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外戚王莽篡权上台后实行的一系列不成功的改革，导致了西汉末年社会的动荡不安，终于引起了累积已久的社会矛盾的全面爆发。而在当时外交关系的处理上，王莽也表现出了浓郁的书呆子气。公元九年，新莽政权同匈奴等多个少数民族爆发冲突，而起因恰恰就是王莽强行规定将这些原本地位相当于“诸侯王”的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降级为“侯”。公元10年，王莽愈加突发奇想，变本加厉，想要将匈奴单于改名为“降奴服于”，这样一来，不但在口头上占尽对方便宜，还要变本加厉发兵三十几万征讨匈奴。而在东北地区，新莽政权还诱降并杀害了高句丽侯，并将其国名改为“下句丽”。一时之间，王莽新朝便在东西南北四面开火，这样的状况持续了近十年之久后，使得新莽政权下的社会经济由于王莽的屯兵四境，再加上连年的征战不休而处于濒临崩溃的状态。明清之际大思想家王夫之曾对这一阶段有过如此评价，“莽之招乱，自伐匈奴始，欺天罔人，而疲敝中国，祸必于此而发。”而这样的局面又同当时秦朝末年岌岌可危的局势如出一辙，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形势异常危急。
公元14年，“沿边大饥，人相食”。当灾荒和疾疫迅速由边境向中原内地蔓延时，王莽还在倾尽全力醉心于其源自《周礼》大同世界的建设之中，这确实不能不令人感到既好笑又可气，国家已经处于危亡的警戒线，君主竟然毫无察觉，还在为老祖宗歌功颂德，修建极其华美壮丽的九庙。当然王莽也并非完全无视灾民的惨状，他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想要救助灾民。但令人费解的是他用的居然是“煮草木为酪”这样荒唐的方法来为灾民排忧解难。饥民当然不能拿草木充饥，于是民众互吃的惨绝人寰之事频频发生，令后人毛骨悚然，不可想象。翻开当时的历史，人吃人的例子俯拾皆是。各地民不聊生，“盗贼”蜂起。而短暂的新莽政权如此观之，也快走到了尽头。
公元14年，琅玡郡海曲县爆发了由吕母领导的农民起义。吕母之子原本是个安分守己的小县吏，只因一点小罪便被县宰所杀。吕家家产丰饶，资产数百万，其母为替子报仇遂破家财结交亡命之徒，首先攻破海曲县城，杀死县宰，游击于琅玡附近海上，众至数万人。
公元17年，王匡、王凤、马武、成丹、王常等人也在绿林山起事，迅速发展到七八千人，号称“绿林军”。绿林山在今湖北省江陵和河南省南阳之间，后世所称的“绿林好汉”就是源于此农民起义军。公元21年，绿林军与新朝荆州牧的两万军队交战于云社，大败新莽军，杀敌数千人。随即乘胜克竟陵，转掠云社、安陆等地，大概是为了解决部队官兵的个人问题，绿林军还刻意劫持了大批妇女，又回到绿林山中过起山大王的日子来。绿林中很快又聚集起五万多人，然而好景不长，公元22年，绿林山上瘟疫流行，死者近半，绿林诸头领不得已，只好率领部队分头转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号称“下江兵”；王匡、王凤、马武等人北上南阳，号称“新市兵”。新市兵攻打随地，平林人陈牧、廖湛聚千余人起事响应，号称“平林兵”。舂陵人刘兄弟也聚众起事，号称“舂陵兵”。
公元18年，琅玡人樊崇在城阳国莒县举兵，有百余人响应，转战泰山一带，自号“三老”。当时青、徐两州闹饥荒，寇贼蜂起，群盗以樊崇勇猛，纷纷归附，一年内聚集万余人。樊崇的同乡逄安，东海人徐宣、谢禄、杨音等，各聚众起义，合兵数万人，听命于樊崇。
至此，乱世的农民义军首领都已粉墨登场，令人期待的扭转历史的精彩好戏至此也就拉开帷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