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条拒不开门。他强硬地表示，没有日本政府的命令，他不接受任何人的会面。克劳斯终于无法忍受了，什么会面？这是拘捕！他转过脸冲着翻译喊道：“告诉这狗杂种，别耽误时间了，赶紧收拾一下跟我们走！”
话音刚落，就听到东条哐一下把窗户摔上了。
克劳斯带着宪兵往楼门口跑去。在听到一声沉闷的枪响后，克劳斯撞开楼门，飞身上楼，踢开了书房的门。只见东条坐在椅子上，咧着嘴，露出痛苦的表情，额头上汗涔涔的，地上有一把枪。
东条对着自己的胸口开了枪。他拒绝医生为他处理枪伤，当他看到有日本警察进来时，示意要喝水，水倒来后，几口下去，似不解渴，又等着去倒。其间，医生还是为他处理了伤口。
此时是4点21分。克劳斯已命宪兵搜查了官邸的文件，并把东条旁边的柯尔特32型手枪收起来。
这支柯尔特32型手枪，其实是东条的女婿古贺自杀时所用的，东条自杀时，使用的并不是这支手枪，而是杀伤力很小的柯尔特22。但是，在混乱和焦急中，克劳斯和其他美国宪兵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后来，这支柯尔特32，还作为东条的自杀证物，被摆放到了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麦克阿瑟纪念馆里。
4点29分，东条稍稍稳定下来，能够讲话了。晚上7点30分，救护车又载着东条向美军设在横滨的第48野战医院驶去。
在这一下午闹哄哄的过程中，有一个人始终隐藏在街道那边的一个花园里，偷偷地向东条的官邸张望。此人拿着一把镰刀，粗略望去，像是一位农妇，其实她是换了装束的东条夫人伊藤胜子。
东条在得到自己将被逮捕的消息后，因情况不明，便叫胜子躲出去。此前，他已经让儿女避到了九州的山沟里，还让儿子更名换姓，免得受株连。
胜子不希望东条自杀，所以，迟迟才离开家，临行，又嘱咐东条“多多关照自己”，东条含糊地咕噜了一声，算是回应。胜子与女佣从后门出去后，并未离去，而是遮遮掩掩地走到一位医生家的花园里。这位医生曾为东条画出心脏的位置，以便自杀时一枪中的。
当胜子听到枪响后，她的身体微微动了一动。尽管她和东条的关系近些年有些冷淡，但她终究不想看到这样的结局。她的心头非常紊乱，前尘旧事烦乱地涌过来。她实在不明白东条为什么如此醉心于战争。在自己的国土上和平地生活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一定要到别的国家去屠杀、去进攻？她记得，有一次当她这样说时，东条顿时怒气冲天，说：“你没必要懂！我们是为了天皇，为了大东亚而战。我们不仅要征服中国，还要征服世界。”还有一次，她对东条说，老邻居山口家的两个儿子在中国战场上死掉了，女儿又被日军诱骗到中国去做慰安妇，现在很想回国，不然也要死掉了。东条听了，脸色极难看，说：“战争能不死人吗？山口家的儿子死了，中村家的，土肥原家的，不也都有人死吗？山口家的女儿去当‘慰安妇’就不应该吗？男人是战争的肉食，女人不过就是军人的玩意儿！”
话不投机半句多，他们之间的关系渐渐疏远了。但是，如今，一生的光阴就要逝去，东条就要死了，她顿时又忘掉了往昔的不快。当一层半透明的夜色悄悄地降落在她周围时，她以为她就要看到东条的尸体了，可是，她看到的却是前来救护的医生。她呆愣了一瞬，然后，默默离去了。
子弹射入了东条左胸的第6、第7根肋骨之间，距心脏不到1厘米远，医生初步诊断：左肺有溃脓的可能，有50%的生存希望。东条除了一直发抖、痛得咧嘴外，神志并不模糊。
入院后，美国医生想方设法、使出浑身解数对东条施以救治，目的是为了日后“好好”地审判他，否则太便宜他了。有几位美军士兵为东条进行了无偿献血，医生又给他注射了2.5万个单位的盘尼西林。
晚上，东条眯缝着眼正在休息，忽见美军艾克尔伯格将军（美国陆军上将，参加对日本本土的进军，战后率第8集团军占领日本）前来探病。
“对不起，我给艾克尔伯格将军添了这么多麻烦。”东条说。他在病床上扭动着，好像要给艾克尔伯格行礼。
“添麻烦？你是说今晚，还是过去的几年？”艾克尔伯格不客气地讥诮道。
“今晚。”东条针锋相对地回答。他死到临头还是很嚣张。
东条身材瘦小，“自杀”后愈显孱弱。艾克尔伯格见其精神头尚可，但不知体质能否经受得住创痛。从医院出来后，他把情况告诉了麦克阿瑟，麦克阿瑟急命医生们严密监护，定要将这个老恶棍救活。
麦克阿瑟是最关心东条生死问题的人，他想要救活东条的心，甚至比东条的家人还要急迫。他如此“关心”东条，是因为东条曾让他在菲律宾战场上大丢脸面，尊严尽失，那种切齿仇恨，非言语可形容。
1941年12月，东条为扩大侵略步伐，命日军夺取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当时，美军的空军基地就驻扎在马尼拉附近，麦克阿瑟指挥美军和菲律宾军队进行了抵抗，无奈抵抗不力，美国空军基地惨遭轰炸。日军上岸后，不待集结，不待补给，有的骑马，有的骑自行车，有的驾车，有的干脆飞跑，直捣美菲联军阵地，遇到桥梁断损，就扛着自行车徒步涉水，遇到山岭悬崖，就从瘴气四起的原始丛林中穿越，致使麦克阿瑟一败再败，匆忙撤向巴丹半岛。
转过年来，到了1942年1月，巴丹的气温高达35℃，在酷热之下，每天的粮食锐减到了常日的三分之一，马也无饲料可食。想到日军封锁了海上运送给养的航道，官兵们含着眼泪杀掉了所有的马。在这个世界上疟疾最猖獗的地区，病倒的人数每天都在上升，而奎宁早就用光了。到了3月份，平均每个星期就病倒500多人。
丢得起人，丢不起脸，为了避免麦克阿瑟被俘虏，美国派出一艘鱼雷艇将麦克阿瑟救了出来。3月11日，麦克阿瑟在月黑风高之夜一声招呼不打，抛弃了他的官兵，带着夫人、幼子，潜行了45个小时后，在棉兰老岛（菲律宾第二大岛，第一大岛是吕宋岛）北岸登陆，从那里转道到澳大利亚。在这45个小时中，他每一分钟都在为自己的临阵脱逃而感到羞耻，内心备受煎熬。他眼圈发黑，脸色苍白，一见到记者，便说：“我来了，但是我还要回去。”
麦克阿瑟只身逃出菲律宾的行径一传开，美菲士兵顿时感觉好像上了当，惊讶、悲怆、沮丧和绝望扑面而来。士兵们用美国全民军歌《共和国战歌》的曲调填词，为麦克阿瑟作了一首讽刺歌曲：“老麦老麦不窝囊，做事谨慎不能算胆小，富兰克林造的金星他得保护好。四星上将和巴丹的美味一样少，可知他手下的士兵饿得心直跳。”
巴丹当时还有7.8万美菲联军，个个都饿得心发慌，四肢虚软不堪，几乎四分之三的人都不同程度地患着病，除2.7万人尚且可以拿枪动炮外，其余的连照顾自己都很勉强。随军记者弗兰克？休利写道：“我们是巴丹的孤零兵，没爹没妈也没山姆大叔，无姑姨无叔伯也无兄弟……哪有人把我们放在心上来关照。”
4月2日，美菲联军在5万日军的狂扑下，犹如一盘散沙，溃然四散。无论是小岔道上，山沟里，草地上，海岸边，断岭下，举目皆是病弱疲惫的士兵。5天后，上万的美军士兵向日军投降，但菲律宾士兵中只有7000人投降，即使上司命令他们投降，也拒不服从，大约有2.9万刚强的菲律宾老兵带着武器，摇摇晃晃，强撑病体进山打游击去了。
打游击的人，从此开始了艰苦的抗战；投降的人，则即将面对骇人听闻的巴丹死亡行军，在巴丹行军中幸存下来的人又被关进了集中营。这其中，有很多人为了麦克阿瑟的那句话——“我还要回去”，而苦苦地等待了整整2年多。在这2年多的时间内，麦克阿瑟时时被奇耻大辱、彻骨蔑视和巨大的悲恸搅扰着，但他很清楚，让他的英雄形象蒙羞的，不是作歌嘲讽他的官兵，而是东条英机。
因此，麦克阿瑟要严密地监视、保护东条，尽全力挽救他，不让他痛快地死去，而是要一点点地、活活地折磨死他。他要让东条切身地感受到，当死神迎面走来而自己却束手无策时，是怎样的一种痛苦。
麦克阿瑟甚至再三请求，要求由美国单独审判东条，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允准。理由是，东条不是麦克阿瑟一个人的仇人，而是人民大众的仇人，因而，不应该由麦克阿瑟单独享受惩罚东条的机会，而是要把机会均等地分给广大人民，就像撒甘露那样。
仅是为了麦克阿瑟的私仇，美军医生就不会轻易任东条得逞。所以，在医生的全力治疗下，东条的自裁之举并未成功，尽管在自杀第二天他表示要绝食，可很快就耐不住饥饿，开始大口吃饭了。他痊愈得很快，活得很结实，他的自杀，也因此而演变成了一则镶有花边的丑闻。
许多日本国民认为，美军大可不必如此“忧心”，因为东条的自杀本来就是一场戏，不过是造个声势罢了，压根不用当真。
比如，既然要自杀，为什么一定要等到美军准备上楼的时候自杀，莫非就是等着人来救呢？
再比如，他在自杀前，还专程跑了一趟陆军省，去和陆相商量自杀事宜。这种事情有什么好商量的，无非是等着对方来劝慰而已。他的儿子倒是三番五次地劝他，早自杀，早利落。可他又商榷起自杀的方式来。
书房的小桌上，与他的水晶烟嘴放在一起的，还有一支剑匣，把剑抽出来就可以剖腹，但是，需要延挨一阵才能死，不如开枪来得痛快。所以他有些倾向于射击。但他又琢磨起枪击的部位来。本来直击太阳穴最稳妥、最便捷，他却不看好，偏要直击心脏。让医生给画出心脏的位置吧，洗澡后，再由夫人重画，想必也有些描偏了。
他又是个左撇子，向自己开枪时，却不用左手，而是用右手。按照他孙女的解释，顺撇操作更容易出错。
这也罢了，在他对枪支的选择上，也存在疑问。他没有使用柯尔特32型手枪自杀，而是选用了柯尔特22型。一位美军军士长在了解情况后，嘲讽道：“大将就这德行？搞错了吧？子弹都能被手挡住的柯尔特22打胸脯会死人？”
服用氰酸钾毒药自杀，又快，又不鲜血淋漓，但它虽然是东条的随身携带物品，却一直被搁置着不用。
显而易见，东条如此繁琐地策划了他的自杀，自己却没有认真地去执行。不仅美军鄙视他，连日本国民也大为不屑，深觉这是一种耻辱。
“疯子”掴打东条的秃头
东条于1945年9月12日自杀，10月9日痊愈，接着被押送到了大森监狱。由于他的自杀事件提醒了盟军，所以，此后再去拘捕战犯，除了要带着记者和日本警察外，还要带着医护人员，以备临阵不乱。
入狱后的东条，与在狱外一样不受欢迎，他被排斥在形形色色的战犯之外，除了一些年老的战犯有时还和他讲几句话外，年轻的军官们没人愿意理他，无论何人树立小集团、立山头，都不带他。
除了玩纸牌，下午在院内散步一个小时外，战犯们常做的一件事就是聚谈，天马行空，天南海北，就是谁也不提受审的事。东条也不提，因为他总是孤独的一个人，没有谈话的对象。
不过，他渐渐适应了这种尴尬的独处。既然无人理他，那么，他就和监狱的美军军官说话。这些军官是很有耐心的倾听者，而且，对东条和其他战犯的要求，都尽量满足。
轮到东条在狱中值班时，他显得有些生机勃勃，认为很民主。据看守他的美国宪兵的观察，他再也没有寻死的念头了，每天早晨，宪兵将剃刀交给他后，他刮了胡须，很快就还回去了。
1946年1月14日，盟军开始谈论裕仁天皇统治地位的存留问题了，这让东条倍感沮丧，他也不怎么和美军军官说话了，每日只埋头看书，书只有一本，书名为《权力之门》。
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了。上午8点42分，东条等人被送上了一辆美国大型军用客车，然后在两辆美国宪兵吉普车的前后护卫下，来到了昔日陆军省办公大楼前。
待东条一下车，原本窃窃私语的人群轰然骚动起来，叫喊、嘲骂、诅咒突然四下里炸开。东条却更加令人憎恶地做出了一副从容的姿态，在脸上堆出微笑，还把右手背到身后去，以示不以为然。但他的通身，都表现出了僵硬的不自在。
进了法庭，坐在被告席上，东条脸上的微笑立刻消失了。他戴着玳瑁边眼镜，阴沉着脸，看着对面的审判席，脸上隐隐浮现着恼羞成怒的愠色。
尽管如此，他仍像小学生一样规矩地坐着，双手伏膝，膝上端正地摆放着文件包。在整个东京审判中，他一直保持这个姿势。而其他战犯形象不一，有跷二郎腿的，有斜歪着膀子的，有吊儿郎当抄着手的，有歪着脑袋一下一下晃悠的，都不如他坐姿端正。东条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影响，讲究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等待天皇召见时，无论等多久，他都是一手扶军刀，一手端军帽，丝毫不怠。据说，这也是他讨得天皇欢心、谋得高位的一个小手段。
开庭第一日，战犯们的神情也各有千秋，但对照最鲜明的还是前首相东条与内大臣木户。木户像一个暗通了大流氓的老婆而又不敢承认的二流子，让人看着他就想揍他一顿，而东条，看起来就是那个要揍人的大流氓。
开庭后，法庭公诉人先是用英语朗诵对各个战犯的起诉书，然后再由译员翻译成日语。读到11点45分，到了午餐时间，休庭，全都去吃饭。
盘子里有红烧牛肉片、牛肉饼、黄油青豆、面包，还备有黄油及咖啡。东条等人对美军的招待很满意，就如一群游客碰巧撞到了一个很好的旅行社，得到了很好的招待一样。而美军对待这群该死的畜生，竟然也像对待亲朋一样，让人大为吃惊。
下午2点30分，继续朗读起诉书。由于吃得很饱，战犯席上的前外相松冈洋右昏昏然，竟然坐在那里睡着了，但他很快就被惊醒了——法庭上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大川周明突然癫狂了！
大川是日本侵华行动的唆使者、鼓吹者、谋划者，也是日本法西斯的鼻祖，当译员朗读到日军杀害中国人民一节时，大川突然高声大叫、大笑起来；当译员朗读到东条英机破坏国际法、偷袭珍珠港一节时，他突然伸出右手，使劲掴打东条的秃顶——他恰好坐在东条后面。东条猝不及防，有点儿不知所措，随即苦笑了一下。
当译员朗读到南京大屠杀一节时，大川又发作了，他再一次去使劲掴打东条的脑袋，嘴里喃喃有声，像是在祷告，并解开上衣，欣然抚摸自己瘦削的胸膛。
东条呆着脸坐着，一动不动。
闹得实在不成体统了，一位美军上尉喊了一声：“维持秩序。”之后，美国宪兵过来，把大川扶出了法庭。
让人惊讶的是，第二天，5月4日，大川又发狂了。
他莫名其妙地大声疾呼，但说的是什么，没人知道。为他辩护的律师站起来，对庭长韦伯说，大川的精神错乱了，还是让他退庭吧。韦伯同意他暂到庭外休息。
大川退出了法庭，几分钟后，他用流利的英语对围过来的记者说：“我一定要杀了东条。”至于为什么要杀东条，他东拉西扯了一番，含糊地说：“此举将对国家有利。”然后，他和记者要烟抽。
转眼，他又露出狰狞的面目，当盟军新闻处的一位上尉走到他旁边时，他突然猛烈殴打这名上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