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中央政府把房地产推向市场，让它承担起拉动消费、刺激经济的重任时，并不想一刀切，所有问题都留给市场，“市长”一点任务都不安排。“市长”分摊的任务是搞经济适用房，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中央的意思还是比较明确的，市场和市长两条腿走路。
但在执行中央决策过程中，市长有些偏心眼，经济适用房变相成为公务员的福利，中低收入阶层给忘到爪哇国去了。
另外，中国改革开放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师。发达国家都是市场经济，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用力过猛，矫枉过正，认为市场这服药方可以包治百病，对保障性住房的关注少了些。
这就导致千军万马都去挤商品房的独木桥的局面，人们拼着老命都想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可惜建房子并不像造冰棒那样简单，只要一架机器及可以无限供应的水。供给远远赶不上需求，成为房价高涨的重要推手。
当我们回过头来审视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时，才发现欧美并不是把住房的问题全部推给市场。中国香港、新加坡、美国、日本、法国、瑞典等国家和地区无不建立了一套完善的住房保障体制，为经济的发展解除了后顾之忧。
在西方观念体系中，居住权被视为公民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公民居住权是政府的重要职责。瑞典、美国、新加坡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为社会平稳发展提供了一个保护伞。
从1946年起，瑞典就明确规定“享有良好的居住环境和宽敞的住房条件是国民的社会权利”，这也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政府要为保障国民这一权利而不断努力；美国1949年住房法正式承认“为全美的每一个家庭提供舒适的住家和适宜的居住环境”是国家的目标。
新加坡在独立之初，第一步就是解决住房短缺的问题。1964年，新加坡将“居者有其屋”作为目标，推行住房的自有化。
当中国人醒悟过来后，只好全面开始补课，把所有事都推给市场实在有些简单粗暴，要解决高房价问题，必须让市场和市长两只手都硬起来。
截至2010年，香港共有约73万套公屋住房，超过200万人租住其中，约占香港总人口的30%。居屋单位则超过30万个，住进了1/6香港市民，其中约22万个单位价格低于200万元，是“夹心层”市民理想的选择。目前，在租住公屋轮候册上等待入住公屋的家庭还有超过10万个，他们的平均轮候时间约为19年。
半个多世纪以来，无数个香港家庭都在力求实现“阶梯上升”——小时候住在公屋，大学毕业后挣钱买居屋，再买商品房。
新加坡是政府解决个人住房问题最成功的城市，84%的新加坡人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住房。
若要使政府持续地提供这种公共产品，或者说使住房保障体制的运行具有可持续性，那么就必须考虑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财政支付能力。这是因为，无论各国住房保障体制中的何种模式、何种手段，都毫无例外地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作为后盾，尤其是需要财政资金的投入，否则就无法实施。
中国的住房保障模式自然需要借鉴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宝贵经验。但中国毕竟不是欧美，欧美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腰包鼓鼓的，有雄厚的国力作为保障，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如果为了保障而保障，则可能使中国人背上沉重的负担，所以，建立中国保障性体系，还得掂量一下中国的家底。
不可否认，中国政府的腰包不如欧美，实施住房保障体制有一定的财力基础。
1990年以来，中央财政收入年均增长在20%，2007年的增长是最大的，达到了3241%。即使在次贷危机肆虐的2008年和2009年，仍取得了10%以上的增长。在短短10年中，中国财政总收入成功迈过5万亿元的关口。2010年上半年的财政收入，就达5万亿元。
但政府的财政收入不仅包括显性的税收，还有几条漏网之鱼。
漏网之鱼一是土地出让的收入。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总面积209万公顷，同比增加383%，全国土地出让总价款为159万亿元，同比增加634%。其中，房地产用地出让价款133918亿元，占出让总价款的842%。
第二条大鱼则是中国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所创造的利润。除了中央直属的150家央企之外，中国还存在着为数众多的省企、市企、县企、乡镇企业等，这些企业创造了巨额的利润。
2009年，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133922亿元，中国移动、中石油、国家电力、中农工建四大银行等都是超级国企，凭借垄断的地位，获得了超额的利润。除此之外，国有企业还贡献利税19200亿元。
第三条大鱼就是各级部门的净收入。
中国众多的政府部门在为居民提供服务时，并不是无偿的，如办理各种证件、办理相关手续等都会收取一定的费用。区区两个结婚证的工本费就要9块钱？显然，这会产生一定的利润，这部分钱是不进入财政预算的，它将成为部门的费用。
如果将政府摆在桌面上的财政收入，再加上上述三项收入，将在10万亿元左右，在整个GDP中所占的比重并不低。
按理说，中国保障性住房建设应该顺顺利利的，前面也有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城市的经验可以参照，但中国人似乎有些出师不利。
2010年8月21日，全国保障房建设工作座谈会在江苏省常州召开。这次会议由李克强副总理主持，银监会、发改委、财政部、国土部、监察部、农业部等都派了高官参加。
常州会议一方面是检查各省市完成作业的情况，早在2010年5月，住建部与各省市签订了2010年住房保障工作目标责任书，另一方面也是起到督促作用。
与常州会议继续调控中国房地产有些不和谐的是8月份中国的房价又出现了一些波动，价格又在上蹿。被中央政府寄予厚望的保障房并未起到救火队员的作用。各省市保障房建设的积极性并不高，截至8月，在各省份中做得比较模范的福建省，也只完成了年度计划投资的422%。
各省市的积极性不高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该如何审视中国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这似乎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这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还是一个字：钱。
香港的保障性住房体系包括公层和居屋。公屋相当于我们提到的廉租房，纯租赁形式，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安身之所，它的租金为50~60元/平方米·月，为普通商品房租金的1/3~1/4。居屋相当于我们的经济适用房，可以购买。
但香港是以公屋为主，居屋只占较小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政府却是小亏的。
以2009年~2010年度为例，房委会公屋租金收入为9923亿港币，薪水、维修、折旧等开支为11685亿港币，二者相抵尚“亏”1762亿港币。
2010年~2011年度，特区政府推行公屋政策的开支预算为104亿港币，约占公共开支总额的43%。
房委会主要通过两种途径补贴公屋，一是按市值出租公屋附属的商业设施和非住宅设施，如商场、铺位及停车场。二是通过各种自置居所计划出售房屋，从中获得可观的盈余。此外，政府也会通过免费拨地、拨出资本和贷款提供资助。
香港已经探索出一条符合市场规律的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模式，但在这种情况下，仍是小亏的。
而当我们看内地的保障性住房建设时，却容易形成政府一定的负担。
目前，广州廉租房租金标准是双特困户1元/平方米·月，普通家庭则按公房租金标准交租，为35元/平方米·月。按这样的标准，保障性住房想做到自负盈亏，实在有些难。
由于经济适用房很容易招致腐败，很难进入中低收入阶层的手里，在中国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很排斥经济适用房。
廉租房很难做到收支平衡，为不增加地方财政的负担，在廉租房与经济适用房之间又增加了一种类型，那就是公租房，就是以略低于市场价格租给中低收入阶层，也是针对“夹心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