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们震惊了。法庭内的审判，也进行不下去了。韦伯指派了两名精神病专科的医生为大川诊视，以便确定大川是否存在精神问题。
大川被带到法庭后面的一个房间中，一开始，他躺在床上不动弹，旋即坐起来，谈性大发，一会说大气疗养，一会又说，他正在准备一种致命的空中武器。左一句右一句，冒出一大堆专业名词在那里扯淡。有几名记者试图把他拉回审判中来，问他是否服罪，或者是否认为自己无罪？大川愈加装疯卖傻了，说：“我和快乐的商人是好朋友。”记者继续追问，他答道：“我将和他一起经商。”
被送回监狱后，大川依旧疯疯癫癫，好像浑然不觉世事，只不过在疯癫的同时，还卖弄着学问：他星期一说英文，星期二说日文，星期三说法文，星期四说中文，星期五说印度语，星期六说马来文，星期天说意大利文。邋邋遢遢，浑身脏污，上身穿睡衣，下身穿西裤，脚上穿木屐，趿拉着，信步而走。有时还有这样的情况，人都走出很远了，木屐还在原地——是光脚信步的。
这期间，东条被关押在大森监狱，而大川被关押在巢鸭监狱，所以，东条再未挨打。2月27日，东条被转移到巢鸭监狱，而大川依旧对东条不打不骂、面色平静，真是有些怪异。
5月19日，大川被盟军总司令部送进了医院。经检查，医生诊断他患有第三期梅毒。大川后来被美军转到了东京帝国大学的精神病房，由日本医生治疗。而日本医生在递交给盟军总司令部的报告中说，大川的神志极度失常，因梅毒而经常发热40℃～41℃，食欲衰退，只喝牛奶。
对于这种故弄玄虚的言论，盟军总司令部并未核实。一晃2年多过去了，到了1948年法庭最终宣判时，大川仍未痊愈，而盟军总司令部仍然相信他在“发疯”。然而，就是这位“疯子”，在医院中面色安详，逻辑清晰，翻译了《可兰经》，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完整翻译《可兰经》的日本人。而盟军总司令部却丝毫不考虑一个“疯子”如何能够完成这样难度极大的工作。更有甚者，1948年11月24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竟然允许大川恢复了自由身。
麦克阿瑟在最初拘捕战犯时，原本没有把大川列入名单，后来中国法官梅汝璈等人收集了大量大川主张全面侵华、残害中国人的证据，麦克阿瑟这才批准将其逮捕。然而，中国人的血债未偿，一场破绽百出的装疯闹剧，竟然就使麦克阿瑟释放了这个阴险的刽子手。
大川临死前，因不甘将自己的得意表现带到地府里去，遂向记者透露：“我是装的。”而美国对此不置一词。
在大川的装疯事件中，东条无疑是大川的一个重要“道具”，至于东条是不是深谙内情，他是否有意配合，无人得知。
美国制造的“战犯天堂”
在巢鸭监狱，东条英机享受到了舒适的起居生活和各种美馔佳肴。作为战犯，他竟然每天都有2000卡路里的食物可供食用，而当时的日本国民，每天也只有1000卡路里的食物可以分配。
狱中衣食丰裕，狱外紧衣缩食，不知盟军总司令部是如何考虑的。东条对这个主要由美军制造的“战犯天堂”颇为满意。他的健康已经完全恢复，精神矍铄，虽然还是受到很多战犯的白眼，但他表现得毫不在意。
多数时间，东条都伏在小桌上，或半卧在席榻上，奋笔疾书，以准备在法庭上抗辩。但是，随着审判的日渐深入，他的罪行被揭露得越来越多，他的抗辩显得虚弱无力了。于是，他开始不配合法庭检察官的盘诘。
他说他得了健忘症，对于发生在他执政期间的大事，以及其他重要详情，都记不起来了。他又解释，他从前并不健忘，这是上次自杀给他留下的后遗症。
法官对东条的表现非常不满。尤其看到他体力很好，脸色红润，在叙说自己患了健忘症时，条理清楚，十分镇静，更加感到愤怒。旁听席上群情哗然，人们恨不能冲过去狠狠地教训他一顿。
1946年5月6日，第三日会审开始，法庭陈述各战犯罪行。
当极力推动日军扩大侵华战争的荒木贞夫听到自己的罪项时，立刻滔滔不绝地朗声抗辩起来。庭长韦伯盯着他看了一眼，说：“这不是你演讲的时候，你只要回答是否认罪就可以了。”白胡子一大把的荒木呆了呆，说：无罪。
这期间，东条的神情很专注，对侵华战争的陈述和荒木的回答都很留意，可是，当检察官问到他时，他马上换了一副神态，很矜持地说：无罪。
一整天，东条的表情就在专注和矜持间转换，他的内心很紧张，但又极力表现出骄狂的神气。
第二天，会审仍在继续。11个国家的法官陆续进入了法庭。但是，当他们坐到各自的位置上时，惊讶地发现，桌子上有一个小册子：《日本之记录与世界安全》。
由于法庭毕竟是设在日本国土上，难免会有一些狂热分子仍在妄想扭转局势，因此，3天前，盟军在法庭周围安装了高高的铁丝网，各个出入口也都有美国宪兵把守。不知道在如此戒备森严的情况下，这本小册子是如何被夹带进来的。显然，将册子偷送进来的人，以为此举能够搅乱审判，但这不过是妄想罢了。册子只是被收拾到了一边，无人理会。与此同时，美国宪兵还加紧了对联合国和日本一切旁听人员的搜查。
8日是会审的最后一天。战犯们纷纷称“无罪”。尤其东条，他不仅认为自己无罪，而且还指出了有罪之人——美国人。他的理由是，美国向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造成了17万以上的无辜平民死亡，全部日本人都能出庭作证，指证美国人对日本平民所犯下的这项“谋杀”。
东条冒出此论，或许是想，你有那么大的罪过，都没有受到惩罚，况我之“小罪”乎？
东条的这番反攻，引起了很大波动。不仅日本国内有所呼应，而且，在全球也引起了对美国投掷原子弹杀伤平民的热议。6月11日，当美国为众位战犯免费提供的美籍律师到达东京后，东条的气焰更为嚣张了。
为东条辩护的律师是盖达。盖达的辩论手腕，在美国颇有名气。他的出现，使得法庭在审理东条的罪状时，增添了很多麻烦。而东条，更加细致地摘录庭审笔记了，在法庭上常常逞口舌之快。
到了7月11日，法庭已经对以东条为首的战犯，进行了50多次的疲劳审讯——东条之流并不疲劳，他们对这种大型的口头战争、书面战争很亢奋，疲劳的是11国法官。
这11位法官分别来自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荷兰、菲律宾、新西兰，他们所代表的国家，都受到了日本的严重侵害，国民的冤魂仍在四处游荡，可是，他们无法像东条之狐狗辈那样野蛮地杀人，他们不能简单地喊一声“还我头来”，之后就把战犯的头砍掉，所以，他们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审判战犯，达到让战犯不得不认罪的目的。
在大热天里，人多室闷，热气蒸腾，法官们都穿着很厚的衣服，更加透不过气来。为了一睹东条被逐渐揭开的真面目，民众还在不断地往法庭中挤。
盟国中的许多军官也想亲眼目睹对东条的审判，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各种关系，领到了旁听证，到楼下的贵宾席去看东条。当贵宾席已经坐不下的时候，他们就去二楼和普通民众挤在一起，浑身流着汗，大口喘着气，盯着看东条的表现。
审判其他战犯时，除了南京大屠杀一节和末代皇帝溥仪出庭一节，法庭有很多旁听者之外，平日里通常都很冷清，旁听席上门可罗雀，记者席上，也只有应付差事的少数记者，有的记者甚至时常在法庭上小睡。为此，美国还对法庭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批评，指责法庭监察处工作不力，原打算把审判变成一个亚洲最庞大、最富有戏剧性的审判，不料却引起了普遍的冷淡，责令抓紧想办法，重新吸引公众的关注。
而在审判东条时，却无需任何动员。公众们提前很长时间就已经在等待了。美国宪兵的工作量也增加了，他们时刻都要准备着把激动愤怒的人拉回座位坐好。
一日早起，刚开庭，冷气设备坏掉了，在室内灯光的炙烤下，法庭热得跟蒸笼一般。庭长韦伯连连叹息，说灯光太强了，和好莱坞的灯光差不多。这时，只有站岗的美国宪兵最能“解暑”——他们头戴钢盔，严肃地站着，绿色的眼珠中射出的冷光，让人觉得很凉快。韦伯宣布今日休庭，但众人一时不愿离开，觉得延迟了一天，便宜了东条。
东条自己也注意到了许多人是为他而来，他的表演欲望调动了起来，在法庭上抗辩时，越发卖弄，越发放肆。
检察官见他如此不知耻，对他也常常反唇相讥。9月的一天，在东条刚刚自鸣得意地回答完检察官的讯问后，检察官提到，东条曾夸口说击溃美国不成问题，只需要一部分日本陆军足矣。说完，眼睛意味深长地看向东条。
除了战犯之外，法庭中所有的眼睛都凝视着东条。东条略感尴尬，他避开众人的眼光，抬头去凝视天花板，一只手下意识地捋着下巴。
不久，德国战犯戈林等被绞死的消息传到了巢鸭监狱，有人说，东条曾通过日本记者表示了同情之意。但是，当有美国记者针对此事向东条提问时，他极力否认，说即便有这方面的言论，也不是他说的，是他的日本律师说的。
不过，德国战犯之死，对东条的刺激很大。他不再那么气焰嚣张了，总是独自沉思，有时抽着美国香烟，一个人来回踱步。到了1947年9月10日，东条像瘪了气的气球，让家人去为他准备死后的法谥了。
东条夫人去了小仓市的万德寺，在寺院里找到了出家的外甥，让外甥为东条拟定死后名号。这位方丈大约推敲了5个多月，终于采用了佛语“道光明朗而超然”中的词句，为东条命名为：英照院释慈光明朗居士。
方丈每天早晚还给东条诵经，祈祷他超生。谈到这个名字时，方丈说，用意很简单，主要是想由佛力挽救东条生前的罪恶。不知东条听了这话，会不会勃然大怒。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法庭从1946年就开始陈述东条英机的罪状，到了1947年，轮到了东条为自己进行辩护的程序。
12月26日下午3点15分，穿着不带徽章的淡黄色军服的东条，从战犯席走到了辩护席上，面颊上挤出了若有若无的微笑。
这一天，法庭依然人满为患，几乎没有立锥之地。
庭上，东条的英籍律师宣读了东条写的供词，共洋洋5万余言，无一言不是在推脱责任、否认侵略。
当检察官针对东条的供词，讯问东条所发动的太平洋战争一事时，东条的辩解是：是美国逼迫他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是美国逼迫日本偷袭成功的，因为在偷袭珍珠港之前，美国已经截获了相关的情报，但仍然坐等日军的空袭；而且，在日本偷袭前，美国就已经在文件中表示，要对日开战，这份文件已被日军截获；再有，美国还援助蒋介石，致使日军无法解决“中国事件”，这才使日本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战。
所以，东条说，他不应该为太平洋战争负责，应该负责的是美国人自己，他所做的，是无奈的自卫。
按照东条的说法，美国恨不得日本把珍珠港炸个稀巴烂才好，这样美国就有了把柄来对日开战。
检察官指出，东条的“自卫”之说，纯属无稽之谈。法庭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证明东条主张对美作战，是经过了长久的精心酝酿。为了给海军争取时间更充分地准备军需品，东条甚至让外相去和美国谈判，借助拉大锯似的谈判为掩护，拖延时间，以便策划详细方案，加强战备事项，准备一举克美。
检察官又问东条：“日本为何肆意破坏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九国公约？”
“先打个比方，给10岁的孩子一套合身的衣服，可当他满18岁的时候，衣服撑开了。”东条说，面露得意之色。他的狡辩是，日本根本不想破坏，实在是被逼得没办法了。
检察官紧跟一句道：“难道你不认为应该将那件衣服缝缝补补，使它更合适吗？”
东条说：“个子长得太快，孩子的双亲来不及缝补。”字字挑衅，句句噎人，好像抬杠一样。他前一段时间原本不这么肆无忌惮了，现在突然又把那种狂徒的表演重现了出来，让旁听者又激愤又憎恶。
12月30日这天，东条在法庭上迎来了他64岁的生日。
这天，麦克阿瑟的夫人也来旁听了。
这位夫人曾和麦克阿瑟在深夜抛弃军队从巴丹逃跑，她的内心同样埋藏着耻辱和对东条的恨意。当她看到东条傲慢地回答法庭的讯问时，她的面上显露出了一丝不平静。尤其是在法庭讯问日军虐待巴丹战俘的问题时，她显得格外动容。因为“巴丹”二字，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了她丈夫和家庭受辱的符号。
她和麦克阿瑟离开巴丹后，美菲联军投降，从1942年5月9日开始，日军强迫7万～8万名美菲战俘，从巴丹南端徒步转移到邦板牙省的收容所去。整个路程约超过120公里。道路崎岖，气候炎热，战俘们或负伤，或患病，但无药可治。尚属健康者，也破衣烂衫，没有食物和水，因为东条英机规定，不劳动不给饭吃。而行军，并不是劳动。
由于战俘们在此前的战斗中已经疲惫不堪，现在又是饿、病、累齐聚而来，身体再也无法承受，先后有7000～10000人死在路上。此外，日军还用刺刀活活挑死了300人左右。有的还遭到拳脚相加，被打死了。好不容易捱到了收容所，个个都是面无人色。但虐待并未中止，每天都有几百个人死去。
这次惨烈的“死亡行军”，已经和麦克阿瑟的临阵脱逃，无法割裂地联系在了一起。
检察官就此讯问东条：“强迫战俘在酷热的气候中长途跋涉，大批精疲力竭的俘虏在‘行军’中遭到毒打、刺杀和枪杀。对此你负有什么责任？”
东条没有抹煞此事，因为实在抹煞不了，但他却把责任推到了下级司令官身上。他说，按照日本的习惯，巴丹的司令官享有很大的独立性，不必事事都得向东京报告。所以，他并不知此事。
如此大的事件，东条显然不可能不知道。因为就连一些小事，他都是要一一过问的。比如，在攻打菲律宾之前，为了庆祝日军占领了马来半岛，他戏剧性地给日本的每个家庭都发了2瓶啤酒、1包赤豆、3瓶酒。他还很细致地规定，不到13岁的儿童，每人还有1盒“大礼包”，里面有甜点心，也有奶糖和水果糖。
菲律宾被占领后，东条还要求菲律宾的国民，每天早晨起来，都要向东京天皇所在的方向朝拜，还要当地人放弃当地语言，学习日语。甚至连时钟也要操心，命令全部拨快一个半小时，与东京标准时间一致。为了满足军需，他还不顾菲律宾的气候条件，命菲律宾人砍掉甘蔗，铲平烟叶，拔去水稻，种上罂粟和棉花，造成当地的支柱产业破产，菲律宾人只得以糠菜充饥。但糠菜亦不足，亦无垃圾可捡，致使大批当地人死亡，在马尼拉，时常有一些人走着走着，就突然倒在街上死掉了。
然而，凡此种种，事无大小，东条俱把责任推到了具体执行的下级军官身上，一味说自己并不知情。看到东条如此寡廉鲜耻，检察官决定问一个属于日本最高当局批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