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增加家中的收人，父亲以他握惯了方向盘的手侍弄着家事。冬天开荒，春天播种，父亲没日没夜地劳作，只是为了餐桌上的丰盛和攒够让我们读书的学费。父亲总是教导我们，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说他的一生就不喜欢落泪，不喜欢落泪的男人。更不喜欢那些惧怕奋斗、逃避困难的男人。
在他退休后，从国家大事到家庭琐事，总爱与我探讨一些问题，有时他会拍案而起，数落我的不是，我们父子俩就这样着演绎着战争与和平。父亲总是强调，不要怕苦，不要怕累，也不允许落泪，父亲，就是以这样一种不哭的心态走完了他人生的历程。
今年8月31日，是父亲的百日忌辰，我按民间风俗备了些纸钱到他的墓地。一切往事随风而去，他的墓地前只留下一堆灰烬，在烧纸钱的时候，冥冥之中我的父亲仿佛对我又有所告诫：不要落泪，不要哭，做人要成熟、镇定些。我禁不住暗自抽泣，为自己，也为远在天国的父亲。
1998年8月31日
海碗
1975年的一天，伴随着轰隆巨响，大大小小的泥土、石块砰然上天，又叭地落地。人们惶然奔跑，散作兽状。突然有人哭喊：“小赵埋住了。”这声音不啻惊雷。人们先是呆愣，顷刻醒悟，飞一般返赴现场。
父亲脸色苍白，被抬上担架时，几乎没有呼吸。泥裹了他的身体，只是脑袋还好。在我的记忆里，那是父亲第一次趴下，而我家唯一的海碗，为此搁置了数日。
那是一只极普通的海碗，搪瓷的，白色，外面印有“福”、“禄”、“寿”等字。在老家几乎每户都有。家乡的习俗，每家“掌柜”的一般都是男性公民，并一定要是家中权威，里里外外都能应酬自如。因为干活最重，在生活上“掌柜”的自然受优待。那些年月，家里生活拮据。在这种情况下，父亲的海碗发挥了巨大作用：一碗饭再加一些菜，勉强填饱肚子是可以的。父亲在家干活最重，多吃点无可非议，而他每次总要从碗中拨些饭给我们及母亲，还要说一句“都要吃饱”。以至于我们经常为一些吃的推来推去。
父亲是一名普通工人，工作很勤奋，为的是一分不少地拿回工资奖金支撑全家的生活。他被评为先进工作者，领导要他介绍经验。他却说，都是为了养家糊口、养儿育女的。一家人都看着，不工作好，对不起一家人。
一只碗，是一家人的寄托。一只碗，是家中喜怒哀乐的展示。父亲高兴时端着碗，能时常唱着歌；愤怒时端着碗，碗随时可能被摔破；平静时端着碗，那碗晶莹剔透、分外好看；有心事时端着碗，那碗起落间也显得烦燥。人们通常把安定的生活比喻成金饭碗、银饭碗、铁饭碗，而我父亲的碗，只是一只普通的瓷饭碗。
家里人都不希望海碗搁置，搁置了家里就没了支柱。几年前父亲因患肝炎住院，没有食欲，吃得很少，全家几乎昼夜难眠。我们不知道海碗与父亲有什么必然联系，只是希望父亲多吃多喝，身强体壮。而父亲，与那海碗相依相伴，一直没有离弃，即使搁置它少许时间，不久就加倍用它。
这只海碗，父亲用了好多年吧。一只普通的碗，显示着最普通的百姓生活，揭示着一家人的喜怒哀乐。我不知将来我接过那碗，该是怎样的心情。只是每当我浮躁轻狂之时，想起那碗，就多了一份稳重与成熟。
1994年3月27日
红薯故乡母亲
电影制片厂的朋友为大家送来100斤红薯，据说还是京郊绿色无污染的农作物，大家打抢似的要。打开包装一看，整箱的红薯个头短小且呆头呆脑，远不如我故乡的红薯红皮细肉、膀大腰圆，有一种雄起的男儿气。在我记忆深处，故乡的红薯极为肥硕，即便有长得小巧的，也宛若江南女子，身材苗条且水灵灵的样子。这倒让我多了些许牵挂、些许怀想，以及那浓浓的乡情。
在我的记忆深处，故乡的红薯颇有君子之风。它们有着修长的绿发和弯曲的枝蔓，在大地上铺陈着静默之美。千万株红薯生长在土垄之上，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展示着强悍的精神气质。在所有的农作物中，垄上的红薯绝对是一表人材。藤蔓枝叶青郁，躯体坚挺俊雅，一副美男子形象。在藏而不露的地下，埋藏着这位帅哥不露声色的果实——富有真才实料但绝不炫耀自己。在我看来，红薯是低调的，既能人乡村陋室，又能登高雅之堂。你可以瞧不起它裸露的身体，但绝不可轻视它内在的价值。它谦虚成长，不事张样，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在故乡，红薯是最常见的农作物。五谷丰登的岁月，它是催肥农家猪牛的饲料。赶上年景不好，抵得上半年的粮。我一想起故乡，就想起红薯这个好兄弟，想起这个填饱肚皮的好粮。就能感受到烤熟后它那金黄的色彩、绵长的口感，想起母亲对我的疼爱和惦念。
母亲用柴火灰焐熟的红薯是我童年的最爱。晚上放学回家，炉煻的红薯恰好温热。母亲就守候在油灯下，等着我的归来。冬天黑得早，眼看着天色渐渐暗淡下来，我的家里却亮堂起来。只见土墙上映衬着灯光，也映衬着刚从炉煻里取出的烤红薯。红薯灰头灰脸，拿在手中却很暖和。母亲就在灯下端详着我，帮我将红薯剥开，眼瞅着热气从温滑的红薯内心散开，母亲的温暖浸透了我的全身。她一边嘱我“小心烫着”，一边鼓起嘴唇帮我吹着散热，一副十分专注的样子。多年后，我一直想着那些细节。那些烤红薯就像温热的亲情，隐藏着莫大的关怀和体贴，陪伴我度过寒冷且又漫长的黑夜。
遗憾的是多年的城市生活已让我无法再分享这样的快乐。被端上五星级酒店的迷你型小红薯巳让红薯产生了变异，咋看咋像个小妖精失去了应有的纯朴与阳刚。在我看来，这些小红薯就像被抹了浓妆的小女孩，让我心生叹息。据说，迷你型小红薯有粉甜型、软甜型、水果型等几个种类，可以满足不同的口感。色彩上有红心、紫心、白心和黄心，被称为彩色系列。每次品尝它们，我总是找不到感觉。我嗅不到草木灰的味道，感觉不到那份铭记于心的温热。
所幸的是这种土生土长的红薯在每一个城市都有一席之地。在寒冷的冬季，再没有比烤红薯更让人暖和、更贴近肠胃的食物了。我们对这些卖烤红薯的人们应多一些关注，多一些宽容。一个小小的烤红薯，不仅温暖了人们的胃，而且牵动着人们的记忆和心情。
由此我更加怀念故乡的红薯，怀念我的母亲和那些童年的记忆。它们是那样鲜活，竟在岁月的流失中日益清晰和生动起来。
2011年3月1日
想念母亲
冬天。离家求学。
我突然发现母亲更老了。寒风四起，母亲银灰色的头发凌乱不堪，在风中猎猎舞动。站在马路旁，母亲吃力地把并不太重的行李递上车，我听到她连连喘气。
今夜，在我启程中，万家灯火也许熄灭。而母亲，面对空荡荡的暗夜，她正牵挂着远行的儿子呢。
母亲呵，我泪如泉涌。
在故乡贫瘠的土地上，母亲曾经年轻。那时，母亲就是我们的大树，为我们遮雨避寒。
小时候，我是跟着母亲长大的。我的父亲在外地工作，一年难得回家几回。母亲留给我的印象是她每天都在忙碌。家中难得成人照应我们，母亲既是种田的劳力，又是家里的总管。我们就像单亲家庭一样，由母亲含辛茹苦地拉扯着，进行着粗放式的教育和培养。
整个村子都很穷，家家户户少有光鲜的衣物和丰盛的食品。因此母亲的厨艺一般。她没见过什么场面，注定做不出大菜来。她将我们养活大，让我们吃饱穿暖，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母亲的面食做得很好，尤其是面条擀得劲道，再配上一小碗油泼辣子蒜泥水，是我们幼时的美味。
但白面条也是很少吃的。我们盼着家里来客或父亲回来。那年月，缺吃少穿，母亲的日子过得很节俭，待客却很大方。除了面条，还能弄出四五碟菜来。我们也能将菜汤风卷残云般消灭干净。白白的面条上冒点油花，就让我们吃得热热乎乎。
来客时，我就不太想出门了，我就有点小心思了。那时我母亲就擀面条、烙油馍，我就满怀期待地帮她拉风箱、添柴火，待在屋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地坚守着。我母亲是知道我的小九九的，即便我出去玩了，也总为我留下一片半片馍。
肉是不常吃的。家里每年养一头大猪，那是我们全家来年的银行。猪养大了就送到公社的生猪收购站去。通常是母亲一个人在前头牵着猪，我在后面用荆条赶，拉拉扯扯来到集市上。一路上，母亲、我，还有那头貌似惑傻的猪常常斗智斗勇，有时如同扭秧歌一般互相追赶，惹得行人在路边开怀大笑，像看戏一般。
卖了猪，母亲总要到收购站旁的饭馆里为我买几个“炸漠尖”。家里农活紧，我们通常是一边拿着“炸慎尖”一节节往嘴里送，一边抓紧时间往家里赶。我们母子一前一后走在乡间小路上，一大一小，一高一矮，不离不弃，惺惺相惜。我母亲有着足够的耐心，走在前面的她总要回头看看落在后面的我，既不催促也不责怪。
回忆是美好的，饥饿总难以避免。上小学时我一回家，进门就喊“饿”。母亲立马放下手中的活，用棍子轻轻翻转灶膛里的热灰，刨出又黄又热的烤红薯递给我。我家养的黑狗，总能闻香而来，蹦蹦跳跳进了屋，赖在我脚下不肯走。我吃红薯的肉，它就欢快地清理我扔下的皮。我们都能感受到我母亲的爱意和那些美味的快乐。
母亲转身为我们擀面，她擀面的动作极其轻巧。面板咯噔咯噔响过，一条白白的面皮就静卧在白白的面粉之上。母亲拿了刀，就那么一划一切，白净细长的面条就直溜溜躺在案板上。我母亲擀面时就像舞蹈，有一种内在的节奏感和韵律感。以至于那黑狗也受到影响，摇着尾巴不时牵着母亲的裤角，舔着我的手。通常灶膛的火光也是温暖的，映得母亲的身影和我的小脸红彤彤的，映得那只黑狗满面红光……多年后，我常想起偎在灶膛里吃红薯的情景，始终认为母亲是天下对我最好的女人。或许，那就是幸福，幸福的真实可靠，实实在在。
岁月呵，正如哲人们所说：逝者如斯。母亲老了，她的青春延续到我们身上。今夜，当我打着香喷喷的饱嗝上路，箱子里装着母亲做的各种吃食，禁不住想起了往事。
今夜，注定我失眠。
列车咔嚓咔嚓地行进在铁路线上，沿线的风景一闪而过。只是，母亲养了我二十多年，我还能养她二十年吗？
1994年6月24日
理想的光芒，引导我们向前进
我有几十个“高四”的同学——那年，我们在荆门市一中高三（四）班复读，希望考一所理想的大学。当时上大学不是件容易的事，想上好大学更不容易。那年高考尽管全班考得都不错，但进人名校的寥寥无几。
20年过去了，这群同学命运各异。为官、治学、经商、教书的都有。有的迈出了国门，有的成了比较富有的民营企业家，有的成了名扬一方的讲师、教授。还有一些同学，尽管起点不髙，读的大学不是很有名，但他们有理想、有抱负，20年来咬住目标不放松，踏踏实实走过来，基本上都成了所在行业或所在单位的佼佼者。
20年后我发现，凡是取得较大成绩者，基本上都是一些有想法、有拼劲、有目标、下定决心“九头牛都拉不回”的那帮复读班的同学。他们在青年时期播下种子，到了中年收获着沉甸甸的果实。
L君是我比较佩服的女性。苹果脸、单眼皮，身材娇小，是我们班长跑中能坚持到最后为数不多的女生。当年有人预言，即便复读一年，L君也考不上大学。但L君以超过录取分数线1分的成绩上了师专。三年后L君师专毕业，被分配到一所城郊的子弟中学教语文。L君对工作极其负责，书教得呱呱叫，没几年就被引进到一所城区的高中任教。按理说，L君应该知足了，好多同学还在乡下呢。
L君从来就不愿意碌碌无为过一生，即便到了中心城区任教也未放弃高飞的梦想。L君六次考研，五次败北，先后去了山东，到了河南，遥望内蒙，甚至准备去甘肃宁夏，只为选一所理想的攻读硕士研究生的学校。尽管屡战屡败，但L君屡败屡战，终于在工作9年后考上了硕士。如今，L君已是南京城里一名响当当的高中老师，培育了一批在全国叫得响的青年才俊。每当我想起L君，想起她当年复读一年，考研六年，经受了那么多的艰难，遭受了那么多的打击，禁不住啧啧称赞。
L君的夫君C先生也是一个少有大志的人。C先生敦实粗壮，执着专注。数十年坚持长跑和冷水浴，练就了一双古铜色泽、肌肉凸显的小腿，一看就是多年锻炼的结果。C先生当年在同学中并不出众，但钻研精神极强，矢志不渝地钻研法学，是同学中唯一的清华博士生。C先生当年为跳龙门，高考后所读大学并非中意，但一直坚守着攻读一流大学的梦想。大学毕业后苦读多年终于成为清华大学的博士生，梦想和坚持成就了C先生，也使C先生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另一个值得称道的是同学Z君。第一年髙考，Z君就考上一所大学，但Z君不愿迁就，一心想上上海外国语学院或四川外国语学院。Z君复读一年，仍未如愿。第三年高考，迫于种种压力，Z君极不情愿地上了一所大家都认为还不错的民族学院。
Z君在民族学院读了四年书，郁闷了四年，后悔了四年。大学毕业后，在一所地方高校任教的Z君尽管颇受领导器重，但志存高远，不忘当年梦想，先是考上了已更名为四川外国语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后来又考上了更名为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博士研究生。Z君以近20年的时间，圆了当年的梦想，成为我们羡慕的对象。
还有一个在逆境中奋起的同学W君，人品才学俱佳，一手毛笔字工工整整，颇见功底。W君农家子弟，出身贫寒，学习踏实认真，做事一丝不苟，深受大家信任。复读一年，仍不如意，上了一所专科学校。大学毕业那年，W君被分配的单位极不理想。在一家渔业公司卖鱼两年。居然没钱买一张像样的床，只好捡得他人丢弃的床板，以砖头垫了凑和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