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是我在莫斯科终身难忘的日子。出于强烈的事业心，这一天，王龙军同志与我商定，利用空闲时间拍摄素材，回国后编辑制作一部有关俄罗斯的专题片。于是，早餐后我们便出发到了莫斯科大学。这所大学占地45公顷，长9公里，有2.7万名学生，规模非常大，把它拍摄下来很有用场。
王龙军同志扛着偌大的摄像机沉浸在拍摄的激情之中，连续拍了一个小时，大约到了九点半钟，机子里的干电池用光了，急需换电池，他顺手把摄像机放在距马路约30米的草坪上，高声喊着帮他背电池的另一位同志赶快把电池送过来，正当他背向马路喊话的时候，迎面开来了一辆苏制拉达车，车上四个小伙子急速下车，一拥而上，飞快抢走了放在草坪上的摄像机，然后上车立即开足马力疾驶西去。王龙军同志立即追上前去，然而哪能追得上啊！这种场景我虽当场目睹，但突如其来，始料不及啊！
电视记者失去摄像机如同军人失去武器，其沮丧之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我不再前往德国了，干脆回国好了。”王龙军向我这样提出要求。“大可不必，车到山前必有路，到汉堡再想办法吧！”我劝说他镇静下来，从长计议。
当日下午，我们一方面将事情告知代表团领导同志，但谁也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找俄罗斯警方破案，但也无济于事。
随后，我们赶往中国领使馆求助。这时候，因为独联体刚刚解体，社会治安很乱，我国尚未在俄建立大使馆，因而找到了中国驻俄罗斯领事馆。中国使馆的两位女同志听了我们的情况反映后，直言相告：“算了吧！类似事情很多，谁也没有办法。最近不到一个月，在莫斯科被杀害的中国人就有七个，你们还算幸运。”“为什么？”我们问。“我们中国人出国，把钱带在身上，俄国人为了抢钱，你若反抗，他们就把你干掉。而其他外国人不带现金只带卡，所以被害事件就少一些。”看来，她们说的似有道理。
之后，我们提出领事馆能否给我们出个几句话的证明，证明我们的摄像机在俄罗斯被抢。回答说不行，没有这个先例。她们态度冷漠，不但不给我们倒杯水喝，连座位也不让，我们站在那里同她们说话。同时我们还看到不少中国人也站在使馆办公室里，有的坐在使馆院子的水泥台阶上。他们也因丢失财物而求助无援，满脸愁容，有个女同志还泣不成声地诉说苦衷。
为了一纸证明，我们整整等了两个小时，再三恳求无果，只好作罢。然而使馆的那位女士居然又厉声高喊道：“清场！清场！”显然是要赶我们走了。这时候我们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再也按捺不住了，我火了。大声责问道：“你们清什么场？这是天安门事件吗？”接着我又说：“我们中国人出国，到了自己的使馆如同到了娘家，你们如此冷落我们，并且不分青红皂白地赶我们走，这像中国使馆吗？”
我越说越气愤，如法炮制，也厉声喊道：“我是中国记者，有记者证！你们是什么人？有这样做事的吗？请你们领导人出来说话。”
在吵闹中，来访的其他中国人站在我们这一边表示支持，于是从后面出来一位男同志，态度和蔼，在相互沟通中，同意为我们开具证明，事情至此了结。
其实，要不要证明无所谓，我们出国代表团中许多人，包括几位厅局长，还有副省长李萍，哪个不能证明这件事呢？我气愤的是，我们使馆的个别工作人员的素质如此低下，令人费解。
回国之后，我们还看到中国青年报记者对这件事发了一篇《中国记者在莫斯科的厄运》的报道。
8月8日，我们稳定情绪后，还是兴致勃勃地游览了向往已久的莫斯科红场。
红场是1938年建造起来的。参观中，我们油然回忆起在电视中看到的斯大林当年检阅红军的情景，但红场并非我们想像的那么大、那么壮观，远远没有我们天安门广场那样宽广和有气魄。
闻名于世的克里姆林宫建在红场的北侧，有悠久的历史，是1550年建造的，高19米，宽106米，楼内建有20座塔。过去的苏联、独联体和现在的俄罗斯中央政府就设在这里。红场东侧是克格勃一国家安全部的办公大厦。红场偏北侧是列宁墓，平房，很矮，大不了有五米高度。我们很想进去看看，但门口站着两位持枪的警卫，不能随便进入，我们只好站在门外，默默地瞻仰着这位杰出的革命导师……
出访德国
1992年8月10日，我随甘肃代表团参加了汉堡经贸洽谈会，在德国生活了半个月时间。
一到汉堡就忙碌起来了。经贸委的同志忙着会前的准备工作，包括对外联系，研究洽谈方案，布置会场，安排食宿等等，我和王龙军、王同春同志（王龙军的朋友，省经贸委处长）三人为购买摄像机到处奔波，代表团的其余同志则很轻松，可以随便逛街游览。
我们住在中国人在汉堡经营的一家三流宾馆，食宿包干。房间不大却舒适，伙食一般却可口。按规定，食宿费节约下来可以发给个人，因此我们得到了不少马克，我用这些钱买了一双价值100马克的意大利皮鞋，另100马克为儿子买了一双旅游皮鞋。
购买摄像机绝非易事，可费了老劲。首道难题是语言不通，无法交流，于是我们通过关系，请来一位通晓德语、求职汉堡的中国女士，日工资400马克。她同我们一道用了整整三天时间，跑了几十家商行。我们想买一台质量一流的日本摄像机，但很难觅见，这里多为德国产品，质量不及日本货。第四天时来运转，终于找到了贝塔汉姆牌子的摄像机，但机头仍为德国造，属组装货。在时不我待的情况下，我们一致认为这也行啊！因而下了决心，花了四万多马克把它买了回来。次日上午正好赶上经贸洽谈会开幕，总算没有误事，连连拍下了该拍的镜头画面，并及时向中央台、甘肃台发…了新闻报道。
摄像机加翻译的工资折合人民币近20万，如此数额，钱从何来？这可把我愁苦了。
我们先找到中国人在汉堡的一家公司求借，女经理还算通情达理，口头答应，但说他们手头只有2万美金，且账目走向手续、担保手续繁琐，最终未能成功。
我省经贸委的财务处长正好随团，他掌握着代表团的经费，钱箱随身，估计他所带的经费必定留有余地，匀出一些救急也许不成问题，但人家说他没有多余的钱，虽然我不厌其烦地反复求情，并请经贸委主任李桂同志发话，但处长仍不表态，急煞人也！
“事到着忙时，总有下场处。”我们经过反复琢磨，又找了参加代表团的省保险公司总经理王治祥同志，我们事前了解到他曾是这位财务处长的老上级，又搞保险事业，就请他出面说情并给我们担保。王总经理极富同情心，他欣然答应一试，同我一起去找那位财务处长，并以保险公司的名义担保，从而促使这位处长应允了。事情终于成了。我们喜出望外，十分敬佩王总的为人。当然，我们也理解那位财务处长的严谨。
为了购买摄像机，几天来我们这个商行进，那个商行出，一点也不感到疲劳。这期间，我们虽然失去了许多参观的机会，但新闻工作者的使命感使我们得到了心理上的安慰和满足，懂得英语和罗语的王同春同志成了我们的知心朋友，在此后的活动中与我们心心相印，形影不离。
王龙军同志是位勤奋、敬业的记者，获得新的摄像机以后，他更是不知疲倦地到处拍摄国外风光资料，那么重的摄像机把他的肩膀压肿了，代表团的同志看到这种情景无不称赞。我为之心疼起来，劝说龙军同志适当休息，但他仍然不遗余力地四处拍摄。
我们接触的德国人给人留下了严肃、刻板的印象。他们较少言笑，有一副绅士面孔，路上遇见人，你不理他，他也不会理你，你盯着他，他还会不好意思。
德国的一位企业职员在同我们交谈中，讲到了他们的哲理，他说：“人的一生只对两件事情负责，一是法律，一是金钱。”其意是说，公民必须遵守法律，法律至高无上；挣人家的工资，就得给人家认真干活。要对钱负责。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形成的税收制度是很健全的，经营者上税理所当然。我在市场上买了两个剪指甲刀，只值6个马克，但指甲刀上也贴有上税0.3马克的标签。我们买的摄像机在离开德国时，飞机场出口处的工作人员主动为我们退税几千马克，因为新买的摄像机离境，不在德国使用，他们认为理应退税。这是我们没有料想到的。
德国的汽车驰名于世，且很廉价。奔驰轿车标价5万马克，只相当于我们买一台摄像机的价钱，因为这里的高精尖技术产品特贵。
德国是世界上惟一不限速的国家，车速极高，摩托车的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250码。
德国公民反战情绪激烈。他们说：“我们吃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苦头。”中东战争期间，一些城市的居民，特别是老年人，他们曾经在灯火不熄的教堂里一夜一夜地进行过反战绝食的斗争。
德国人特爱养狗，认为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最为忠诚。养狗不惜代价。养狗不爱狗者要罚款。养狗上税。每月100马克到1000马克不等。狗和人享受同等待遇，有狗商店、狗医院、狗理发店、狗墓地等等。
德国人养狗似乎并无目的，只是一种癖好。老年人和没有子女的人最爱养狗，将它们视为伴侣。
德国的街道很干净，但是因为养狗的人多，狗屎常常充斥小道，并无警察干预。
德国狗的品种优良。当年我国曾买过10条德国狗，每条售价高达4.8万马克，合人民币近20万元，用于公安战线。
德国人乐于干警察行当。其原因有二：一是高薪，二是终身制。警察有两种：一种是维持社会治安的一般警察，另一种是联络部的警察，特工。
德国人对上级特别尊重，毕恭毕敬，反映了日耳曼民族的特点。
8月20日，我们在法兰克福逗留了几日。
这座城市地处德国东部，被称为金融中心，银行大厦高达78层。
法兰克福是世界上最大的航空中心之一，机场上的飞机如同蝗虫般地起降，每分钟达三架次。
过去这里的火车站之大曾为世界之最，可惜毁于“二战”，使之变成一片废墟。
法兰克福的色情业很发达。他们介绍说原因有三：一是需要，因为这里是港口城市，海员多；二是对社会稳定有好处，否则强奸犯罪率会高出二到三倍；三是增加国家税收，因为色情业的税率最高。因此，妓女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
德国人还介绍说，由于艾滋病的蔓延，现在色情业处于低潮期。这里只有女妓没有男妓，只有汉堡有男人街，有活人表演。
在从汉堡到法兰克福的途中，我们曾参观了波茨坦。这座威廉一世、二世时期建设起来的城市很有名气，“二战”结束后，战胜同盟国的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邱吉尔和斯大林曾在我们参观的这栋房子里开过会，共同协商对轴心国德、意、日如何分割占领的问题。正是这次会议上的讨价还价形成了东德和西德、南朝鲜和北朝鲜分治割据的局面。
我们在德国的见闻，代表团成员、甘肃日报社总编辑冯兴儒同志回国后，还曾和我共同署名，在《甘肃日报》上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这里不再赘述了。
去香港考察
1989年我还曾带领甘肃省广播电视厅的几位处长刘康年、马祯庆、岳邦彦、王德福、周耀华、王振华、赵光馨等同志到香港考察；主要任务是洽谈购买广播电视设备的问题，同时与香港的广播电视同行进行联络和交流。
那时候，香港尚未回归，进港后一眼看到悬挂的英国的国旗，心里实在不是滋味，默默想着香港何日回到祖国的怀抱。欣慰的是，祖国日益强盛，十来年后，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五星红旗终于在这片中国的热土上高高飘扬。
这次赴港，印象最深的是都市繁华，港口繁忙，商业发达，商行林立，金银首饰行业特别兴旺。大家纷纷用有限的钱为亲属购买了一些含金量为99.99％的金耳环和金项链。
当时我国改革开放不久，干部的思想尚不够开放，我们一位在技术岗位上默默奉献几十年的老处长参观几天之后感慨地说：“这里好像旧社会”，惹得大家捧腹大笑。是啊，香港的社会制度及其诸多的社会现象与国内相比的确是截然不同的，无怪使人浮想多多。
香港的海洋公园举世闻名，其水域之宽阔，水生动物之奇特、齐全，聪明的海豚的表演等等，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香港几家广播电台、电视台职工的收入相当可观，中上层职员的待遇丰厚，但差别悬殊。节目制作同内地相比略显粗糙，但出台速度惊人，各类节目生活化风格突出。电视名家如肥肥等人的表演，我们曾现场观摩。著名演员汪明荃还愉快地同我们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