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证明，我在主持厅党组工作期间，厅、台关系是融洽的，配合是默契的，大家情绪好，干劲足，未遇到过大的别扭。其主要原因，我的深切体会是：首先要尊重两台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权力，充分信任台里那些老台长、老新闻工作者具有的传统品格和丰富经验，同时也要尊重那些新任台长、部主任们的聪明才智。其次，对台内领导层之间及其上下左右之间所存在的某些是非和隔阂，本着求团结、识大体、看所长、补所短的精神，进行必要的开导和说服，不能以领导者自居，乱加指责，动辄训人。这里，善心和耐心是极端重要的。只要从整体利益出发，竭力弘扬正气，维护和支持台领导特别是一把手的工作，疙瘩是可以解开的，至少能够稳定局面，工作不至受到过多的影响，这样党组的权威就会自然树立起来。
对于党组的决定，必须坚持执行，不能敷衍，更不允许阳奉阴违，这类问题一旦露头，就得严肃对待，决不含糊。我曾不止一次地在党组会上认真而又是半开玩笑地说过这样的话：希望大家畅所欲言，把话说到当面，无论如何不许搞“台独”。出自维护党组权威的共同愿望，两台同志对这种提醒是理解的，并无什么不适之感。有一次我还在党组扩大会上严肃批评了两台一些同志在各单位筹资建造7层办公楼的问题上无视党组决定，表现出了严重的本位主义的错误做法，维护了党组的权威，保证了政令畅通。
当然，厅党组所有的决策和决定不见得都那么正确，凡属不恰当甚至错了的东西，一经发现，随即纠正，不护短，不掩饰，我在党组生活会上常常带头进行自我批评，这亦为维护党组威信之必需。
调动干部积极性
新闻单位的干部总体素质是好的，政治思想、文化水平和职业能力都较高。我对干部坚持我历来主张的四个字：“信任放手”。我一贯认为，当干部的都是聪明人，愚者很难当上干部；在聪明人中，你当了领导，在相当程度上是你的机遇好，不要“不知二五”；对人要平等相待，不要自视高人一等；人各有所长，要扬长避短；官位多么高，也不能夜郎自大。你瞧不起别人，人家就会蔑视你，认为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走向你所想的反面。这些，正是我信任放手使用干部的思想基础。
当初，我的主要助手焦维祯同志为副厅长、党组副书记兼电视台台长，他与我共事时间不长，可惜他于1987年4月出访泰国期间因车祸殉职了；党组副书记、副厅长韩效文同志从省委宣传部调来，分管人事、办公室、出版社和供应站等部门的工作，兢兢业业；党组成员、副厅长王燕天同志，理论、文字功底深厚，有高级职称，专管宣传；党组成员、副厅长程凤年同志是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生，年富力强，分管财务和技术；党组成员、电台台长马恩琪同志，有高级职称，主持广播电台工作；我没有分管项目，为“不管部长”。
我对各位左臂右膀十分信任，比如，凤年同志分管财务，每年事业经费几千万，我让他“一支笔”全权掌管。我如遇到某些地县同志请求解决少许经费，也得经过他和计财处长刘康年、吴祥林等的审查和同意，我从不越权。对干部调配，效文同志严格把关，凡事必须经过他和人事处长李斗生等同志的考察认同，干部任免则须党组审查通过。我从不自作主张，一意孤行。这样的分工和做法。厅里的一些同志多有议论，认为我是“大权旁落”，然而我却不以为然。我坚持认为助手们没有后顾之忧。他们就会放手去干，其积极性和责任心是不言而喻的。
我对厅机关各处、室和台里各部室的中层骨干，特别是那些老处长们也是这样，我相信他们的品格、经验和能力。这些同志焕发出来的政治热情、负责精神，带动了厅、台上下，人人争先恐后，个个积极向上。
事实一再证明，作为一把手，不能事无巨细，大小事齐管，胡子眉毛一把抓，忙得自己不可开交却事倍功半，人家分管的工作，总是比你了解得多，挖得细，钻得深，你走马观花，想当然，随意指手画脚，弄不好，还会出瞎点子，遗患无穷。
放开大家手脚之后，自己腾出时间，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政策方面的重大问题，提出带有指导意义的主张和意见，把握宏观，落实微观，抓主要工作抓重点工作，使自己的工作既纵深又宽松，何乐而不为呢？
还有一些同志多次建议我在干部大会上或适当的场合，强调一下遵守上下班纪律的问题，我对此不太“感冒”。我认为记者、编辑东奔西跑，熬夜搞文字，播音员还得死记硬背，这些同志的职业特点是晚间作业，生活不规律，你让他按部就班，显然脱离实际。再则，我们重在调动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他们的事业心、责任心增强了，重任在肩，自会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用不着别人指指点点，弄不好，他们会讨厌的，只会适得其反。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体会。有一天晚上我写一篇论文，苦战通宵，尚未完稿，次日接着干，搞得头昏脑胀，想轻松一下，换换脑筋，我就到车队司机房里去聊天。车队的棋迷们邀我下盘棋，自然求之不得，我们就走到露天篮球场席地而坐，同一帮干部、工人一争高下。下班铃响了，双方还在你死我活的较量之中，下班路过的一些同志顺便围了上来，低头一看，原来是厅长在聚精会神地“提子不悔”之中，大家不仅不认为这是违规之举，而且后来还传为佳话，认为我能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同志们虽然评价我这个厅长当得“潇洒”，但自己不能沾沾自喜。我只是习惯这种干法，在广电厅这样，过去在天水工作期间，也大致如此。我业余爱好打乒乓球、下象棋，为此，曾经有个别人向上级打小报告，使我付出过被某些上司误会的代价。
广播电视厅、台的年轻干部较多，渴望生活多姿多彩。为了摆脱埋头书案的沉闷气氛，调节生活节奏，我坚持每年举办一次机关运动会，设篮球、排球、乒乓球、拔河、象棋、歌咏等比赛项目，男女老少都上阵。
广播电视厅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博得了省体委的称赞，多次表扬鼓励，并推选我为甘肃省体育总会兼职副主席。我还曾请求体委领导物色几名高大的篮球队员调进广电厅，以便我们组成一支强大的篮球队，在省级机关运动会上夺魁，雄心勃勃，只可惜我的年龄“到站”，此事搁浅，好不遗憾！
平衡行业间关系
广播电视厅的干部职工大体由三部分人组成，采编播出、工程技术、行政管理，各占三分之一，技术人员稍多一些。这三部分同志的工作性质差异较大，各具特色，缺一不可。他们都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广电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功不可没。但是，闪亮点是记者、编辑和播音员，因为各方面的工作成果都通过他们的声音、图像和文字显现出来。他们的名字，听众、观众十分熟悉，声形并茂，记者们更是四处采访，知名度很高，所以领导往往看重他们，接近他们，表扬他们，以使宣传工作不断迈出新的步伐，上新的台阶，这是合乎情理的，也是必要的。但相比之下，日夜奋斗在高山峻岭、条件艰苦台站的那些搞传输工程的同志，却往往易于被人们忽视，他们默默无闻，又无什么额外收入，难免心里不大平衡。因而，对于这些无名英雄，我是倍加体贴、关照的。我建议省委在厅里设置了总工程师和副总工程师的编制和席位，总工副地级，副总正处级；我建议省编委和省人事局将艰苦台站台长的待遇由科级提到副处级，副台长和机组长分别享受正科、副科待遇；我还建议厅党组为高山台的同志在市区建造了一栋宿舍楼，专为他们下山享用，其他人无权占用；我还建议并经省人事局认可，从1992年12月起给艰苦台站的职工在正常调级的基础上，每人浮动一级工资，每5年固定再浮动一级；同时在可能条件下增加艰苦台站人员的岗位津贴，并在逢年过节，领导必去高山台走访慰问，有时还要住两天。这样，工程技术人员的心里就相对平衡一点，就较为安心，干劲倍增。同样，对于搞后勤服务的同志，也必须尊重、关心和支持，并从工人中选用了若干优秀的同志当干部，有些还被提拔为处级骨干，大家感到有所回报，有了奔头。厅车队是省上交管部门多年来一直评定的先进车队，他们工作负责，纪律严明，较少出事，极少误事，我很看重他们的付出。我这个人很少请人到家里吃饭，但对车队同志破例，每年春节期间必须把厅机关各位开车的师傅们请到家里做客，好酒8瓶10瓶不限，开怀畅饮，谈笑风生。一些师傅见了茅台、五粮液，拳就臭了，因为输了拳可以多喝几杯好酒。有些同志还不好意思，我说不必，你们为我们服务了一年，我宴请大家一顿，不要客气！我这样连续做了8年，完全出自内心，绝非做做样子。离休之后刹了车，担心别人误会我在收买人心，是不是想多坐几次公家的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