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肥原贤二小像
两名日本人，一名蒙古人，一名俄罗斯难民，他们规规矩矩地看着长着一张肥胖紫红长脸的土肥原贤二，眼里充满了崇拜和神往。他们正准备在东北进行军事侦察，土肥原指示他们深入兴安岭，因为在日本掌握的情报中，只有与苏联接壤的兴安岭地带尚属空白。这4个盲流于是化装成农民，裹着臃肿的老棉袄，从海拉尔向兴安岭索伦山一带去了，记录了所经地区的雨量、气候、村落、水井、土质、人文风情和中国军队的部署等情况，修正了军用地图。但他们晃荡了一个月，总是大张旗鼓地在人前人后乱窜，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是特务似的，结果被中国军队一把搂过来就给枪决了，行李、马匹统统烧光。消息传到土肥原那里，他指示道：“不能把这事说成是几个人的事，而要说成是全日本的重大事件。”他一边想着如何在东北挑起战火，从而占领中国，一边穿着中国式马褂长袍，走在街巷里，装出一副恬淡随意的模样，和三教九流唠家常、套情报去了。（1931年5月土肥原贤二在沈阳）
特务不是“技术活”
这是一栋两层小楼，楼前有几株日本樱花树，听了一夜风雨，未见憔悴，倒越发水灵了。小楼位于上海虹口公园东体育会路7号，是日本特务机关“重光堂”所在处。
疏枝横斜，映在窗上，室内的矮桌上放着清茶，绿色的茶烟袅袅升起。土肥原贤二特有的低声，就回荡在这片幽静清雅中。
如果不听谈话内容，不了解土肥原的险恶用心，单看他的面貌、单听他的声音，会觉得他当真是个深切诚恳的“温厚人”，他说的每句话、每个字，几乎都是文雅的、稳妥的、实实在在的，可是，如果听到了他的谈话内容，了解了他的罪恶用心，就会发觉，虽然文字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是非善恶之别，但他所赋予这些文字的意义，却使得无辜的文字充满了邪恶凶险的气息。
他说的话是，策反汪精卫的工作要加紧进行，只有让汪精卫尽快脱离重庆国民党政府，建立亲日新政权，才能达到入主中国的目的。所以，“梅机关”是目前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坐在土肥原对面的人，连连点头，表示一定不辱使命。
此人是东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土肥原派他执行的“梅机关”工作，主要就是拉拢汪精卫，分裂中国的政治力量。
土肥原在日军军部和外务省设立的特务系统上，重新设立了“梅兰松竹”四大特务机关，“梅机关”的策反对象是汪精卫一派；“兰机关”是两广势力；“松机关”是华北势力；“竹机关”是重庆国民党官员。
与影佐密谋后，土肥原合计着，一旦汪精卫不肯就范，他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影佐很快就跑回来了——汪精卫同意了，几乎未费什么周折。之前的左一次密谋、右一次密谋，简直太浪费了。
投敌叛国竟然如此容易？就这么忽悠几下子就成了？土肥原有点儿难以置信。
土肥原一生中的大半时间都在中国度过，由于长期混杂在中国的市井深巷、田间地头，他不仅对地方方言、俚语稔熟于心，而且熟读儒家经典及《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很了解中国人的伦理观、文化观，知道中国人重义、重理、重情、重尊严，所以，他一时想不通汪精卫怎么这么快就置祖宗、国家于不顾了。看来这是一个“异类”。
土肥原又惊又喜，他告诉影佐，马上让汪精卫离开重庆政府，公开发布广播演说，表示与日本合作，建立新政权。
影佐又跑去活动了。经过秘密商议，捧得了喜讯，又撒着欢地跑回来，向土肥原汇报说，汪精卫将前往越南，在那里发布广播演说。
但此后，汪精卫却没动静了。土肥原有些不乐，怀疑汪精卫有二心。
其实，汪精卫比土肥原更着急，只因蒋介石看得紧，他一时溜不掉。时值1938年的12月，重庆的天气很寒冷，汪精卫的内心却因焦灼而火势旺盛。他一直熬到12月18日，好不容易才逮到一个蒋介石不在身边的机会，匆忙带着一伙人直奔重庆珊瑚坝机场去了。
因为心虚，一路上感觉惊心动魄的。一到机场，先是碰见了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汪精卫以为是蒋介石派来监视他的。待上了飞机，周至柔又径入机舱，亲自操作飞行，汪精卫又以为事情败露，周至柔正准备把他押回去。其实，人家只是碰巧也要去云南，顺便在他这位国民党“二把手”面前卖弄卖弄、讨好讨好，不想倒惊了他的心。
下飞机后，惊魂甫定的汪精卫，从云南直接逃往了越南首都河内。
土肥原闻之大喜，立刻通报了东京大本营。日本内阁很快就在12月22日发表了声明，说期待与中国“新政权”真诚合作，愿意帮助中国人建立新兴的中国。29日，作为对日本内阁的声明的呼应，汪精卫在河内发表了“艳电”，公开卖国降日。
然而，“艳电”发表后，却没一个中国军阀响应他，相反倒激起了国内的怨怒。曾经和他称兄道弟的那些人，反对他反对得最起劲，原来只是浴血抗日，现在还要浴血讨汪！
土肥原失望极了，这是他没有想到的事情。此前，汪精卫信誓旦旦地保证说，只要他振臂一呼，大批大批的人就会随他而来，但结果呢？一个人也没来。偌大的中国，竟然没有一个人肯追随他。早知如此，费那么大劲扶植他干嘛。
汪精卫自己也吓了一跳。竟然一个人也没有！真是不胜寂寞。
退回去已不可能，昨天刚叛国，今天就反悔了，这又不是儿戏；设若往前走，土肥原又有些冷淡他了；但又不能蛇精似的老盘在越南的丛林里。汪精卫迷茫焦虑，左想右想，甚至有了出逃欧洲的念头。
吓他一跳的是，他的这个想法刚冒出来，没隔几天就收到了去欧洲的护照和巨款。是蒋介石派人送来的。
汪精卫疑虑重重地收下了。但他没有走，他不死心，还想等待土肥原方面的消息。可是，每等一天，他的胆战心惊就加重一分，他时刻都在防备蒋介石对他下手。虽然越南不是国民党的地盘，可戴笠的军统特务在这一片混得很熟。
汪精卫的担忧并非多余，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戴笠已经派出了暗杀小组。1939年3月19日，戴笠的杀手们扑向了河内高朗街27号汪精卫的寓所，在卧室里把人打得浑身血洞——但他们搞错了，那个人不是汪精卫，而是汪精卫的秘书。当晚，汪精卫无意间和秘书互换了床铺。
尽管如此，汪精卫已经杯弓蛇影、坐卧不宁了。土肥原也非常震惊。他其实并没有放弃汪精卫，只是日本更换了内阁，新内阁成员对汪精卫不感兴趣，他正在做工作，希望内阁不要因人废事。另外，从他个人角度考虑，他也不想放弃汪精卫。许多人都已经知道是他在扶植汪精卫，现在若扔下他不管，就会有违他一贯伪装出来的豪爽实在、重信义、尚承诺的形象，以后的工作就会有麻烦。所以，思虑再三，他派影佐把汪精卫接到上海，先保护起来，再慢慢争取日本内阁的支持。
汪精卫对于土肥原远道派人来营救他，感激涕零，觉得土肥原真有君子之风，他赶忙与影佐商议如何离开。
影佐说，可以直接乘坐日本船只“北光丸”号回上海。汪精卫听了，认为不妥。他说，如果乘坐日本船只，会使中国人误解。影佐惊讶得眼珠都快掉出来了，都已经降日了，已经没脸了，人人都知道，个个都明白，竟然还试图粉饰？
不管影佐如何惊讶，汪精卫坚持要乘坐其他国家的船，待船离开海防后，再与日本船会合，由其护送到上海。影佐无话可说，只好租用了一艘法国小船，排水量只有760吨。
为了保障汪精卫的安全，影佐对法国小船上的船员进行了严格检查，把中国船员都赶下船，人手不够，就填空似的把越南人添进去。另外，除了汪精卫及随行人员所带的武器弹药外，余者全部没收。
准备完毕后，汪精卫假称下野去新加坡，于1939年4月21日，乘车离开了寓所。
按照预先的计划，在汪精卫的专车前面，有一辆负责开道的汽车，上面有一个日本特务；专车后面，是一辆殿后的汽车，影佐带着一名特务坐在里面。每辆车相隔1000米，既不引起别人的猜疑，又能够迅速集合，以避免袭击。
在顺利到达码头后，汪精卫和影佐分头出发。他们做好约定，25日中午，法国小船和日本船会合，地点是距海防5海里的一个无人小岛附近。
转眼到了25日。可是，等到天黑，影佐也没看见法国小船的影子。海面上漆黑一片，海雾浓厚，影佐焦急之下，便用约定好的联络暗号呼叫。谁知法国小船没回复，法国驻越南的海军司令部收到信号后，倒是给予了回复，告诉他，赶紧靠边遨游去，否则就派驱逐舰把他踢走。
影佐只好驶开了，一边慢慢地离去，一边鬼头鬼脑地张望。
3天过去了，还是没等到法国小船，影佐估计汪精卫已经被暗杀。
其实，汪精卫活得好着呢，他也正在海上找影佐。汪精卫出发时，由于码头陈旧，食品和饮用水全部依靠搬运工运送，而搬运工统共没几个，所以，预定的出发时间过去好几个小时了，他才登上船。等他的法国小船赶到无人小岛一带海域时，日本船早已被呵斥走了。法国小船只好沿着海南岛内侧海峡行驶，因为雾大，船又在海上迷了路，没有听到影佐的呼叫，所以，几天来，一直在不死不活地漂泊着。
4月30日，在海上瞎转了5天后，汪精卫乘坐的法国小船总算通过了海南岛内海岸，在汕头附近的碣石湾看见了日本船“北光丸”号。
汪精卫的夫人饱受风浪颠簸之苦，遂派人乘皮划艇接近“北光丸”号，要求将法国小船上的人全都转移到日本船上去。一伙贼寇终于会合了。
又是一番航行后，汪精卫于5月8日在上海登岸，猫身住进了特务机关“重光堂”。
汪精卫把自己的命运亲手递到了日本人手中，之后成立的伪政府，自然也由日本人掌控。
用汉奸周佛海的比方来说，汪精卫他们与日本人的合作，就好像一对恋爱中的男女，男子住在上海，女子远道而来，在旅馆的卧室中，男人情不自禁，不能自制。照理，这种时候，女子若提出一些条件，男子都会答应。可是，女子却没提，而是含羞带愧，半推半就，自己就去宽衣解带了。罗襦既解，樊篱尽撤，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能任由对方放纵了。
土肥原自己倒是心满意足的。他一边派影佐去安抚汪精卫，一边准备宴会——汪伪政权的建立，使他晋升为了陆军大将。
日本不止有一个陆军大将，可是，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特务中，他却是唯一的一个陆军大将。他是活动在中国的日本第三代特务头子，前两代分别是青木和坂西。而坂西就是因为看中了他“中国通”的本事，才把他调到了中国，他也才有了今天这个陆军大将的“荣誉”，而他的前辈仍然只是个中将。
土肥原素来坚信，打仗很重要，但特务活动（日本人称之为谋略工作）更重要，更充满趣味，所以，做特务是他永恒的理想。现在，陆军大将的头衔就是对他的理论的证明。
土肥原有些得意忘形。不过汪伪政权虽然建立了，但新政权软弱无力，既没有自主性，又没有群众基础，完全仰仗日军的武力支持，所以，他算计着，还是要拉出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与汪精卫一起把新政府维持住。
土肥原觉得吴佩孚最合适。吴佩孚在北洋军阀中有“常胜将军”之称，早在扶植汪精卫之前，土肥原就已有意于他。
土肥原于是下令赶紧展开“鸟工作”。“鸟工作”是土肥原的梅兰松竹特务机关的一个行动代号。
土肥原将特务工作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鸟工作”，主要针对地方实力派及蒋介石统治薄弱的地区，其中包括维护新政权的“鸠工作”、反蒋运动的“鹰工作”、离间派系的“鹭工作”、反共的“鹫工作”；第二部分为“兽工作”，主要针对蒋介石的杂牌军，其中包括对宋哲元的“狐工作”、对阎锡山的“狸工作”、对石友三军的“猫工作”、对旧东北军的“狗工作”等。
但问题是，吴佩孚虽一心想发展个人势力，却并不是没有一根硬骨头，对日本的侵略，他坚定地抱着“不问个人瘦，为期天下肥”的想法，所以，土肥原的鸟兽工作总是施展不开，土肥原派出的两个大特务，都遭遇了尴尬。
第一个高级特务一见到吴佩孚，就涎着脸，极尽吹捧。吴佩孚兴致也不错，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耍弄着玩呗。于是他装疯卖傻，念经参禅，说他有一神符，贴上了，枪弹就无法近身——说得跟狗皮膏药一样灵验。然后又说只要他扔一缕麻上去，就能把天上的飞机缠下来。这个特务差点儿被他弄崩溃了，血压忽忽悠悠地就高上去了。
第二个高级特务也被支使了个团团转。为拉拢吴佩孚，他说要拜吴为师。吴佩孚说，中国人有规定，视师要如君如父，要三跪九叩。这个特务军衔很高，当即气得要死，但话已经说出去了，只好任吴佩孚选了个黄道吉日，戴着日本军徽，穿着军装马靴，给吴佩孚磕头去了。他也不想想，谁捡他这么个徒弟、儿子，谁不往死里折腾他呀，所以，他很快就被支使蒙了，还总是被“老师”批评教育。
土肥原听了这两个特务的汇报，心里嘀咕道，这必是吴佩孚故意为之。
土肥原在1923年时曾见过一次吴佩孚，清楚地记得，当时，坂西特务机关的一个特务对吴佩孚说：“吴先生要统一中国，现代化军队很必要，不知吴先生有无飞机？”吴佩孚听罢，挥墨写下了“天马行空”四字，说：“中国有我这样的天马，现在用不着。要用随时都有，欧美各国的飞机都是些过时货色。”事后，那位特务讥讽吴佩孚不谦虚，但土肥原却说：“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人哪！他是故意装傻的。”
土肥原在这一点上可谓吴佩孚的知心人了。他觉得，他既深知吴佩孚，也定会凭借自己外在的忠厚诚恳请出吴佩孚。
土肥原亲登帅府了。可是，他也出师不利。
他刚向吴佩孚表明来意，说日本想请吴佩孚出山，如果吴佩孚答应，日本军队就会先行撤出北京（对于日军来说，这是一个罕见的让步）。但吴佩孚却懒洋洋地说：“感谢阁下的抬举，不过我已过耳顺之年，不想出风头了。”
土肥原被噎了一下，稍后又以恳切的语调说，中日关系陷入了僵局，国民党政府名存实亡，总得想个办法解决这个局面才好。这时，吴佩孚一下子动了气，严厉地说：“现在闹成这个局面，责任实在日本方面。”
然后，他干脆地拒绝了土肥原：“别人怎么说、怎么干我管不了，反正这种有损国格人格、有辱祖宗爷娘的事，我吴某人是不会干的。”
土肥原语塞，怏怏而归。
土肥原没有泄气，他决定再去一次，而且要有备而去——把吴佩孚的思想理论研究一下，以其为武器使吴佩孚就范。
第二次见面后，土肥原便讲起了吴佩孚著述中的观点：振三纲，讲五伦，修八德，使上古遗风重见于中国。他说，这和日本拯救中国的“理想”不谋而合，日本也是本着儒家哲学中的王道作为立国之本。
他又讲到吴佩孚的另一主张：推翻西方浅薄的物质文明，以及人欲横流的享乐主义。他说，这也和日本抵制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和西方腐朽的思想是一致的。
土肥原的用心之深之切，让吴佩孚大吃一惊，但家国大义仍然是任何时候都不能丢的。所以，等到土肥原把话题转到出山一事上时，他说，如果日本天皇和中国的蒋介石都请他出山，去调停中国和日本的僵局，他一定不推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