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土记
克孜勒是俄联邦图瓦共和国的首都，人口只有几万人。市中心是广场，周围有列宁像、总统府和歌剧院。中央立一幢亭子，赭红描金，置一个大转经筒，高过人，两米宽。克孜勒的市民清早过来转转经筒，这是个全民信仰喇嘛教的国家。
人说，转经筒里装粮食，有谷子、高粱、麦子、玉米和黑豆。
我到时，转经的人走了，该上班了。一位老汉坐亭子台阶上，手拿马鬃小刷子和一个蓝布袋。他拂扫经筒地上的浮土，归小堆，捧进袋里。
我看，亭子地面已经很干净。过一会儿，老汉又去扫土。他可能在这里保洁。不过，这个刷子太小了，只有两个牙刷那么大，手柄好，象牙做的。
待我要走时，老汉先走了。他把蓝布袋和小刷子揣怀里，背着手，身态蹒跚。袋里的土也就二两多。
我上前，请教老汉在做什么。
老汉目光转过来，清澈，说婴儿的眼睛也可以，只是眼窝的皱纹证明他老了。
我们勉强对话，用蒙古语。他懂一点蒙古语，会藏语。我主要使用肢体语言。一番交流得知，他不在这里搞卫生，把土收藏回家。
为什么收藏转经人鞋上的土呢？
他比划：家不远。明天在这里见面，邀我去他家。
他家里有什么？
有花。他比划高矮的花儿，花朵有鸡蛋那么大、香瓜那么大。
噢，他用这些土栽花儿。四方人脚下的土栽出不平凡的花儿。
次日此时，我等老汉，没等到，欲归。一个小孩从广场西边飞跑过来，拽我衣裳。怎么回事？他手指我左胸的成吉思汗像。这件T恤是纪念蒙古帝国（1206-2006）诞生800年的纪念，海中雄送。我明白了，小孩是老汉派来的，成吉思汗像是标识。
我随小孩来到一处平房人家。老汉门口迎接，他在家为我做酸奶。院子里，我看到忍冬细长的红花、鸡矢藤、蓝色的桔梗花，还有层层叠叠的虞美人。
可是，这不会是用扫来的土栽的花吧？我意思说，这么大一个院子的土，扫不来。扫来的土应该在盆里。
我比划——盆。
老汉——没有盆，只有土地。
我——花，长在盆里。
老汉——你喝酸奶。
我喝酸奶，不加蔗糖的酸奶开胃生津。我忍不住起身模仿他扫土、转经筒、布袋子。
老汉恍然，领我进入一个小屋，墙上挂布达拉宫的绒织壁画。老汉小心揭开壁橱的布幔，一排小佛像。
它们用扫来的土烧成。
老汉用手语表示，这些佛像将放到各地的庙里。他送我一尊，嘱我放在中国的寺院。花和转经筒边的土，原是两回事。
回国，我心中有一点点未解，以脚下土制佛像，有些不尊敬吧？一天，逢机缘请教一位大德。
他说：“好。佛向八方去，人自四面来。土最卑下，脚下的土更卑微。人的心念就在脚下，土带着各种人的心念，如今烧成佛像，土和心都安静了。甘于卑下，正是佛教的真义。”
这尊佛宁静微笑，如有沉浸无上欢喜之中；并无卑下，只有浑朴。我把佛像留在了这个庙里。
大清
巴彦伯、托托、杰日玛，另一位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是图瓦国的呼麦歌手。他们让我惊讶的，是每人脑后梳一条鲁迅说的“油光可鉴”的大辫子。
呼麦，在图瓦叫“呼美”。如果用“民歌地图”来述说蒙古音乐风格，长调始于锡林郭勒，穿越蒙古国和俄联邦的布里亚特。到达图瓦后，节奏鲜明，气味趋近高加索。伴奏乐器弓弦越来越少，弹拨越来越多。他们演唱的歌曲如马蹄踏石，节拍每分钟在160～180左右。
我们约他们拍摄节目，在叶尼塞河边。
在这儿，河流由东转向北，在镜头里是蓝色的，又有远山更浅的蓝。他们的演出服是蒙古袍，皮靴足尖上翘（满州样式），纯银火镰挂腰上，最豪洒的是他们的辫子。在中国，见不到辫子了，大姑娘都不梳。
我怕冒昧，还是发问：“你们的发式……”
“大清发式。”巴彦伯自豪地回答。
两鬓剃除，余留成辫，清朝官民皆如此，这会儿见到了真人。见到便想到，男人要是衰老，白发脱发，从辫子上一眼就看出弱，难怪李鸿章爱戴一条假辫儿。
他们唱，我们录。呼麦，是一个人哼唱两个旋律，还当别人演唱的背景音乐，类似长笛，圆号或低音提琴的音效，当乐队用。当然他们有乐器。我边听边想，这种演唱其实可以赚大钱。他们说去过纽约和伦敦，没赚到什么钱。夏季，他们每人每天的演唱收入平均不到人民币五元钱。其它季节没游客，也就没收入。
有经纪人吗？他们说有，罗伯特·休，图瓦唯一的美国人。
演唱休息，托托对我说：“我们崇拜大清。”
我不知该怎么说，问：“是清朝吗？”
“对。”巴彦伯眼里燃起神往的光采，“大清，一个谦逊的帝国，了不起。”
我按说比他们了解大清，至少电视剧看得多，但这个话题让我不知说什么好。十八世纪，图瓦曾是大清版图的一部分。
“你们对大清的美好印象，能说出一个例子吗？”
“谷歌。”巴彦伯竖起右手大拇指。
谷歌，他们上网搜索大清？
杰日玛纠正：“故宫。”
“也许是。”巴彦伯说，“多么大的院子啊！铺满了青砖，一万名官员下跪，‘扎！’是真正的帝国，俄国人只会武力。”他竖起小拇指，再把指甲弹一下，像剔鼻涕渣。
“你们怎么了解大清的？”
“太爷说过的。”巴彦伯说。
“图瓦人留辫子的多吗？”
“过去的老人，偏僻地方的人现在留辫子。”
巴彦伯说，图瓦人辫子是跟满州人（满族人）学的，出自萨满原典。辫子在头顶，代表灵魂。阵亡的满州人要是带不回尸体，他的辫子也能入祖坟。两鬓剃发，是让太阳光照在太阳穴上。满州人认为，辫子地位最高，不可污损，男人没辫子等于没灵魂。
这时，一个欧洲人走进帐篷，是休，刀脸，淡黄的眉毛近于乌有，裤子上有七八十个洞，露着肉和汗毛。录制节目没有告诉他，他很不满意，说，这个节目如果录了，中国市场就没了。
歌手说没关系，中国是大清的故乡。
休说，如果他们非要录，合约中香港、台湾的演出将取消。
他们说香港、台湾不值一提，北京才是他们想往的地方——故宫。
休气愤地挤眼，再挤眼，转身走了。
巍峨的金銮殿，红宫墙的黄琉璃瓦，男人化装成女人唱戏——这是巴彦伯心中的北京，他在纽约唐人街图片上看到的。
“我们能去北京吗？”
制片人说：“能，太能了。北京欢迎你们。”
欢迎这个词让他们不好意思。他们互相看，互相不好意思。在图瓦，词是词本来的意思，不随便说。“欢迎”让他们感到自已矮小。最后唱一首歌是《大清啊大清》。
“宫殿的檐角隐现在云端，它的名声人人啊知道。火焰珊瑚堆成假山，路旁生长椰枣和肉桂树，老虎在大街上睡着了。大清啊大清，万国向你致敬。大清啊大清，走在你的土地上，我找不到回家的路。”
歌词翻译，我止不住大笑。这哪是大清啊？康熙皇帝没听过这个歌真是可惜。歌手们脸上诚挚的表情在说：一个王朝的美不容怀疑。这个歌唱一百多年了，大人小孩都相信珊瑚的假山、肉桂树、老虎在大街上睡觉。
我给别人讲图瓦男人留辫子的事，他们不信，更不信南西伯利亚的图瓦人怀想大清。有一次，央视国际新闻播出最后一条，普京领两个女儿到图瓦度假，画面上，普京坐在篝火边，身旁是巴彦伯和托托。
我起身指着电视喊：“巴彦伯，辫子！”
家里人吓了一跳。留辫子的巴彦伯们两秒钟就消失了，但被我看到。他们唱歌，普京儿童式的表情里微含嘲弄。歌手也许正唱《大清啊大清》，没人告诉普京，图瓦人厌恶俄国，喜欢大清。
对岸的云彩
我写作不怎么使用“美丽”这个词，觉得它是给偷懒者或儿童用的。这个词现成、概括，绝对。“美丽”——可以形容女人又形容景色，好像不应该。可是，看到从克孜勒城北面流过的安加拉河的时候，我心里浮出的词就是“美丽”。
对河水而言，“美丽”说河面的温柔丰腴，水鸟追着河水飞翔。杨树倒映在水面，看得清叶子背面的灰。河怕扰乱杨树映象，似乎停流。水面浮走的水泡证明它还在行进。野花十几朵挤在一起摇摆，开成圆筒粉花的风信子，细碎微紫的马钱花，黄而疲倦的月见草花，在岸边伸长颈子观察河水。河水保持着荒凉中的洁净。
九十九条河流注入贝加尔湖，只有安加拉一条流出。它汇合叶尼塞河投奔北冰洋。当地传说，安加拉是贝加尔湖宠坏的女儿，与小伙子叶尼塞私奔了。
我在安加拉河边跑步，脚下是石板、草地或沙滩。跑五公里，到——我也不知这叫什么地方——还在河边，歇息。左面一座高崖，像城墙垒到河边停工。对岸有一处铁道线，偶过蒸汽机车，烟气纠结不散，白得晃眼，像被天空遗弃的私生子云。
仰卧起坐中发现，崖上坐一个姑娘，俄罗斯人，而不是常见的图瓦人。她的象牙色的长裙从膝头垂盖草丛，身边蹲一只黄狗。在旷野里见到一位姑娘，思绪被她牵制，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做一组这个看一眼她，做一组那个再看，后来索性不活动，看她。因为是早晨，河面的风吹得她的金发微微颤动，她不时把裙子拎起来掖在腿中间。这时，对面一列火车开过来，黑色的货车。姑娘猛地举起一束花（她手里竟有花束），举得高高的，左右摇摆。火车传来汽笛声。
姑娘花束，火车汽笛，中间隔着温柔的安加拉河。我几乎要赞颂，这是意大利电影才有的浪漫。
火车驶远，变小，姑娘举花束的胳膊慢慢落下，黄狗冲火车叫个没完，嫉妒。
我回转到宾馆，其实整整一天，脑子里在还原这个场景。第二天和第三天，我在河边又看到此景。不同的是，第三天姑娘换了一条天蓝色的裙子。
我原本想登上高崖，路很远。高崖是凸凹的页岩，像中国人说的龙，越近河岸越高，姑娘在龙头上。我在下面仰望吧。
姑娘向火车挥动花束，汽笛回应。花束每天都不一样，紫穗的苋草，橙色的秋萝，菊花般的铁线莲。西伯利亚的野花太多了，采不完。
第三天，我边走边回头看姑娘，竟走进羊群里，吓了一跳。一个图瓦人赶着羊群来到河边，他头上包裹义和团式的红头巾。我对他笑，他回笑。
我指指崖上的姑娘。
牧羊人：“唉，她是瞎子。”
“她不是每天向火车挥手吗？”
“噢，”他瞥一眼说，“开火车的是她相好，当兵的。我见过他们在一起。军人，不一定哪天就走了。”
他用牧羊鞭指前面：“你顺着这条小道从崖下绕过去，在桥边，就见到姑娘了，那是她必经之路。”
我来到桥边，不知为什么，心“砰砰”跳起来。想到她是盲人，安稳点儿。说着，姑娘走过来，手牵黄狗，手臂伸挡眼前的树枝。她走得那么骄傲，双眼在眼窝里闭着，脸上有笑意。我屏息，像仪仗队员一样挺直身子，怕她发现。姑娘走远，红地儿白花的裙子从草丛一路扫过。盲人向火车挥动花束，她怎么采到那么多好看的花呢？
早起，我跑到河边，姑娘已经在崖上，穿一身白衣裙。时间到了，该死的车还没来。
过了半个多小时，火车从地平线出现，是一列绿色的客车，不是黑皮货车。车声渐大，姑娘站起来挥动花束，这捧花比昨天更鲜艳。她挥动，不停地挥动，火车一声不吭跑远。
姑娘站着，花束贴胸前，看不到她的脸。黄狗朝绿色的客车怒吠，像骂它忘恩负义。
西伯利亚的火车，不一定按时刻行驶，车次也不固定。那个当兵的如果不走，应该让姑娘知道才好，这只是我的想法。后面两天，绿客车天天开过来，不向花束鸣笛，姑娘在火车开走后站立很久。
离开克孜勒那天，别人午睡，我来到高崖上。这一块青石姑娘坐过，下面的青草依偎在她裙边。地上，躺几束枯萎的花束。我拿起一束，迟疑地向空旷的对岸摇一摇，没回应，云彩若无其事地堆积在对岸。摇动中，干枯的花瓣洒落在青石上。
甘丹寺的燕子
燕子，挺着白色的胸脯，在雨前凝止的空气中滑翔，离地面越来越低。艳阳天，它们不知在哪里。
燕子，骄傲又轻盈，恰是少女的特征。在乌兰乌德（布里亚特共和国首都），我见到一只通灵的燕子。虽然有人说燕子全都通灵，但这只燕子有故事。
甘丹寺在乌兰乌德郊区，寺旁密生黄皮的樟子松，夕阳从树缝射入，它们披挂黄金的流苏，倚靠黄绿两色的庙宇琉璃瓦，真是脱俗。
“如果你秋天到这里来，”住持强丹巴说，“树林像包上了金箔。再往后，白雪盖在上面更好看。”
第二次进庙是录一首梵呗。布里亚特蒙古语的喇嘛唱诵，述说人行善得到的从第一到第八十一种好处，生动甚至风趣；多声部，石磬伴奏，和声跟樟子松的香气好像有神秘联系。
大殿上，高大的佛菩萨像从西藏和印度运来，无数铜碗燃亮酥油灯。
强丹巴看一眼手表，“一会儿诵大悲咒，燕子就来了。”
“燕子听经？”
“对。”强丹巴说，“这个燕子不是每天来，初一、十五肯定来，有时住在殿里。村民把家里的酥油灯送进庙里，燕子给他们点灯。”
“点灯？”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看，这是灯，灯芯在这儿，对吧？村里人把灯放在佛前，喇嘛用火柴把它点着，对吧？”
“对。”
“这时候燕子从梁上飞下来，喙在这个灯的火上啄一下，放在那灯上，火上有油。特别快，不快就烧着燕子了。酥油灯就点着了，可好了。”
身披绛红大氅的喇嘛陆陆续续进殿，落座。
他说：“燕子该来了。我给它起名叫‘卓拉’，意思是佛灯开的花。你听过大悲咒吗？知道词吗？”
“听过。”我扭捏一下，“记不住词”。
“噢，没关系。其中有一句词燕子随诵，一会儿你听。”
螺号声起，强丹巴领诵，众喇嘛齐诵大悲咒。深浑的低音伴随高低错落的梵语经文，声音吐露无畏纯真。每次听闻，我悉有泪涌。经诵到第二句的时候，一只燕子悄然飞落在梁上，俯首。我想起燕子随诵一事，看，燕子中间好像张一下嘴，我分不清是那句。燕子在第二遍和第三遍诵经中都张一下嘴。
结束，强丹巴问：“听到燕子念经了吧？”
我老实说：“没听到，它好像张一下嘴。”
“对的。大悲咒开始：南无，哈辣达奈，多辣亚耶，南无，窝力耶，婆卢揭帝，索波辣耶，菩提萨埵婆耶，摩诃萨埵婆耶，摩诃、迦卢尼迦耶，安。”
强丹巴停下来，认真地说：“这是第十二句，安。这时候，燕子张叫：安。”
“它懂经文？”
“懂。能说的就这一句。这个燕子还救过我的命呢。”强丹说。
甘丹寺早先没这么好，只有几间旧僧舍。强丹巴自个儿在这儿修行。
他每诵大悲咒，燕子卓拉就飞来，他们那个时候认识的。一天，强丹巴病了，躺了几天几夜。他要睡，枕边的燕子啄他眼皮，怕他死了，不让睡。后来，强丹巴把僧衣剪下一小条，写上字，对燕子说：“卓拉，你可怜我，就把这个红布条送到莲花寺住持僧格那里。”燕子衔着布条飞走了。不久，莲花寺的僧格骑马来到，吃了僧格的药，强丹巴病好了。
强丹巴说：“动物啊，草木啊，都有灵。你用好念头对它，它就对你好，这是常识。”
他说这是“常识”，我却惊讶。我们说话的时候，燕子卓拉在梁上一直露着小脑袋听。强丹巴看它，说：“我诵大悲咒，你注意听第十二句。”
“南无，哈辣达奈……安。”
燕子张嘴出声，像“啊”。真乃如此。诵毕，我问大悲咒经文是什么含义？
“除去一句，都是菩萨的名字啊。”
燕子点头，飞出殿外。
花朵开的花
我爸说，东部蒙古人原来与后来信仰萨满教，确认天地万物都有切实的灵魂。“波”这个词，为通古斯语族所共用，指萨满教的巫师。蒙古、鄂温克、布里亚特、满族都如此称谓。
在贝加尔东岸，我见到一位布里亚特蒙古人的“波”。
在一座刚建好的喇嘛庙，雪花石栏础和台阶两侧放满信众放的钱币，银光闪闪。停车场上，一个人盯着我看。他有着突厥人的脸——宽脸扁鼻、高颧细眼，这是中国人所认为的蒙古人的长相。他前胸一面明亮的铜镜，用绳挂在脖颈上。
我对他躬身施礼，他没理。我改致帽檐礼，他点头，说：“中国海拉尔地方乌里根河的人，都长着你这样的相貌。这是蒙古人标准的长相的一种，朝花可汗的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