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读者有“张迷”，台湾的作家写作时有“张腔”，张爱玲在台湾影响之巨大，是大陆作家难于想象的。从未到台湾定居只旅游过一段时间的张爱玲，是朱天文等作家心中的偶像。从20世纪50年代《秧歌》被引进宝岛后，张爱玲在文坛上的地位与日俱增。她在台湾造成的影响，同时代的任何一位作家都无法比拟，以至1999年评选台湾文学经典时，错把这位上海作家当成台湾作家，她的《半生缘》居然入选。
台湾文坛对张爱玲的评价，首推美籍华人夏志清1957年在《文学杂志》发的两篇专论，后来夏氏又将张爱玲写入《中国现代小说史》，这便为张爱玲研究打下基础。其后水晶、唐文标、张健、高全之等人出过研究专著。郑树森在发掘张爱玲电影成就和旅美生活等方面很有建树，王德威关于“祖师奶奶”和“张派传人”的一系列论述也影响广泛。余光中不是专业评论家，更不是张爱玲专家，但他在香港任教期间，一直对张爱玲现象非常关注。
一提到海外作家写中国大陆的生活，人们马上会联想到陈若曦。可据余光中的阅读经验，他认为这类小说的奠基者应为张爱玲。张爱玲1954年在香港出版的《秧歌》，描写了50年代初上海附近农村发生的饥荒悲剧。张氏的另一部《赤地之恋》虽然比不上《秧歌》完整而贯穿，但探讨制度的本质与表现知青的幻灭上，仍具咄咄逼人的力量，在同类小说中，一点也不逊色。只是这些作品侧重写了大陆生活的阴暗面，又由于有“绿背文化”的背景，因而被内地许多评论家所否定。柯灵否定时称张爱玲“平生足迹未履农村”，其实张爱玲参加土改工作队时去过农村。虽然时间很短，但有无农村经验对作品的优劣好坏起着重要的作用。
内地最早肯定《秧歌》的是《张爱玲传》的作者余斌。他认为《秧歌》所写的“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相当真实可信”。请看《秧歌》第十一章中的这一段：
农会里通过一项决议：在新年里，各村都要去给四乡的军属拜年，送年礼。每家摊派半只猪，四十斤年糕，上面挂着红绿彩绸，由秧歌队带头，吹吹打打送上门去。每家军属门上给贴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光荣人家”，贴的时候再放上一通鞭炮。家里没有养猪的人家，就折合现钱，此外还有买爆竹的钱，每家都要出一份。
这里说的“四十斤”，也许有夸张的成分，但不论贫富家家摊派，完不成任务就以不讲政治和不爱国相要挟，这是真实的。书中写到的金根拿不出钱来，也没有米做年糕，王同志便拍案大怒。后来许多穷苦的人簇拥到设在农村里的政府粮库。在一片混乱中，有人打了王同志一扁担，王同志以自卫为由向人群开枪，金根受伤之余，他的女儿被惊吓的人群活活踩死。这里写的农村惨剧，比起“文革”时期的暴力抗摊派事件，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
1996年，暨南大学的费勇在《张爱玲传奇》中也称赞《秧歌》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宝贵收获”，作品“从独特的角度表现一场震惊世界的大革命”。余光中对《秧歌》的肯定比这些内地的评论家早十多年。他在《断雁南飞迷指爪》中指出：张爱玲的大陆经验“一共不过三年，却能凭观察、资料、思考，和惊人的想象，剖析出大陆经验的真相。”余光中这样比较张爱玲与陈若曦：同样写大陆经验，张爱玲三年有成，并不比陈若曦的七年薄弱。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这两部长篇小说分量都很重，但迄今陈若曦的成就仍在短篇，自传性的《归》不太成功。张爱玲的小说广泛而深入地描写农民，也颇能刻画大陆干部，这两方面，尤其是前者，陈若曦尚少处理，所以夏志清也指出《任秀兰》对高干的描写，显得简洁而零碎。两人相比，张爱玲似乎更能进入他人的世界。在风格上，陈若曦这些后期作品有意走平易朴实的路线，叙事、对话、写景，甚至心理分析，笔墨都很干净，点到为止，绝少铺张。这种返璞归真、敛到好处的手法，正是作家成熟的表现。在语言上，她也只务平实，不事新巧，有意承接30年代的写实风格，但句法清纯，出语自然，四字成语用得颇多，有时甚至还带点旧小说的句法和词汇，绝少三十年代西化白话文之病，真看不出作者原来出身外文系，受过存在主义和意识流的洗礼。夏志清说在《尹县长》里陈若曦“走的是朴实、冷静的写实主义道路，生活已够恐怖，用不到象征手法的渲染”。陈若曦的低调确是一大成就，她的语气愈冷静，愈显得周围的世界荒谬而反常，她愈“顺受”，读者愈感到“逆来”的压力。张爱玲却不同。夏志清指出《秧歌》一改传奇时代的华丽作风，不但缩短句子和段落，而且节省了意象。可是张爱玲笔下的农民，在阶级斗争的高压之下，无可奈何地表演一出不是儿戏的应景戏，寓怪诞于真实，却富有象征意味。这种“复象叠景”的手法，为《尹县长》所无。《秧歌》里的意象虽较张爱玲早期作品为少，却比《尹县长》里的用得大胆，显然有意创新。《秧歌》一开头的场景，意象层现，撼人心灵。先是有个女人向陡坡下泼水，“不知道为什么，这举动有点使人吃惊，像是把一盆污水泼出天涯海角，世界的尽头。”然后镜头推近，让读者看到：
几只母鸡在街上走，小心地举起一只脚步来，小心地踩下去，踏在那一颗颗嵌在黑泥里的小圆石子上。
最后竟呈现这么一景：
太阳像一只黄狗拦街躺着。太阳在这里老了。
这简直是绝妙的现代诗了。这些意象，虚实相生，象征而富感性，很有现代电影的力量。反之，陈若曦并不刻意创造自己的语言，她只求语言称职，不让惊人警句独出风头。她强调的是整体效果，不在乎句子单独看来不耐玩味。胡适在《秧歌》扉页上说该书“平淡而近自然”。其实《秧歌》冷中有热，平淡中有奇幻，阴沉中有喜剧的调侃，颇不简单。
余光中的评价是突破了狭隘的政治标准第一概念之后产生的。对此龙应台也说过《秧歌》“是每一个与土地共生死的人的一支哀歌，是张爱玲为中国农民立的一个小传”。她还称这支淡淡的哀歌，“绝对是一部‘世界级’的艺术品”。对比回归现实、从极左的桎梏下解脱出来的新时期文学，陈忠实的《白鹿原》、高晓声的《李大顺造屋》，便可感到《秧歌》的预见性和真实感。读完《秧歌》，也就读懂了张爱玲，方知余光中和龙应台的评价并非溢美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