取士还在吸引着全国士子的注意力,顽固保守的士大夫人多势众,李鸿章和郭嵩焘所谓的不明事理之人,仗着人多的优势,在话语权逐渐丧失的情况下,依然充分地活跃。而顽固派的失语,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当时中国政府的失语,因为政府也并没有真心信奉改革,一直处于三心二意的状态。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对改革叫停。让中国的自主改革,不是走到半途就走不下去,就是橘越淮北而变枳,即使有成效,也往往流于形式。

中日甲午战争的到来,两个同时在学习西方的东方大国的较量,学得好的优等生,以大比分战胜了中等生。战胜的日本,不仅掠取了二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两块中国的领土,而且暴露了有朝一日吞并中国的野心。当然,西方列强不可能容忍东方崛起一个吞掉了中国,变得如此庞大的新日本,它们遏制日本的办法,居然是趁早瓜分中国。所以,甲午之后,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的边疆危机,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强租港口,划分势力范围。这样,已经跟西方打了将近六十年交道的中国,第一次这样明晰地面临被瓜分豆剖的危险。

这种时候,中国的整个中上层,不管政治态度如何,有没有政治态度,都知道变革不可避免,不变则没有出路。但是,即使在这样严峻的情形下,中国不想变革的人依旧人数众多,一些内地的士人和官僚,尤其是满人阶层,都不期待自己的生活有哪怕一丁点的变化。对他们来说,变革就意味着失去,而他们特别惧怕失去,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了任何迎接挑战的意志和能力。此时的守旧,是完全意义上的因循守旧,害怕改变往昔的生活轨道,置国家民族的未来于不顾。只是,在严峻的国难危机面前,他们已经彻底失语,连刘锡鸿那种陈词滥调,也已经说不出口了。不过,他们并没有放弃努力,对于朝廷发动的戊戌变法,从公开的反对,转为暗中的权术杯葛,私底下的窃窃私语。然而,这样的杯葛和私语,恰好赶上变法期间独特的帝后二元权力结构,担心因改革而失去权力的西太后,在权欲的驱使下,变成了顽固派的“首领”,在变法一百天后,寻了一个借口,以完全没有道理的方式,吞噬了改革。

然而,在政变之后,保守势力为西太后提供的挽救危局甚至维持政权的法宝,居然只是所谓的“民气可用”,而所谓民气可用的民粹诉求,其核心的成分,竟然是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法术。即使是刀枪不入的法术,最终能让西太后相信,也是义和团与顽固派合作的阴谋。因为他们讲不出道理,只有靠欺诈和权术。而义和团恰好被顽固势力所利用,充当了他们抗阻变革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根稻草,由于有当时最有权势的西太后的加持,于是变成了一场彻底灭洋的疯狂反扑,中国的顽固势力,妄图借助一种莫须有的民间巫术,彻底消解他们对于变革的忧虑。

不愿变革者的最后疯狂,带来的是民族和国家的巨大灾难。灾难过后,改革话语旧话重提,但革命话语也随之而起。虽然说,孙中山以推翻清朝为宗旨的兴中会,号称在1894年就已经在海外成立,但这个革命的小组织,真正进入国人视线,还是在庚子以后。庚子以后,在惨痛的教训下,朝廷开始接受改革话语,重新开始戊戌的改革。

但是,朝廷改革之后,并不意味着顽固保守势力就不存在了。在改革过程中,怀疑、裹乱、破坏都存在。最初科举改革的经济特科考试,就是顽固派利用西太后对康梁的敌视,制造流言给毁了。在开放报禁的过程中,也有过苏报案和杖毙沈荩事件的反复。甚至在军事改革中,也有地方督抚对于新军的歧视。只是,这些反改革的举措,往往都是在朝廷安全的这个角度中出现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不仅有了日益增强的革命话语,而且改革话语也出现了歧义。由于西太后个人的原因,尽管她赞成改革,重启戊戌的话题,但却固执地不肯给康有为和梁启超平反。所以,改革话语也因此分成海外激进主张和国内亲政府的缓进主张,而且随着时局的演进,激进主张越来越有市场。应该说,在这一时期,政府由于大力度推行改革,自身失语的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尤其是在宣布实行预备立宪,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之后,政府得到了朝野知识界的广泛拥护。孙中山的革命党因此感到了莫大的威胁,甚至一度力图全力狙击清廷的立宪,吴樾刺杀出国考察立宪的五大臣,就是这种狙击的表现。

然而,好景不长,革命党人的暗示和起义,虽然没能撼动清朝统治,但革命党的宣传,刻意强调清朝政府的异族身份,提醒人们,满人当年在征服中原时犯有杀戮汉人的原罪。这样的宣传,不仅对部分知识人起到了动员革命的作用,而且也影响到了满人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同时,随着立宪的推进、选举的举行,以及报禁开放之后,都市人口民智程度的提高,绅权和民权意识都在勃发中。积极参与改革的绅商和士绅,实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强。各种商会、学会和农会之类的社会团体,各地的自治组织,以及开放的媒体,使得他们的发言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到了咨议局和资政院的成立,他们的意愿表达,有了体制内的正式平台。无论在社会组织、媒体还是在准议会的平台上,同样的改革话语,运用的娴熟程度,政府永远都不及民间的精英。也就是说,随着政治改革的进行,满人特权势必日益减少,这对于已经习惯了过优越和悠闲日子的满人统治阶层来说,当然不是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