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软不硬，又来这一套了。土肥原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只得再度告辞了。
如何才能策反他呢？土肥原回到住所后，思虑良久。他想，吴佩孚现在正遭遇经济困窘，如果帮他解决了这些实际问题，没准可以乘隙而入。
吴佩孚现住在北京东城区的什锦花园，虽无兵马，威望仍盛，他原打算借助张学良的力量东山再起（吴佩孚与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为八拜之交），但张学良被蒋介石免了职，什锦花园的大门口原有私人卫队350多人，现已被遣散，只剩20多人。不过，大门口依然热闹，国民党的军统特务、日本特务都在那里“义务执勤”，值夜班从不缺勤，严密地监视着吴佩孚的一举一动。但吴佩孚始终大帅架子不倒，追随他的副官、参谋长、秘书、军需官、军医等，编制照旧，虽然他们已经有12年没开过工资了，却仍忠于吴佩孚。问题是，人多嘴也多，每天吃饭的人，少说也有一二百人，客人也没眼力见儿，天天上门，一日三餐都是楼上楼下一齐开桌，任是吴佩孚有多少私房钱，也都见底了。张学良掌权时，每月还孝敬他4000元补助，现在张学良被挤兑下去了，他只好让夫人出面，向以前的老部下化缘去。
根据这种情况，土肥原命人向吴佩孚大加馈赠，指使各地的汉奸每个月送给他4000元车马费，逢年过节及生日，还要另送5000元的贺礼，并在信中、电报中写上“吴公一呼，天下百应，请向全国发表出山宣言”之类的话。同时，他自己也继续上门求贤。仿效刘备三顾茅庐，他也要三顾帅府。
这次见面，土肥原给出了更丰厚的条件，划出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山东、河北这6个省的地盘，交给吴佩孚主持。
这对吴佩孚来说，可谓雪中送炭。岂知他依旧不为所动，对于土肥原的馈赠，照收；对于出山的请求，照拒。毫不含糊。
土肥原只好再次败归。他想，既然自己亲来无益，不如派个中间人来。主意已定，他把已经老得快走不动的江朝宗派去了。
江朝宗一生，多次易主，先后跟随过袁世凯、张勋、段祺瑞、吴佩孚。日本人打进北京城时，他又骨头发酥，涎着脸依附过去了，为了讨好示媚，还在城门上高呼“庆祝北平占领”。
吴佩孚对此事耿耿于怀，所以，根本不给江朝宗好脸。他有血性，也有气性，讽刺怒骂交加：“我听说日本人进城时你挺卖力气的！从前你做过清廷的走狗，也做过袁世凯的走狗，做过张勋的走狗，现在又做洋人的走狗，我看你是奴性不改！”骂得江朝宗的花白胡子不停地抖动，也不敢再坐，步履蹒跚、颤颤巍巍地逃出门去了。
眼见策反不成，土肥原露出狰狞的真面目来，他逼迫吴佩孚举行记者招待会，直接通电全国，就算出山了。他把特务密密麻麻地布置在什锦花园里，并为吴佩孚准备好了一份“出山宣言”。
吴佩孚被迫出场，但他瞧都没瞧那份“出山宣言”，开口就说：“本人认为今天要讲中日和平，唯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地全面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软硬不吃，咸淡不进，土肥原的猪肝脸气得更加紫红了。当天夜间，他命特务们紧急行动，统一记者的口径，按照他备好的“出山宣言”发布消息。但美国合众社的记者不吃这一套，冒着生命危险，依旧公布了吴佩孚的真实讲话。
土肥原一筹莫展。无奈，他让汪精卫想法子去。他说，你自己的号召力恐怕还不够，还是要拉出吴佩孚一起干才行。
汪精卫于是先写信给吴佩孚，以便下一步见面。但吴佩孚瞧不起汪精卫，根本不给他见面的机会。汪精卫又去找中间人，此人想方设法终于进了吴家大门，见了吴佩孚，却被一句话骂出来：“谁跟汪精卫合作，此人必定下贱！”
土肥原无路可走了，此时，他已在吴佩孚身上倒贴了300万日元。
吴佩孚这边，也自是不乐，想着抗日无着，自己又使不上什么劲儿，心头郁闷。一日，牙床红肿，派人请医生，不想家人竟稀里糊涂请来一个日本医生，连牙连肉就给拔下来了。由于发炎化脓不宜拔牙，当晚便感染了，半边脸肿起来，说话都不利索了。
家人又去请中医，但又觉中药剂量重。再去请医生，这回来了个德国人，建议到德国医院手术。德国医院位于东交民巷，东交民巷从清朝起就被划为外国租界，吴佩孚以此为国辱，坚持不去。
他对夫人说：“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这‘三不’是我毕生所提倡的，现在国家遭此大难，我更要以此为行为准则，昭示国人，勉励爱国自尊，共御外侮。倘使你趁我昏迷不醒，派人把我送到东交民巷，违反了我的‘三不主义’，那么，你我就不是夫妻。”夫人含泪依言。
几日后，吴佩孚已经水米难进。土肥原屡次往探，刻意装出担忧的模样。一日，他又派出军医、护士前往医治。在通往卧室的楼梯口，吴佩孚的两名副官上前阻拦，被同来的日本宪兵强行推开。吴佩孚的夫人又赶来阻挡，但已经被闯进去了。
日本军医取出止血钳和压舌板，撬开了吴佩孚的嘴巴，说牙床严重感染，需要开刀放脓。吴佩孚的夫人不允，但已由不得她，日本人借口人多妨碍治疗，愣是把她限制在了床尾。她提出异议，既然开刀，为何不打麻药？军医愣了一下，随即打开皮包取麻药，却什么也没找到，说麻药和注射器都落在楼下了。待护士下楼取药回来，给吴佩孚注射了一针，军医又迫不及待地撬开了吴佩孚的嘴巴，把手术刀伸了进去，不是伸向牙床，而是伸向咽喉……
在一声含糊的惨叫后，吴佩孚当日便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数日前，他似觉大限不远，曾挣扎着对部下说：“将来日美必有一战，中国也定能雪耻复仇。”事实正如他所预料，然而，他已经看不到那一天了。
正是12月初，北京刚刚下过一场大雪，天地凄寒，草木悲凉，万人空巷，倾城而出，人们扶老携幼，满含热泪，为吴佩孚送行。交通全部停止，汽车、电车、人力车都在沉默致哀。举城之殇，为民国所罕见。
吴佩孚之死，使土肥原清静了，他转而一心扶持汪精卫。为了推动汪伪政府的工作，破坏抗日团体，他的特务机关在上海拉拢了原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丁默邨和李士群，重新组织了一套特务班子。
土肥原最愿意用中国人来对付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对本民族的情况更了解，行动起来更方便。另外，国民党的特务系统已成气候，他的特务机关应付起来很吃力，急需外力支持。但他又觉得丁默邨和李士群未见得能担起大任。特务也是需要素质的，他觉得此二人的特务素质太低，不像军统头子戴笠那么纯正。
土肥原派出他的助手晴气庆胤，去与丁默邨和李士群接触接触。这位特务助理经验浅薄，一见二人拿出“上海特工计划”的文件，立马就被折服了。
二人又拿出一张表来，上面列着国民党在上海的党部，抗日救国的组织机构，国民党军统、中统在上海的地下特务组织。还详尽标注了各个团体的组织、领导、经费等情况。
“实在是一份难得而又重要的情报。”晴气自作聪明地赞许道，然后把文件宝贝似的装起来，向土肥原汇报去了。
土肥原大致扫了扫那份“上海特工计划”的文件，有些不满意，说：“搞特工，远不只是暗杀、恐怖，这份特工计划通篇都在讲如何用恐怖手段来对付抗日分子，目光太短浅了一些。”
土肥原认为，间谍不是“技术活”，暗杀永远是最低级的手段，更高级的手段是不见血腥而控制局势。听土肥原这样一说，特务助理晴气的兴奋劲儿立刻消散了。他也觉得，这文件确实不怎么样！
土肥原对李士群还是比较留意的。李士群身份复杂，他曾是共产党，后来投降了国民党；现在，他又叛变了国民党，投降了日本人。同时，他还是上海青帮“通”字辈的门生，有着黑社会背景。
他觉得李士群这样的人，随时都可能再反水，再倒向另一派，所以，他嘱咐晴气说：“要防止他们利用我们提供的武器、经费，去泄私愤、报私仇。”
那位没脑子的特务助理保证道：“我会做一些安排的，先生放心好了。”
其实，土肥原的真实想法是，一方面防备李士群，另一方面又支持李士群，因为李士群即使又想反水，共产党也不会轻易相信他，国民党自然也不会，而他却掌握着这两家的大量情报。另外，他一出面，还能得到黑社会的帮助。
土肥原安排晴气回了东京，向大本营汇报了情况，大本营随即每月拨出30万元特务经费给李士群，一次性配发600支手枪、5000发子弹、500公斤炸药。极司菲尔路76号大花园洋房里——后被简称为“76号”——顿时气派起来，汽车进进出出，特务们就像办喜事一样耀武扬威，大呼小叫。
有了日本人撑腰，“76号”脾气大了。1941年，与国民党军统特务冲突频繁。
血战源于中储券。
汪精卫伪政权成立以前，被日军占领的地区有好几种货币都在流通。除了国民党发行的法币，日本扶植的伪政府还发行了联银券、华兴券、“军用手票”等币种，十分混乱。土肥原认为，这种局面不利于汪精卫的亲日政权，也不利于日军占领区的财政金融。更重要的是，多数中国人出于执拗的民族情绪和尊严，只认国民党的法币，这样一来，就不利于日军搜刮中国物资，不利于削弱国民党的力量。于是，土肥原决心改变这种局面，严厉打击法币。
在这方面，土肥原也是经验丰富。在直奉大战中，为搞垮吴佩孚，他曾釜底抽薪，几乎禁止了所有中国人、日本人使用吴佩孚发行的纸币，使纸币一夜间成为了草纸，财政支持瞬间坍塌，不久，吴佩孚便败落了。现在，他决定还是使用这个招术，让汪精卫赶紧成立银行，弄出个新货币发行发行，好把法币也变成白纸。
汪精卫受命后，紧急筹备。1941年1月16日，伪中央储备银行开张了，伪币也发行了，这就是中储券，规定与法币等值。
汪精卫派人在上海各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鼓动中国人都来购买中储券。很多上海人不仅不买，还把标语撕下来，用脚践踏，传单也被扯得稀碎。上海银行钱业公会通过决议，不与汪伪银行有任何来往，上海的所有商店，都拒收中储券。
土肥原大吃一惊，他不料抵制如此严重，立派“76号”采取秘密行动，平息一切“不和谐”力量。
于是，从“76号”的豪华金笼中，一下子拥出了一大群汉奸特务，他们拿着中储券，钻到大公司、大商店里去，大肆购物，遇到不接受中储券的商家，二话不说，众目睽睽之下，拔枪就射。同时，他们又给大银行、大钱庄打恐吓电话，写恐吓信，要求对方接受中储券。
国民党自然不能坐视日伪的金融破坏，也采取了行动。
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派上海区的特务直捣日伪银行总部。2月20日上午10点左右，3名军统特务假扮成储户，晃晃悠悠走进日伪银行。没人注意他们。他们随即兵分三路，一人奔向营业大厅，从衣服下面摸出几枚手榴弹扔了过去；一人奔向营业台，也把手榴弹扔了进去；一人则奔向楼梯，蹿上二楼后，迅速扔出两颗手榴弹，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蹿下楼——银行里鸦雀无声，并没有爆炸，原来是军统的人慌急中忘了拉导火索。
转眼间，3名军统特务就隐没在人群中，无影无踪了。待日本宪兵闻风赶来时，毫毛未见。
几天后，日伪银行的一名科长在下班回家时，被军统特务拦截，在被大骂汉奸后，又被猛烈袭击。此后，有一些重要的银行职员相继被杀。暗杀的地点不一，有的在明晃晃的大街上，有的在黑乎乎的小弄堂里。军统特务无所不在，日伪银行职员上下班有可能被杀，外出进餐有可能被杀，上菜市场都有可能被杀；有的杀手是彪形大汉，有的是白面书生，有的是妙龄少女，变幻莫测，防不胜防。一时间，日伪银行职员惊惶悚惧，看见学生、服务员、车夫，都怀疑是伪装过了的军统特务。职员的胆都被吓破了，不敢再去上班，日伪银行到了快要关门大吉的地步。
“76号”特务头子李士群决定以牙还牙，“以毒攻毒”。
3月21日，“76号”的屠夫吴四宝深夜出动了。他像码大白菜一样，装满了两汽车的特务，然后杀气腾腾地开上了寂静的街道，向霞飞路1011弄疾驶而去。那里是国民党江苏农民银行所在地，有10多名职员正在宿舍里睡觉。吴四宝下车后，下令特务们把职员从被窝里拽起来，不由分说拖到院子里，命这些只穿着内衣的人半裸着站成一排，然后，机枪扫射。职员们还没完全清醒过来，迷糊恐惧之间，已经有6人死去了，剩下的人也血肉模糊，皮开肉绽。
吴四宝还不罢休，又冲到极司菲尔路96号国民党中国银行的员工宿舍所在处，把180名职员揪起来，每两人铐在一起，带到了“76号”。天亮后，吴四宝向中国银行方面索要大笔赎金，为了给他的残暴行为做“点缀”，他还以抽签之法，抽出3名职员枪杀。中国银行方面只得支付了赎金，赎回了其他魂飞魄散的职员。
“76号”杀出了瘾头。3月24日，李士群又指示化验室制作两颗大威力的定时炸弹，然后，把炸弹偷偷安放到国民党中央银行的两个留守机构，并在营业高峰时引爆，炸死炸伤10多名职员。
军统特务一时处于“下风”，戴笠急恼之下，命令严惩。4月16日，3名军统特务拎着板斧，在夜色中潜入大华医院。他们以前袭击的那位日伪银行的科长还没死，正在住院，他们便堵住病房，劈头就是一顿乱斧。人被瞬间砍死，病床上积了一洼血水。
李士群气急败坏，再命吴四宝出动。吴四宝故技重施，又跑去极司菲尔路96号中国银行的宿舍，把一些职员两个一组铐走了。然后，再度以抽签之法射杀3人，并宣称，如果军统暗杀1个人，他们就“回报”3个人。
面对“以三抵一”的公开挑衅，军统特务毫不相让。双方继续拼杀，一时间，大上海一片血光，残酷的暗杀此消彼长，一时人心惶惶。而土肥原，正在樱树下的院落里，细品香茗，雅室深处传来的清清淙淙的三弦琴声，掩饰着他所布下的这一切血腥罪恶。
围绕中储券的这场残杀，后来由上海黑帮老大杜月笙出面调解，方告结束。
土肥原的得意和隔岸观火，也并未维持多久。从1938年到1941年，他围绕汪精卫而展开的种种特务工作，已是他在中国涂抹下的最后痕迹，是他在中国近30年的特务生涯中的最后一幕。
此后，他的工作转向了其他方向，先后任航空总监、日本本土东部军司令、驻新加坡第7方面军司令、教育总监等职。他的特务工作暂告一段落。日本战败后，他被捕受审，他那张写满了仁义道德的假面，又一次浮现在了中国人面前。这个假面人，再次打出诚恳厚道的幌子，与法官周旋，试图蒙蔽正义。
土肥原去监狱报到了
1945年8月15日，大日本帝国耷拉着脑袋，投降了。投降后的第10天，日本本土的东部军司令官田中自杀了。
人死了，日子还是要过的，问题是，谁能接替田中的位置呢？
内阁成员列出一张替补名单，把名单上所列的人挨个衡量了一下。就那么几个人，他们像挑土豆似的，扒拉过来扒拉过去，觉得都不太合适，都“发芽”了，都生长了“战争毒素”，很容易被盟军逮捕。最终，他们选中了土肥原贤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