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耳
永祥是在非公社的年代死的。
但我关于他的点滴记忆却属于公社年代。原因很简单，我是一九七八年秋天离开杨村的。那时生产队还没实行“包产到户”。当我和堂兄荒雨在濛濛细雨中，用板车将我的口粮拉往公社粮站，我不知道脚下的路正通向公社年代的黄昏时分。赭黄的旷野中飞起黑白相间的鸟群，紧飞一阵又栖停一阵，一副忧伤又潦倒的样子。灰黛的村落在斑斓的树林边如同我的青葱岁月时隐时现。我要说，在青阳丘陵的起伏不平之中，有一种说不出的隐忍之物。
临近公社的地段有一个大陡坡。荒雨在前面拉，我在板车后推。可是试了几次都没成功。荒雨歇了下来，我在一边叹气，看着坡顶的桥发呆，而倾泻的涧流正从涵洞里轰鸣而下。那时我想起杨村的拖拉机。可是永祥和男劳力都到县里修河去了。这一板车稻谷是我的口粮。它直接关乎我的胃，更关乎迁户口的关键步骤——转“粮油关系”。那时候我与世界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便是这种“粮油关系”。在乡村，你的“粮油关系”与土地保持着最朴实而直接的关联；而到了城市，这种关系被压缩成了一个小本本。想想看，体制既庞大又复杂，但归结到个人却如此简单，仿佛拖拉机手永祥画的马达草图，歪歪扭扭的，不过一张纸片而已。
公社中学放学了。那是公社年代许多平常日子中的一天，归鸟在细雨中纷飞，学生们从桥上走下来。那天若不是有几个学生帮忙，板车是无论如何也拉不上去的。到达公社时已是黄昏。稻子过磅后，我得到一张收条。因粮站主任下班，手续办不了。如今想来，那天走在返回杨村的黑乎乎的路上，有点类似我此刻对杨村和红色拖拉机手的回忆。我在想，在“粮油关系”与广袤丘陵之间突突地奔驰的，不正是永祥开着的红色手扶拖拉机吗？路边的土墙上用石灰刷着大字标语：“我们一定要在一九八〇年实现农业机械化！”那个让我和社员们渴盼的一九八〇年，此刻竟已成为回首中的一道遥远而黯淡的岗脊线了。
而杨村唯一的拖拉机手，在跃过这道岗脊线后不久就死了。也就是说，他短暂的一生被这偶然事件切割在公社年代那边了。
永祥驾着红色手扶拖拉机的样子让我羡慕。在小猪崽般的突突突的声响中，他戴着一顶蓝灰帽子，双臂扶撑着把手，那神气倒跟驾驶坦克似的。不过，他那双本来就小的眼睛眯得更小了。永祥是杨村生产队唯一的拖拉机手，并且无师自通，竟会修理它。这让他在杨村作为拖拉机手的地位不可动摇。
生产队的机房与我的厨房仅一墙之隔，永祥算得上我的半个邻居。事实上，这一排“合六间”结构的队屋，却开了三个门，西头三间一个门，包括粮仓、会议室和我的居室；中间一个门是厨房，东头一个门是拖拉机房，隔墙被打掉了，成了一大间。这些房子都没有天花，直通房梁和瓦顶。
永祥家就在队屋后面的土岗上，那儿树木繁深，杂草疯长。永祥的母亲死得早，后来有个逃荒女携两个女伢流浪到这儿，永祥爸就收留她做了老婆。女伢长大后，老大嫁给了生产队长，老幺跟永祥一同长大，长得蛮好看。永祥喜欢这个妹妹。但兄妹关系成了一道障碍，后娘也不曾松口。我下放到那儿时，永祥的大事还没敲定。不过，很快就定了。结婚那天，我去永祥家喝了喜酒。那是一九七六年底，正值隆冬。外面刚刚下过一场大雪，喜酒吃到半途，忽然有人喊“狼来了”，引得宾客一齐拥到屋檐下。外面什么也看不清，隐约可见的是白皑皑的田野、粗牛绳般的大路和富有质感的丘陵上墨如锅底的夜空。
“你们快看，狼跑到河边了！”新郎官说。他似乎真的看见了狼。
永祥以前脾气很坏，在家里动不动就摔东西，但娶亲后变了，逢人就笑。乡村女人的存在犹如那些低垂的、柔和的芭茅花，散发着温静的青光使得低暗的土屋里不太黑，也不太落寞了。
永祥非常能吃苦，尤其“双抢”季节，他是最忙的，也是最累的。拖拉机超负荷耕作是最容易坏的，如果自己不会修，就得搞到十几里外的公社农机站去，而这将耽搁晚稻插秧的宝贵时间。因此，每天永祥从田里回来后，都要检修机子，一直忙到繁星满天时。我有时待在边上，看他捣鼓机子。现在我才懂得，红色手扶拖拉机是公社年代最复杂的事物之一。至少我至今仍未将它研究透，尤其是它内部的汽缸如何运行，且何以产生如此狂热的能量。（想想看，当时按政策我是可以不下放的，因为我拿到了“病免证书”，可我还是来了，我想我也许就是奔着红色的它来的！）但即便它再复杂，永祥也能将它拆卸下来，然后再组装上去。不过此刻，永祥的脸上已分不清哪是眉毛哪是眼睛了。有时媳妇送饭到机房来，他就赶紧用纱布胡乱揩脸，结果反成大花脸了。
我说，“永祥，你唱刁德一，用不着化妆了。”每到冬闲时，大队领导也组织各队演戏，《白毛女》、《沙家浜》一度是保留节目。
“啊哈，那你唱胡传魁！我‘烧锅的’唱阿庆嫂！”永祥蹲在地上说。
“你俩说谁？哪个是阿庆嫂？”永祥媳妇大惑不解地问。
于是我和永祥都笑起来。我说：“海林，你问‘黑格尔’吧！”
春天插秧时，大家在一起说笑话，我随口送给永祥一个绰号“黑格尔”。他坚决不认可，于是他给我也戴了一顶“高尔基”。但插秧的社员都喊他“黑格尔”，其实他们都不知道黑格尔是谁，是哪国人，他们只觉得这个名字好玩，念在嘴里挺滑溜的，与“荷花”、“狗子”之类的土名味道不同，再加上“黑”字跟永祥也挂上钩，于是这个绰号就传开了。但永祥一直不认可。可他愈是反对别人喊，他们愈是喊。说实话，那个年代的乡村值得一笑的东西，实在太少了。“高尔基”对当时的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学生们大都会背诵《海燕》；而“黑格尔”因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两大来源之一，于我早已如雷贯耳。不过，在七十年代末，“黑格尔”与红色拖拉机手粘连在一起，终归不伦不类的，如今看来还有点后现代的味道。
我听说永祥死了，是在他死了几年之后。那时候“公社”已改成“乡”了。我有一个亲戚搬到乡政府开小店，她有一次到安庆来进货，闲谈时便无意中提到这事。“永祥到底是怎么死的？”我问。“怎么讲呢，他自己把自己轧死了。”她说。
永祥还跟过去一样起早摸黑地忙碌，仍开手扶拖拉机，只不过他干的是跑运输的活儿。那天他载着一车石头，在下陡坡时发现车子有问题，便刹住车，钻到车肚下面去检修，谁知这时车子突然朝下滑行，轮子从他头上碾轧过去……“是不是桥下那个陡坡？”我惊讶地问。
“是的。他要是在轮下垫块石头，就没事了。永祥太大意。”她说。
当年我和荒雨拉板车爬不上去的，也是这个陡坡。那是三十二年前的一个细雨濛濛、涧流轰鸣的秋之黄昏！它跟所有的黄昏毫无二致，既不怎么明亮，也不过于黯淡，阴影就像一种多余的附生物，攀缠于那些已存在了多少年的植物和岩石上。一切都静悄悄的，仿佛万物在聆听自己的生活，而死者在聆听他们的生存是怎样被生者延续的。如今，在青阳丘陵的一派青葱中，必有一个长满青草的坟包是永祥的，必有一个墓碑是属于这个平凡的红色拖拉机手的。
“他自己把自己轧死了。”头一回听说世间有这事，简直像一个关于悖论的寓言。从通常逻辑讲，驾驶者在自己的车轮之上，他可以轧死任何人，唯独不可能轧死自己！但这被我视为铁定的逻辑，却被真实的生活颠覆了。
记得那年我临走前第二次到粮站办手续，还跟肥头胖脑的站长吵了一架。当时他在开会，我跑到会场找他出来。他非常不高兴，那臃肿的面部表情在告诉我：你算老几？敢到书记开会的现场叫老子？我说，“昨天找你不在，不然早办好了。”他挥着手臂发火了：“这能怪我吗？只能怪你！你来得太迟了。”这是公社年代那个风起叶落的黄昏留给我的最后印象。它已失却了当初要把众生吞下去的强烈光芒。它彻底衰落了。我看见桥边那棵红枫的树身布满了奇怪的结疤和虫眼。真的，我记得那年它没有燃起火把。
我曾认为那个时代是没有生活的。但现在我不这么认为。我懂得人的生存远比一切政治定论要复杂得多，也坚韧得多。当然，那种乌托邦实验让两代人付出了代价。那是一个纯洁得近乎病态的年代。其实在那纯洁中既含有难得的朴真，也织入了迷惘和纷乱。三十年后我对这种乌托邦实验仍抱有某种敬意，至少它已构成了我的、你的和他的生存的一部分，或者说它是我对人类生存表达敬意的一部分。在它渐行渐远而变得更加黯淡时，反倒能瞥见一点烛亮了。当年我是“逃”出杨村的，如今当我回首时，我和永祥的青葱岁月有一部分是长在一块的。
黄昏永远似曾相识，却从未停止过重临这个世界，以及每个蝼蚁般卑微的个体生命。在我的记忆中，那丘陵地带波浪般的、或黄或绿的岗脊线上，必定会升上来一辆红得像火的手扶拖拉机！然后它缓缓地下降，下降，直到它像枫叶一样飘落到布满阴影的土冈下面——我再也看不见它了。土道旁那一片结满霜籽的乌桕树仿佛逝去的年代，而蓊郁的荆丛则更像一个令人疼痛的寓言。
选自《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