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职
1988年省政府换届，厅长职务要重新考察和任命。
进厅已有五年了，方方面面都比较熟悉了，我这个外行已被新闻界接纳了，虽说自己的操作还算不上运用自如，更非游刃有余，但似乎也说得过去，政绩虽难令人满意，却也不落人后，我还意外地被评为文教系统三百多名地厅级干部中惟一的“先进领导干部”，因而，原来“夹着的尾巴”现在自觉不自觉地微微翘起。
尽管如此，原来“外行”的印记还未从省上一些领导同志的脑海里抹去，皇甫同志是否能够继续担当“喉舌”重任，仍打个问号。因此，在换届过程中轮到我述职时，分管副省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都来了，特别是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流萤同志专程前来实地考察，用心听取我的述职报告。对我的述职，大家都还满意。分管副省长刘恕同志最感兴趣的是，我的述职只讲了我自己所做的工作，没有把全厅的工作成绩揽在个人名下，集体与个人严格区分开来。她说：听了若干厅局长的述职不是这样，好像分不清楚那些工作是集体的，那些是他个人的。因此她反复强调我的述职颇具特色，恰如其分。会后，她在许多场合还多次称赞我的述职报告。流萤同志也表示我是称职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他们的话举足轻重。特别是大家听到我通过自学取得了新闻专业的本科毕业证书，无不感到新奇，连厅里的同志也说：“厅长保守秘密，一鸣惊人。”此前曾有传言，我有调任商业厅长的意向。我在述职会上表示，组织决定吧，我是个“万金油”干部，调到哪里工作都可以凑合，如果认为适当，继任广电厅厅长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事后，流萤部长回到省委，建议并决定我连任，经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发了任职通知书。
麦积烟雨
1988年我发现天水市委宣传部一位干部创作的剧本挺好，带回厅里后由甘肃电视台改编成一部六集电视剧《麦积烟雨》。电视剧部主任孙重光导演，我为总监制。这部电视剧先后在甘肃电视台、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后来，甘肃音像出版社还制作了音像带，在香港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发行。它曾获得全国优秀奖，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六四”政治风波中
1989年5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政治风波，新闻界首当其冲。
开始，我是缺乏思想准备的，对学生上街举旗反腐并不反感，内心还有点同情，但出于职业责任，我从未表示过支持的意向，我在坚守工作岗位，静观局势变化。
随着事态的发展，问题日趋复杂化，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我被震惊了，昼夜不安，生怕甘肃广播电视系统闹出乱子。
对于广播电视厅的干部直接参与游行活动一事，我估计不足，缺乏警惕。
5月的一天上午10时，我正在机关大院篮球场参加春季运动会开幕式，席间有同志贴耳相告，厅、台有人外出参加游行，并到省委机关大院高喊口号，矛头直指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我立即离开球场，派员查问。了解的结果，确有此事。我感到事情不妙。
当天晚间，省委领导同志就把电话打到了我的家里，言道：“皇甫同志，你们不能这么干吧！”我傻眼了。我在电话里讲：“这件事情我事前不知晓，但绝非厅里领导层所为。我将认真查清这件事，并确保在我管辖的厅、台，今后不再发生类似问题，请领导放心好了。”
翌日，我召开了台长、处长们参加的党组扩大会议，说明情况，晓以利害，提高认识，统一思想。会议决定，各级领导层层负责，各把其关，哪个单位如再发生类似问题，就以哪个单位的头头是问，今后每天上午8到10时召开厅长、台长碰头会，及时沟通情况，采取必要措施，防患于未然；对已外出参加过游行的同志，要弄清情况，做出检讨，区别对待，进行处理。这样，直到动乱结束，再未发生过任何类似问题。
我在指导思想上更为关注的是关于新闻宣传的导向。关键在于掌握好一个“度”，这里面很有学问。
当时游行队伍声势浩大，群情激愤。城市道路阻塞，汽车不准通行，我们与省委、省政府领导无法照面，电话也联系不上，形成了“独立大队”、各自为战之势。
通常，两台的新闻节目一般要经过新闻部主任和分管台长审看；现在非常时期权力必须集中，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同电视台长一道审查决定节目的取舍。我们经过反复研究，把握导向的原则是：对于群众上街游行的场景不能不报道，否则就有招致群众的质询甚至冲击电台、电视台的危险，我们也已经了解到某些激进分子企图跃跃欲试，加之厅、台的大门、机房大门有武警站岗，如果真的冲进来，弄不好会出乱子。因此，假如封锁消息，表面看似立场坚定，实际上将会产生激化矛盾的后果。但是对于游行场景的镜头又必须有所选择，要进行必要的删节和技术处理，不可过分、显眼，播出的时间也不宜太长，更不能排为头条新闻，否则将会造成新闻媒体支持游行的错觉，诱发矛盾。所以在报道分寸度的掌握上我们反复推敲，从而正确地引导了新闻舆论的走势，保证了甘肃新闻导向的正确，受到了省委、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好评。
动乱之后的清查工作也是很费周折的，最大的问题是对参加游行并到省委大院乱呼口号的那些同志如何进行处理。
省委设立了清查领导小组，厅机关设立了清查办公室，清查办主任为机关党委书记糟文清同志，他做了很多工作，我以厅党组书记的身份直接领导清查工作。
我的基本观点是，清查工作必须严格认真，不能敷衍了事，要使包括自己在内的全体干部受到深刻的党性原则和职业道德的教育。
究竟谁参加了游行，厅、台各部门统一进行登记。谁漏登，谁负责。不长时间就弄清了情况，然后大家共同总结经验教训。参加游行者必须做出口头和书面检查，检讨要深刻，要深挖思想根源。多数同志一次检查就过了关，只有处级干部和交不出游行场景摄像带的那位记者过不了关。我强调，他们的书面检讨一次不深刻，来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直到深刻为止。这些同志基本上按厅里的要求做了。
清查工作的最后是组织处理，这下子麻烦来了。省委宣传部清查办的意见是：处级干部、摄像记者和站在汽车上高喊口号的播音员，要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对此，我始终没有表态。后来，上面一再催促，厅里具体办事的同志也顶不住了，一再建议我提出处理意见，我则坚持要“冷”处理，等待省委对清查工作的方针、政策的定型化，现在只可耐心，不可草率。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上面一再追问，有的同志又向我报告了宣传部清查办领导的意见。但我坚持认为：对于人的处理一定要慎重从事，不可轻率，不能随便把处分装入干部档案，影响人家的一生。我们党在这方面是有历史教训的。同时我明确表示：我不主张处分干部，厅里对此作何决策，由我一人承担，你们清查办的同志反映了情况和意见，尽到了自己的责任，这就行了。厅长不当都可以，谁也不能强加于人。
随后，应省委的召集，我向省委副书记卢克俭同志主持的调查汇报会作了冒险的陈述。我除了汇报清查情况外，郑重地谈了自己对厅里游行干部的基本看法。我认为，这些干部的行为出轨，理当检查，一次又一次地检讨都可以。但只要深刻检讨了，认识了，改正了，无须处分。我坚持认为他们属于认识上的问题，绝非蓄意反党、反政府，在问题的性质上要与图谋推翻党和政府的那些人严格区分开来。我的观点被与会的领导同志认同，并认为我们的清查工作认真细致。从此我就放下了思想包袱，轻松极了。
中国西部之光
1989年甘肃电视台拍摄的电视专题系列片《中国西部之光》集中展现了我国自己制造的原子弹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基地成功发射的全过程，充分反映了我国核武器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感人事迹。
这个专题系列片于同年8月在首都举办了首发仪式。我同甘肃电视台分管专题工作的副台长魏成贵、专题部副主任乔保平和摄制记者李守仁同志前往北京组织了这次首发式活动。
首发仪式办得相当成功，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国防科工委为此作了很大的努力，众多校官和将军全力以赴。我国创造原子弹的元老聂荣臻元帅热情支持，为首发仪式亲自题词祝贺；曾任国防部长的另一位创制我国原子弹的先辈张爱萍上将亲自参与并挥笔书写了片名。
我们曾到张爱萍将军的四合院作客。将军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几次与我们合影留念；集体照相时，他执意不站中间，而是同其老伴站到旁边，以示对地方干部的尊重。他对摄制组同志辛勤劳动的成果一再充分肯定并表示诚挚的敬意。将军的风范使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精神和人格魅力，永世难忘。
首发仪式在豪华的北京国际饭店举行，规格很高，相当隆重。以李德生为首的诸多将领亲临，我国著名歌唱家马玉涛即席高歌，气氛十分热烈。
在国防科工委和甘肃电视台魏成贵、乔保平、李守仁等同志的精心策划下，我无法推辞担当首发仪式主持人的重任。中央电视台记者拍摄了会场全景，并于当日晚7时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了这条消息，还为主持人拍摄了特写镜头。这是我从事新闻工作10年经历中所遇到的最高殊荣。
写点论文
随着广播电视工作经验的逐渐积累和1989年政治风波的启发教育，我越来越感到如何加速提高广播电视新闻工作者的政治素质、业务水准是一种特别重要的事，因此我与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罗祖孝同志共同署名主编、新闻处处长苏锐钧等同志具体编辑了一本《视听文论》的书稿，交南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随后，我又花了一定的时间和精力陆续写了若干篇文章，分别在中央组织部办的《组织人事学研究》和本厅办的《甘肃视听》刊物上发表。
我在《论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一文中，针对当时社会舆论上的某些时弊，在重温党的性质的基础上，突出强调了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力求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对新闻工作出发点和归宿的认识问题，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和社会主义新闻观。
《电视勃兴的启示》一文，我着重论述了新兴的电视事业的发展速度、异乎寻常的辐射能力和受众面的空前规模及其对电视媒体所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强调必须认清电视的历史使命，增强电视工作者的责任感；必须研究电视的特性，充分发挥电视这个党的宣传工作主渠道之一的优势；必须提高电视工作者的素养，造就一大批电视专业人才。
在《广播电视要更好地引导社会舆论》一文中，围绕如何把握社会舆论基调的问题，我强调了舆论引导要渗透到形势教育中去，使人们对改革开放的复杂性、艰巨性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具体的、公正的和科学的分析判断，不能人云亦云。同时要加大对电视舆论监督功能的充分发挥，博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
我还将《试论记者的功底》一文在广播电视记者会上与大家交流。我认为，当好一个记者，进而成为名记，是时代的需要，更是记者执著的追求。但成为名记者并不那么简单，必须要有驾驭新闻武器的真功夫，要有很强的政治敏感，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要有深入群众的高度自觉性。名记者、名编辑、名播音员多了，就必然会促进广播电视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更好地为振兴甘肃建功立业。
我撰写论文还有另外一层用意，就是试图倡导一种研究问题的风气，不能满足现状，更不能碌碌无为。同时我长期感受到写文章是要调查研究、刻苦学习、分外用脑的，写作的过程就是提高思想能力、工作水平的过程。事实证明这样做很有效果，对学术研究、节目质量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厅、台内外普遍反映良好。
离任
1993年又逢换届，我也在省广播电视厅连续工作了两届，需要重新安排工作。
谁来接替我，广播电视厅广大干部十分关注。
我的意向是两位同志：一位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罗祖孝同志，另一位是副厅长海飞同志。我建议程凤年同志为党组副书记、副厅长，正厅待遇。据说，省委有选择罗祖孝同志的意向，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但中途有变，省上决定罗不来厅里了。这个时候海飞同志正在联系调往北京，并拟担任团中央所属的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总编，这样广播电视厅厅长的归属尚未确定。恰巧，我到省府办事时，在楼道里碰见了省长阎海旺同志。阎同我熟识，当年我在天水工作时，阎也在天水，担任省建天水分公司的副经理。他说：当时你在台上，我在台下。我也开玩笑说：现在你在台上，我在台下。因有这么一段经历，他对我很客气，把我请到他的办公室里抽烟喝茶。聊天的过程中，我谈到罗祖孝来不了厅里，海飞同志接任较为理想，但海飞同志现已进京。阎当即与省委组织部联系，建议海飞回来当厅长。但联系后海飞同志说他已答应团中央。不好再来甘肃，后来才决定调杨德儒同志任职。当然，谁当厅长这是组织上的事情，只要有利于工作就好。“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茬更比一茬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