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的身份极为特殊，他是德国人，也是纳粹党在南京的负责人。他1908年到中国，1931年调到西门子公司南京办事处，向中国政府推销电器。由于他具有德国纳粹党的背景，日本当局对他不敢轻举妄动，对于他几乎一天两次的抗议暴行也虚与委蛇。
指望日本政府制暴无效后，拉贝便依靠个人力量去阻止一桩桩悲剧。他每天都开着车到街巷中“打游击”，并把暴行记录下来，发给希特勒，希望希特勒出面制止。
拉贝的工作，由推销电话和其他电器，变成了驱赶日本兵，而后者并不比前者容易。他在1938年元旦这天的日记里写道：“一个漂亮姑娘的母亲来叫我，跪在地上哭着恳求我帮忙——我一走进屋子，就看到一个赤身裸体的日本兵正趴在女孩子身上，那女孩子歇斯底里地哭喊着。我向这只蠢猪高声叫喊，用任何他可能听懂的话对他嚷叫，甚至连‘新年快乐’都用上了。那个日本兵只得光着身子跑了，手里还提着裤子。”
几乎连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才将日本兵赶走。但更多的时候，说多少句“新年快乐”也无法赶走他们。有一次，拉贝不得不伸出手，直接把一个趴在女孩子身上的日本兵拎到一边去。
拉贝在他后院里的一个茅屋中，安置了几百名妇女，并与她们商定，一旦发现日本兵正在扒墙头，准备翻进院子，就立刻吹哨，他就会冲出去，赶走日本兵。日本兵岂是怕赶的，刚被赶走，转头又回来了。到了最后，拉贝都不敢在夜里出门了，只能全神贯注地守着。
有一天，拉贝在茅屋中揪住了一个溜进来正在强奸的日本兵，气得不堪，扯着日本兵就到了他的上司那里。那位上司立刻扬起巴掌，狠狠地抽了那个混蛋一个耳光，然后便看着拉贝。意思是，处理完了，给你一个交代了，你可以走了。拉贝只好回家去了。
为了鼓励中国人坚持活下去，难民群中，一旦有婴儿降生，拉贝都会举办一个小小的庆生会，若是男婴，就赠给他10美元，若是女婴，就赠给9.5美元。他在写给希特勒的报告中说：“在中国，女孩没男孩值钱。”
在制止日本暴行的过程中，纳粹的卐袖章给拉贝帮了不少忙。每逢日本兵作恶，他都指着纳粹标识问他们是否认识，许多日本兵在见了这个在德国至高无上的标识后，都会离开。此举羡煞了安全区的其他委员，有一些反纳粹的人，几乎“也想戴纳粹徽章”了。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日本兵都顾忌德国，有几次，拉贝差点儿被杀。日军对他也是“忍无可忍”的了。
有一位代表日本当局的少佐，平日负责与纳粹代表拉贝接洽。一天，他很生气地问拉贝：“你为什么要留在这里？你为什么要卷入我们的军务？这些事和你有什么关系？你在这里又没失去什么东西！”
拉贝听了，沉默了片刻，说道：“我在中国已经生活30多年了，我的儿子和孙子都是在这里出生的。中国人民待我很友好，即使在战争时期也是如此。如果我在日本也居留30年，日本人民对我也很友好，你就会相信，如果日本处于像中国现在这样的危急时刻，我也决不会离开日本，背弃日本人民。”
一席话，让少佐无言以对。于是，拉贝的安全获得了保障。
在拉贝、贝蒂斯和马吉等外国人的努力下，面积只有3.7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挤进来了25～30万中国人，相当于留在南京的人口的50%，至于另外50%，全部都被日军杀害了。
1938年4月15日，拉贝回到德国。6月8日，他又给希特勒寄去了一份关于南京暴行的报告，以及马吉牧师拍摄的那套影片拷贝。几天后，他迎来了两名盖世太保，迎来了长时间的审讯，迎来了噩梦般的年头。德国战败后，他先是以“纳粹身份”被苏联人逮捕审讯，接着，他又被英国人逮捕审讯。折磨与监视，成为他其后几年中的主要生活内容。由于房屋被炸，财粮尽失，他们一家人只能吃刺人的荨麻——“它的叶子吃起来有点儿像菠菜。”在南京，拉贝是一个传奇；在德国，他是一个垂死挣扎者。
在东京审判期间，60岁的拉贝正身陷黑暗和苦难之中。中国方面因为已经了解到他的遭遇，所以苦苦地寻找他，目的不只是为了请他出庭作证，而是想请他回到中国颐养天年，以报答他往昔之恩。
1948年年初，东京审判仍在进行中，中国方面终于辗转打听到了拉贝居住的德国小镇的地址。拉贝的悲惨遭遇也一夜之间传到了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无不泪下。在短短的几天中，幸存者们就倾其所有，想方设法为拉贝筹集到了1亿中国币，价值约2000美元，这在1948年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数目了。3月份，南京市长专程赶到瑞士，购买了大量牛肉、香肠、黄油、果酱、奶粉、咖啡、茶叶等，包在4个巨大的包裹里，把它们寄给了拉贝。一直到1949年4月，南京幸存者每个月都给拉贝寄食品。
这些食物无疑是雪中之炭。在包裹到达之前，拉贝全家正在采集野草，准备煮汤。待看到包裹后，拉贝简直不敢相信。他写信给南京人民说，感激他们对他的支持，他们使他恢复了生活信心。但好景不长，2年后，62岁的拉贝去世了。他的信，被保存在中国档案馆，至今仍在默默地昭示着那段特殊的历史。
拉贝去世前，精心打印装订了一份关于南京暴行的文件，长达2000多页。对于文件中所附的图片，他都仔细地进行了说明。
他写道，日军曾闯入安全区，让中国人伸出他们的手，检查手上是否有老茧，若有，便判定其常年使用枪支，是名士兵，就要被枪毙。对于肩膀上是否有扛过枪的痕迹，也都要查看，还要去看前额和发际是否有戴军帽的压痕。脚也要看，一旦看到脚板上有磨出的血泡，便判定是行军所致，也立即带走。
1937年12月14日晚，依靠这种检查，日军把1300个中国人抓走枪毙了。里面多是无辜平民，有的是拉车的黄包车车夫，有的是用头刨地的农民，有的是作坊里的工人，有的是警察，因为每天辛苦劳作，恰好在手上、额头上、脚上磨出了茧子。
拉贝在报告中还指出，南京的几个池塘之所以突然消失，就是因为里面填满了死尸。
拉贝的文件面世后，举世皆惊。日本宇都宫大学的笠原十九司教授说：“拉贝的报告之重要性，不仅是因为这份报告出自一个作为日本盟友的德国人之手，还因为拉贝将这份报告寄给过希特勒，使他知道发生在南京的暴行。拉贝是纳粹党在南京的副主席，他恳求日本盟友的最高领导希特勒干预这次大规模的屠杀。”
日本千叶大学的秦郁彦教授说：“这份报告的意义重大，其理由是：一个德国人，他的祖国与日本是盟国，他却客观地描述了南京的暴行。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历史文献，它的价值超过了美国牧师（马吉）的证词。”
各国学者一致认可了拉贝文件的价值，尤其是，它把日军的罪行，由一段一段的模糊情节，连贯成了完整的历史。
在历史意义上，拉贝和南京大屠杀已经形成了不可割裂的关系。不过，他的这份文件在审判松井时并没有出现，它是在东京审判结束后才出现的。尽管如此，其他证人的证词，也依然强大有力、客观公正。当1946年8月6日鲍威尔出庭时，松井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沮丧。
鲍威尔在南京沦陷期间，任上海《中国评论》周报的编辑一职。现在，他专程从纽约赶到东京，控诉日军的罪行。
他自己也遭受了日军的残害，当他拄着双拐走进法庭，艰难地进入证人席时，全场肃然，静默地看着那两条已经没有了脚的腿。
鲍威尔说，1941年12月20日，松井属下的日军，把上海报人都抓了起来，关在一个地下室里。在这个动物笼子一样的监牢中，共有15个房间，房间宽6米，一个房间里被关40人左右。室小人多，大家都挨肩坐成一列列。每日只有少量米饭，除了早饭，午饭和晚饭均为搁置数日的酸臭之物。水，看起来不像是水，而是不知名的液体，也仅每日一次。他在入狱时，体重约66公斤，出狱时，体重约32公斤。狱友皆营养失调。中国人还被用木条狠命殴打，共殴打85次，并时常罚跪，向日本东京礼拜，以示向日本天皇道歉。他因为是外国人，后来被送到了上海江湾高镜庙监狱，食物稍可入口，但由于久坐于地，隆冬天寒，衣被单薄，使得臀部生疮，两脚发生坏疽，足部变成黑色。日军不予调治，导致病情加重。待1942年被释放回美国后，不得不施行了手术，截去两脚，卧床长达2年之久。
鲍威尔陈述完证言后，面含悲愤，缓缓地挟杖退庭。满庭鸦雀无声，松井面色苍白。
他或许是无话可说了，或许是不愿意再面对审判了，此后，这个老无赖竟然故伎重施，再次宣称病体羸弱，需要休养，无法到庭。而法庭竟然也再次允准了。
然而，即便他不到庭，他的罪大恶极也不会随之而消失，对他的控诉依然回荡在法庭中，萦绕在正义者的心头。
松井吃手指头了
1946年9月16日上午9点30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准时开庭，久未到庭的松井石根终于再次出现了。
在休养期间，他大概每日沉溺于见不得人的算计和谋划，所以显得更加消瘦。对于南京事件，他大言不惭地说：“余认为日军之纪律甚佳。”
他竟然如此厚颜无耻地扯谎，好像证人们所描述的情景还不够凄惨残酷似的。
松井就这样一味狡赖着，无视于事实的存在。他一直狡赖了一年多的时间，直到1947年11月13日，他昔日的参谋副长武藤章被勒令出庭时，因武藤承认了日军的暴行，他这才不吭气了。
武藤说，日军的确在南京实施了抢劫杀戮，不过，松井“对此感到愤怒”。
既然武藤已经证明日军存在军纪问题，松井显然不能再“甚佳”、“甚佳”的了。但他开始拐弯抹角、七绕八绕地解释为什么纪律不“甚佳”了。
11月24日，他在法庭上说，日本和中国的战争，不是枪林弹雨的战争，而是两国国民思想的战争。中国国民受到了欧美思想、苏联思想的影响，文化变了质，与东洋的儒教思想、佛教思想发生了不同。日本和中国，都是“亚洲大家庭”中的兄弟，现在，“弟弟”发生了变化，“哥哥”岂能袖手旁观？“日本哥哥”于是在长期的忍耐之后，只能负责任地对“中国弟弟”采取措施，把不听话的“弟弟”赶走，以便使“弟弟”回心转意。所以，日本对中国作战，是出于“爱怜”。
这一番胡扯，不仅没有起到推脱罪行的作用，相反倒让松井奸猾可恨的面貌越来越清晰了。
按照牛津大学拉纳？米特的理论分析——“日本社会对中国抱有深深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们承认中国有丰厚的文化资源，他们猛猛地汲取过；另一方面，他们又被中国20世纪初期陷入的混乱状态所深深激怒……日本人是真诚地欣赏中国文化的。”——姑且认定，松井是欣赏中国文化的，可是，这并不是发动侵略战争、大肆屠杀和侮辱中国人的理由，因为这种惨无人道的方式本身，就是对文化的亵渎和破坏。
日军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唯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这是日本的“国策”之一。日本资源匮乏，日本人想要通过侵略的方式改变这种状态。
日本国土面积狭小，内需不足，而人口每年要增加70万左右；国家又不偏不倚地坐落在环太平洋火山带上，不是地震，就是海啸，想往美国移民，美国又一度不接受。因而，日本人对中国的物产丰富极其嫉妒，对西方国家的地广人稀也格外羡慕。夹在嫉妒和羡慕中，日本一法西斯喉舌佐藤荒木甚至忿忿不平地说：为什么日本要用1.4万余平方英亩贫瘠的土地喂饱6000万张嘴，而像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那样的国家有300万英亩以上的土地，却只需养活650万人口。而美国非但拥有300万英里的国内领土，还有70万英里的殖民地。这实在是不公平！
日本心有不甘，也要到海外拓展殖民地去。于是，田中奏折出现了。前首相田中上奏裕仁天皇道：“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意即先把满蒙从中国领土上分割出去，让日本的势力进入这块土地，攫取此处资源，然后渐次吞并整个中国，最后把整个世界也都变成日本人的天下，这样，地球上所有的资源都属于日本了。
这种企图几乎世人皆知，可是，松井竟然还是毫无廉耻地以“哥哥弟弟”的“家事”来打岔，把罪恶的行径粉饰得冠冕堂皇，描述得轻松生动，让法官们忿忿不平，忍无可忍。公诉人莫罗立刻气愤地质问他：难道南京大屠杀也是“哥哥”对“弟弟”的爱吗？
不知道松井是不是也担心触犯众怒后会产生不可控制的后果，总之，他小心地避开了这个问题，没有回答“是”或“不是”，而是顾左右而言他：“我多年的夙愿乃是使日本和中国共存共荣。”
顾左右而言他，是松井在整个审判过程中的常态。他总是拐弯抹角，含糊其词，绕来绕去，以一副“滚刀肉”的模样，逃避正面回答问题。
虽然因为参谋副长武藤章的出现，加之法庭的连连逼问，他不得不承认了南京大屠杀，但在承认时，也是轻描淡写的：“在攻占南京时，在一片慌乱的情况下，总会有一些激动起来的士兵和军官做出胡作非为的事情来的。十分遗憾，我是后来才听到这种过失的。”
莫罗说：“你作为南京的最高指挥官，怎么能说后来才听说这种‘过失’呢？”
松井辩解道，12月13日攻打南京时，他正生着病呢，正在距南京140公里之外的苏州卧着床呢。12月17日，他才进入南京，才第一次听到发生了这种状况。他马上就下达了命令调查此事件，严惩肇事者。
“我立刻召集较高职位的军官，当着他们的面，流下了愤怒的眼泪。”松井强调道。
据称，松井还给在前线指挥的朝香宫亲王写了信，说：“据传说，部队的违法行动还在继续，特别因为朝香宫亲王是我们的司令官，军队的纪律和道德更应该严格地遵守。任何人明知故犯，都应严惩不贷。”
因为这一点，有些辩护律师和历史学家认为，松井很可能是一只“替罪羊”。不过，松井在法庭上没有一句话指责朝香宫，更没有指责天皇。相反，他还告诉莫罗，他愿意为他们二人去死，这是他的本分。
松井顽固地坚持不把皇室成员牵扯在内，同时，他也顽固地坚持把自己开脱出来。所以，他反复地咬着生病的理由不放，说，因为抱病，对所发生的事件毫不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