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垣的参谋请他停下来，马马虎虎地掘两下土就行了，何必跟这些无情的植物较劲呢？但板垣不肯，还是狠命地又砍又刨。
黄昏时，板垣结束惨烈的劳动场面，回到室内，冲冷水浴。
6点钟，进晚餐。晚餐一般以大米为主食，和值班的炊事兵吃的一样，还有罐头，也有蔬菜，但有时候会以野菜来代替蔬菜。偶尔，会吃到日间从河里打到的淡水鱼。无论伙食如何，他从不挑剔。既然吃什么都没有滋味，那么端来什么，就一口不剩地吃光什么。
餐后，他会与部下聚堆儿闲聊。无话可聊时，就去读书。想方设法熬到9点钟或10点钟，再躺到那个英军士兵为他专门打造的木板床上去。
每天，板垣都雷打不动地重复着前一天的日子，直到1946年4月，他的这种“环保”的、规律的生活，被彻底终结了。
4月11日，英军送来的一纸正式通知，打破了这个橡胶园里的平静。通知上说，板垣作为战犯，将在7天后被美军飞机送返东京，在巢鸭监狱中等待盟军的审判。
想到前途未卜，橡胶园里人人沉闷，即便是当晚举行的告别宴会也像空气中的雨林气味一样，浮动着一层惶惶不安。
第二天，板垣不再开荒了，他找来几张高级白卷纸，用墨笔在上面写了一份诀别辞：“时逢悲运饮恨长辞……吾等即将为联合国军所处决之心境不难理解。孰不为之挥泪而引痛哉……”言辞中，他已经预感到了等待自己的命运将会是“与世长辞”，所以，这个无恶不作的侵略者竟然也悲切起来了。
这份诀别辞写得很精心，完成后，他又找来一个高级白纸信封，把它装了进去。之后，作为遗物，他把它交给了在新加坡战犯辩护部做训导工作的陆军中尉松浦，请松浦保存。松浦把它裱成卷轴，保存在一个秘密的地方。20年后，当板垣的夫人喜久子到关西的时候，松浦把这份秘藏已久的诀别辞送给了她。
4月13日，在板垣的官邸——那个荒草丛生的橡胶园，又举行了一次辞别宴会，参加宴会的人包括全体参谋和各个部队的司令官。板垣慷慨地表达了愿为天皇之康泰、祖国之安宁而献身的想法。
4月15日，板垣给方面军官兵写了诀别辞，说，从停战以来，他和官兵们都备尝了人世辛酸，他每一想到官兵们或疲于劳瘁，或死于锋镝，或罹于疾病，或身陷囹圄，一想到他就要与他们诀别，简直悲痛得都没有语言可以形容了，悲痛得都没法活了。但是，没法活，也要设法活，人人都要“确信国体，倡道义，守志操，以全我皇军之美德……”
屡屡宴请，屡屡挥毫，板垣好像很冷静，好像把一切都放下了，在入世与出世间，如一位超然红尘的达人。他的“高尚节操”，也被渲染得淋漓尽致，让许多官兵感佩得直流泪。然而，在感人肺腑的告别宴会背后，在慷慨激昂的文字背后，却隐藏着板垣猥琐卑污的真实面目。
板垣声言，他不会躲避审判，他要直面审判，所以，他不会选择自杀。听起来，他有一颗勇敢的心。可是，他不自杀也就罢了，他竟然试图出逃！他准备逃往南美洲去，为此，他向英军驻新加坡司令官史密斯行贿了黄金、白金、钻石，总价值30万美元。如此厚礼，史密斯照单全收，但对板垣的监控却更加严密了，最终使他未能逃脱。可见，板垣有的是一颗不安定的、时刻想着逃跑的心！
4月18日，指定的日期终于迈着八字步悠闲地到来了，而板垣并不悠闲，他很沉重，脚步迟滞。下午2点钟，当他在日军官兵眼巴巴的送行后，前往新加坡的涉外部，在那里等待盟军的下一步安排时，他的心，好像从胸腔里脱落了，一直下坠，下坠到他身体的深处、不知名的深渊去。
4月19日一大早，天下起了雨，板垣被指定乘车前往加兰机场，准备在那里乘美军飞机前往东京。在盟军的恩准下，板垣还保留着日军的一辆轿车。因此，出发时，板垣和他的参谋长、参谋副长都坐在这辆车上。
在盟军指定的7点钟，板垣到达了加兰机场。美军人员还没到，板垣只好等候美军飞机场的勤务人员来上班。不想，雨水骤然强烈了，雨点变成了雨流，哗哗地拍砸在车上，冒着白色的烟气。整个机场都模糊了。
车上的参谋对盟军士兵说，如此大雨，最好请板垣进入室内等候。话音刚落，就被盟军士兵简洁而坚定地否决了。
参谋便将车开到了一处屋檐下，希望能在那里稍稍避一下雨。诡异的是，车刚停过去，也就是几分钟的工夫，雨势突然又温和下来。
板垣和参谋们在车中互相表达了惜别之情，忽然，他们无意间看到，有吉普车开进了这个被严密警戒的机场中，那是盟军拘留所的车辆。仔细向车里瞧，车中正坐着木村兵太郎等3位司令官！
板垣的参谋长想，大概木村他们也是和板垣同乘一架飞机的。但他只是想想而已，他不能有任何行动。在盟军士兵的看守下，使用语言互相问候是不被允许的，所以，他极尽所能地用目光与木村等人相互示意了一下。之后，就低下头了。
在机场等候了2个小时后，快到9点钟的时候，雨戛然而止了。就像有一个按钮在控制它一样，说停，立刻就停得干干净净，天空被洗得剔透明亮。
美军的吉普车向板垣的车子开过来，然后，接走了板垣，向飞机驶去。板垣的两位参谋是送行者，因而被勒令停在原地，不得前行。他们老老实实地站在那里，目送板垣渐远。稍后，便看见运送板垣等人的飞机，轰鸣着盘旋到了空中。
板垣坐在飞机上，表情严肃。想到此后的事情，心烦意乱，情绪低沉。他想，终归是免不了一死的，仅是“满洲国”的问题就会为他带来数不清的麻烦。由于“满洲国”事件过于重大、庞杂，围绕它的每一个细节，几乎都能写出一本书来，都足以把他扔到油锅里去生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倒是不用纠缠在“满洲国”的问题上了，他于1945年11月20日以自杀的方式，把所有的麻烦都埋葬了。
本庄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是一个好摆谱的老官僚，一个纯正的老牌法西斯军官。虽然他被日本军界称为“厚道老头儿”，但板垣很清楚，本庄曾多次上书主张武力征服中国的东北和蒙古，以便“为伸张国运作出贡献”。在侵占东三省的过程中，出于明哲保身的想法，他有过犹豫，但终究还是扩大了事件。在此之前，关东军司令官的地位非常低——在驻外军队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朝鲜军司令官，排在第二位的是台湾军司令官，关东军司令官只能屈居末位。但在此之后，关东军司令官的地位，却一跃而升高到第一位了。本庄除了司令官的身份，还拥有了殖民统治者的身份。这些在当时都是“荣耀”的经历，在战败后就成了显赫的罪证。因此，本庄在接到逮捕令的第二天，70岁的他就喘着粗气跑到青山的陆军大学把肚子切开了。
在日本，自杀，是证明自己是一名武士的方式，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畏罪的表现。无论哪一样，板垣都不想沾边。但他又对接下来的审判感到惶恐惊惧。迎接他的将会是什么呢？
板垣的闹心事儿
1946年5月3日，原日本陆军省中枢大本营的周围，在炮火中残存下来的几棵树木，虽然残败不堪，但在几根顽强的枝条上，还是萌动起了一些绿意，绽出了少许活泼的嫩芽，颜色是一种浅淡的黄绿色，就像雏鸟的小嘴巴。与这些生机勃勃的枝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建筑物上的暗褐色木框，以及上面厚重的黑漆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东京审判开始了。
近“审”情更怯，但板垣已经别无选择了。他一再给自己鼓气，试图表现出乐观冷静的姿态。
被关押到巢鸭监狱后，板垣在会见他的一位部下时，一见面就举起左手，做出了一个手持酒杯的姿势，故作洒脱地说：“喂，你还喝吗？”
板垣平时嗜酒，但监狱生活并不允许他斟酒畅饮，就连会面，都是远距离的会面。板垣和他的部下，分别被阻隔在会客室中的一面铁丝网的两侧，他们隔着细密的铁丝网交谈，每一句话，都要在传播的过程中，沾染到铁丝的凉意，无论板垣如何努力地表现自己气度未失，流于末路的境况，也是不言而喻的，是惨淡灰暗的。
日复一日的监狱生活，逐渐把板垣的故作冷静，消磨成了真正的沉闷。
每个夜晚，他都要忍受一个疯狂战犯的怪叫。这名战犯每天都要歇斯底里地叫喊到夜里10点多钟，使他感到狱中的氛围格外阴沉。天亮后，他还要心绪不佳地拿着餐具和战犯们排成一队，等待分领食物。除了上庭，他还要负责打扫走廊。每次干活，他都沉默不语，一寸一寸地清扫。
板垣此时并不知道，与他被关押在一起的大岛浩——陆军中将、原驻德大使，已经把他的一切行动都默记在了心里，并在出狱后，以他为事例，四处传扬，说在巢鸭监狱里，美军对待战犯极不人道。尽管美国一再唱着扶持正义、维护人道的高调，但事实恰好相反，他们没有把板垣等人当成政治犯，而是当成了刑事犯，对待板垣极其无礼，而板垣却总是“从容不迫，甘受暴虐”。
把政治犯变成了“保洁员”，是大岛浩对美军痛恨的理由，他认为这是美国以“正义审判”的名义所进行的复仇。
此言实属夸张。不过，监狱生活毕竟是不自由的，而且，板垣也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了，死神每天都在走近他。可是，尽管如此，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生命，他的理由是，“犯罪一事我负有全责，这就是我活到今天的主要原因”。
板垣说，他在公审中决不会为自己进行辩护，但实际上，他决不会为自己少辩护一句。仅是他提交给法庭的供词，就长达48页，在供词中，他一生的所学，大概都用来洗脱罪名了。
在连绵有如江水的供词末尾，板垣竟然还端端正正地写下了这样一行字：“凭良心陈述真情，任何事情无一隐瞒，任何事情亦无添加。”
1946年7月6日，法庭审理沈阳事件。针对板垣的书面证词，律师对板垣展开了讯问。
不知是什么原因，战犯们对审讯板垣的这段过程表现得很有兴趣，几乎每个人都面呈兴奋之色。就连与之关系不大的佐藤贤了，也身体前屈，伸着他那张圆滚滚的大肥脸，入神地听着、看着，神情极其生动，好像既恨讲话者太饶舌，又无法不让人家说话，急得不得了。与此案有关系的战犯，则忙着用笔记录，以便抗辩。
板垣或许没有注意到这些战犯的怪异反应，因为他心无旁骛，竖起耳朵仔细地倾听着每一句话，无暇他顾。当法庭讯问他时，他也格外全神贯注，回答得分外谨慎，推卸责任时，往往推脱得一干二净。
中国检察官倪征用清晰的英语问道：“你可承认爆发沈阳事件之前曾持有关东军绘制成的作战计划？”
板垣说：“所谓的作战计划，有必要向您说明一下。”
倪征简短地说：“我不想听说明，你只用回答是或不是。”
板垣顿了一下，说，作战计划是由作战主任负责，主要是根据东京大本营的指示制订的，和他没有关系。他一竿子把责任推到大本营去了。
板垣在他的供词里，还把沈阳事件写成了一种“忍辱负重”之下的爆发：关东军一直“隐忍自重”，实在是因为张学良制造了300多起侵害关东军的“残酷暴行”，共产党还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致使许多“热爱和平”的日本兵“壮烈牺牲”，所以他才在“被逼无奈”之下，指挥关东军“讨伐匪贼”的。
这时，有几个日本军官都出庭为他作证，否认是日军挑起的战争，并把沈阳事件说成是“非战争”。板垣一边听他们在证人席上信口开河，一边隔着很远的距离，面带得意之色地向他们挥手示意。
当审判进行到“满洲国”一节时，为板垣作证的日本军官更多了，他自己的辩词和推脱也格外多得出奇。
他说，日本的一片碧血丹心，就是为了“解救受苦受难的东北民众，而东北民众正殷殷期待着我们的拯救”。“当时的行政机关、警察机关、电信电话等通信机关、金融机关等一时失去了职能，市民都闭门不出，一时间完全变成了无秩序的城市，甚至达到了连监狱里的囚犯也大摇大摆地在街上走来走去的地步”，鉴于事态如此严重，为了“救中国人于水火中，实现日本的慈善义举、和平愿望”，保境安民，才创立了“满洲国”。而溥仪也一心巴望着做皇帝，非常积极地靠拢日本，日本不忍拒绝，便给予了热情的帮助，所以，该政权也并非傀儡政权，溥仪也不是傀儡。一切都是中国人自己造成的。
任凭板垣如何鬼话连篇，他的证人们如何用动人的言辞包装他，终究无济于事。1946年8月16日，溥仪的出现，彻底地击垮了他。
看到了溥仪，板垣的第一个反应是：这真是“奇迹”！如此胆小怯懦的人竟然斗胆出庭来指证他了。
其他战犯的心情也都是惊异的。板垣偷偷地扫了一眼被告席，看到把溥仪从天津骗到长春的土肥原贤二，紧张得脸色苍白，一贯的老成稳重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疯狂主张侵略中国的东条英机，小眼睛盯着溥仪一眨不眨，好像有什么东西黏住了他的目光似的。
板垣在中国时任命的“满洲国”总务长官、国务大臣星野直树，原本一直低着头在拼命地做记录，这时候也因为惊讶而把铅笔搁到一边去了，只顾呆呆地傻看着。
前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后继者梅津美治郎，反应最为激烈。大概是因为他与溥仪往来最多，所以，他不忘“旧谊”，忽地一下站了起来，肃迎“皇帝”入场。
对于梅津美治郎在大庭广众之下继续伪装他的仁厚，溥仪面无表情，他径直走到证人席，在向法庭举手宣誓后，开始答复法庭的诘质。
溥仪说，他是在板垣的压迫下，才做“满洲国”的皇帝的。起先，他被板垣软禁在距沈阳不远的汤岗子的一家旅馆中，连下楼都要请示板垣。后来，他又被软禁在大连，板垣告诉他，“满洲国”由5个主要民族组成：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溥仪将为国家元首，就是“执政”。溥仪不接受“执政”的称谓，定要保留“皇帝”的称谓。但板垣事后传话给他：“如不接受，将被看做是敌对态度。”
接受了“执政”后，还让他从日本姑娘中挑选妃子。溥仪不愿意在床上为关东军安插耳目，所以特意从长春的学校里选了一个文化程度较低的15岁女生，以为她即便经过日本人的训练也还容易对付。但他的弟弟溥杰还是被迫娶了日本皇室近亲之女嵯峨浩。之后，关东军炮制出《帝位继承法》，规定“皇帝死后由子继之，如无子则由孙继之，如无子孙则由弟继之，如无弟则由弟之子继之”。最后一句“由弟之子继之”最为关键，溥仪认为，日本要的是“一个日本血统的皇帝”。及至嵯峨浩产下的是女儿，溥仪才松了一口气。
根据溥仪的证词，法庭还勾勒出了“满洲国”的凄惨景象：日本人为了利用东北的人力和各种矿产资源，使东北成为日本的兵工厂，强制要求18～45岁的东北人为日军建筑公路、开矿。而中国劳工的生存环境恶劣至极：居所简陋不堪，不足以遮风挡雨；食物稀少污秽，猪狗不闻；衣服单薄破烂，难以蔽体；病时无药可医，任其死于各处。有企图逃役者，非打即杀。东北各地有100多个万人坑，其中大部分都埋着劳工的尸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