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星期四下午1点钟，板垣的夫人喜久子接到一张明信片，是板垣寄给她的。板垣在明信片上说，他与花山的谈话很有价值。
11月29日星期一，板垣与花山进行了第三次会见。
板垣对花山说：“因为怕人们说长道短，所以，我没有写任何为公的遗书，只是给小孩留下了遗言。家里有一张照片就可以了，也不要举行葬礼，墓也不必做。”
当花山询问板垣，是否准备好了法名时，板垣又说，自己不懂得任何法则，给家信中诙谐地写过自己是大陆院修行日征居士之名，家里允许的话，这就可以了。
花山听了，和板垣讨论了一下，把法名确定为光寿无量院释征四郎。
稍后，板垣拿出一本《意译圣典》，说，他在这里面写下了很多东西，如果花山能够把这本书送到他的家里，他就心满意足了。
花山马上答应了板垣的请求。
不过，这本《意译圣典》后来并未送到板垣家里。并非花山食言，而是因为板垣想写的东西太多，一直也没写完，所以，花山没有机会把书取出来。倒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战犯，因为只写了一些诗歌、感想或者赞颂他人的句子，所以，花山提前取来，最后都分送到每个人的家里去了。
第四次会面时间为12月9日星期四，此时，距行刑只有13天了。与以往不同，就连板垣看着花山在佛像前点燃蜡烛、供香，与花山一同做礼拜，都是在美国宪兵的监视下进行的。
花山坐在佛像前的椅子上，板垣手持佛珠，坐在对面。他们从午后2点30分谈到3点20分。花山告诉板垣一些中国的情况，说共产党的军队已经逼近了南京，因此，世界的形势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板垣听了，本能地提起了兴致，他自以为是地说：“（国民党）若要迁都，这次就不会是重庆，只能是广东！”
但他马上又回到自己的身后事上，调转话头，伤感地对花山说：“麻烦您，如我死了，马上在盛冈（板垣出生地）的法华寺办佛事。而且，我曾受到明治天皇（裕仁天皇的父亲）的恩德，所以，在桃山也为皇室和国家办一下佛事。”
偷藏遗骨的人
临终的一刻，终于来了。
1948年12月22日下午1点多，板垣作了一首诗，是为巢鸭监狱作的诗。因为他觉得，巢鸭当局长期以来保护他们太辛苦了，所以，致诗感谢一下。
晚上10点多钟，板垣被告知了执行绞刑的战犯的先后顺序。这时候，他的口袋里正装着给花山的两封信，一共8页。那本《意译圣典》也随身带着，此外，他还有一副眼镜。
半夜，板垣和其他6名战犯，被带入了行刑室。室内一片空静，无人知道，室外正是漫天细雨，阴风飒飒。
板垣是第二批受刑战犯，在第一批受刑战犯毙命后6分钟，他也被美军宪兵领到了绞刑台上。在受刑前，他领导他身边的两名战犯狂呼了三声“天皇万岁”、“大日本万岁”。
待绞刑架停止了吱吱扭扭的工作后，板垣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了。几名美军宪兵抬着担架走到刑台后面，一人从腰间的刀鞘里拔出伞兵刀，动作麻利地割断了套在板垣脖子上的绳索，然后把他放到担架上，抬走了。
“双膝跪拜神灵前，一心乞恕罪不浅。朝夕待死，片刻亦是，人生之途，全力以赴。”板垣写的这首词，好像还在空气中萦绕，但他的人，却不在了。
不在，并不意味着了结。板垣虽死，后事未了。
盟军决定，板垣等人的遗骨，不交给其家人，而是要在火葬后，扔到太平洋里去，以免他们阴魂不散。但实际上，据板垣的夫人喜久子所言，盟军撒掉的只是一部分骨灰。
据称，当板垣等人的遗骸，被盟军秘密运送到横滨久保山火葬场后，由于时间很仓促，火葬时，未能彻底将尸骨火化。所以，火葬场的场长被叫来了，盟军命令他再次进行火化。这位场长到来后，暗通了参与东京审判的日本律师三文正平和林逸郎，以及邻近火葬场的一个禅寺住持，悄悄地把板垣等人的一部分遗骨偷匿了起来。
他们躲在一个洞穴里，正在焚香合掌，准备将遗骨隐藏起来带走，浓烈的焚香气味，引起了一群美国宪兵的注意。他们一拥而入，把遗骨夺了回来，但慌忙之中，还是有些遗骨被散落丢弃了，而且，7名战犯的遗骨都混杂在一起了，就像一桌麻将牌一样，已经分不清哪份是谁的了。
待美军撤走后，残余遗骨被放进了一个黑色的小箱子里。由于时间紧迫，他们的动作粗手大脚，有一些中小骨、细骨和骨灰——大约可装成人骨灰盒的一盒，像垃圾一样被扔进了混凝土的洞穴里。
12月26日，半夜时分，三文律师和其他人，从黑乎乎的洞穴里钻出来。尽管披着蝙蝠一样的黑斗篷，但还是屏息静气，生怕被盟军发现。之后，他们匍匐着、遮掩着，终于带着遗骨鬼鬼祟祟地离开了被盟军监视的火葬场。
遗骨先是被藏在一个禅寺里，后来，又被转移到热海伊豆山的兴亚观音寺里。
在观音寺，一对夫妇深夜不睡觉，到寺塔后面刨坑挖洞，以便把遗骨藏在里面，还在上面栽了一些杂草掩饰。但过于精心地栽草，反倒使这一小块地方看起来很显眼，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所以，他们又把遗骨挖了出来，藏到寺内的观音像后面。
正值战后的混乱时期，关于对板垣等人的批判到处在流传。这对夫妇很惊慌，担心遗骨被找到，也担心被遗骨所牵累，于是，又把遗骨藏到殿堂里去了。
反复地藏匿，遗骨都折腾零碎了，这对夫妇的心，也快被牵扯零碎了。每当黑夜，孩子们入睡后，他们都要爬出被窝，背着人，东掩西藏。黑灯瞎火中，眼睛因为紧张发着亮光。
10多年后，日本一些极端分子将遗骨拿到了太阳底下，那对夫妇终于结束了暗夜中的地鼠生活。
板垣等人的遗骨，被分成两份，一份被放到寺庙里，一份被葬到爱知县蒲郡三根山上，并建立了墓碑，而墓碑的题字，竟然是屡次促成对中国增兵、扩大侵华范围的荒木贞夫书写的！
荒木曾任陆相一职，是第一批被起诉的甲级战犯之一。但在定罪量刑时，他以一票之差侥幸逃脱绞刑，加之美国的包庇，他在巢鸭监狱仅待了8年，就以病痛的名义获得释放。出狱后，他的病痛一扫而光，他不仅四处演讲，还激情百倍地为板垣等罪孽深重的人题铭。
不过，虽然令人发指、天理难容的事情接连发生，但正义并未泯灭。仅在日本本土，就有一些负有正义感的日本年青一代对这些行径表示强烈反对，并进行了义正辞严的抵抗。在板垣等人遗骨的安葬地，进行了激烈的活动，题字石碑也被损毁了。
“7号”之死
在板垣征四郎死后不到一年时间，石原莞尔也死了。
石原与板垣一生狼狈为奸，在侵略中国的问题上臭味相投。他们在长春服役时，逢重要情报，石原总是要拿给板垣看，而板垣对石原说的话，也都认真地记到本子上。虽然石原不主张全面侵华，但板垣深深理解，石原是在等待更好的时机，所以，二人依然蛇鼠一窝。
他们之间的深厚感情，有时连双方的家人都难以企及。有一事颇能说明问题。板垣在临死之前，嘱夫人不搞葬礼和坟墓。但喜久子想，至少还是要留些许遗念的，于是，去信和石原商量。石原回信说，可留一些头发，然后把头发存在东京的一个灵庙里，这个灵庙是板垣所敬仰的一个人所创立的。喜久子于是对板垣说明了这个想法，板垣心下十分喜悦。可见，石原与板垣虽相隔千里，但仍心有灵犀。
不过，石原与板垣也有着许多截然不同的地方：石原在日本是优等生，博览群书，成绩出奇的好。板垣却是个差等生，让他学习就像让他喝毒药，他的名字总是毫无悬念地出现在排行榜的倒数20名之内。
但石原的个性怪异，总是冒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同学们称他为“7号”，意思是精神病患者，老师们几乎也都对他白眼相向。
15岁时，他上交了一份写生作业，别人的写生，都是为将来作战打基础的绘图，他的写生，竟是自己的生殖器，并附言：“我的宝贝，画于厕所。”老师顿时含怒出走。
他在陆军大学时，有一场口试，老师问：“机枪应该怎样使用？”他答曰：“装在飞机上，对地上的步兵扫射。”边说边手舞足蹈。老师们觉得他脑子有问题，不耐烦地把他给轰出去了，心想，不开除就算便宜他了。实际上，他这个在当时看来“超前”的、不可思议的答案，在今天已经是普遍的常识。
板垣离开关东军后，关东军的高级参谋一职由东条英机担任，石原失去了有力的支持。由于他和东条都有着一样的心思，即掌握关东军和“满洲国”，另外，东条主张全面扩大战争，石原主张有步骤地扩大，所以，两个人天天较劲，势同水火。
石原腹内毒辣，嘴巴尖酸，他大嘴一咧，针对东条的恶毒之语，便洪流般涌出来。他说东条太弱智，不识数，只有管理20挺机枪的能耐，一超过20挺，那就得麻爪，就得脑血栓发作，太笨了，血液都供应不过来。他还多次公开宣扬，东条才是日本真正的敌人。
东条嘴笨，但心眼活络，他暗地里冒出了一串一串的阴损招术，终于在1941年抢先把石原排挤出军界了。
在这场狗咬狗的大戏中，上演了一出石原版的“聪明误”，多少日本陆、海军，机关算尽都不如他，但却被他最看不起的东条一脚给蹬下去了。
退到了二线，石原在立命馆大学担任国防研究所所长，继续宣传他的有步骤扩大战争的主张。东条不辞劳苦日夜监视着他，终是不放心，干脆命令大学把他辞退了。1942年9月，石原怀着一肚子怨气，灰头土脸地回到了鹤岗老家闲居。
东京审判开始后，石原也被讯问，他和板垣一样，厚颜相对，不承认他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为了脱罪，他写信给麦克阿瑟，做出一副被东条迫害的模样，声称自己虽然病病歪歪，但一如既往地热爱和平。此后，原本每天都种地的石原，突然不种地了，而是“抱病”闷居，躺在那里哼哼唧唧。
麦克阿瑟没有计较石原的罪过。盟军在追究日本战犯的战争责任时，颇注意派系问题，与头号战犯东条不睦者，常会喜从天降，被减轻罪责。盟军希望被减罪者能站出来指证东条，把东条往死里整。一向以打击东条作为生命意义的石原因此逃过了审判。
这样苟且偷生了一段日子。因石原在东北时，曾被自己所配的军刀捅中裆部，导致尿道口裂伤，长期尿血，引发了膀胱癌。1949年8月15日，60岁的他病死在了家中，结束了他龌龊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