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收物业税似乎隐含了一个大前提，那就是私有制。政府必须尊重国民的财产，并为之提供保护；然后，作为一种对应，国民必须缴纳一定的税收，以保证政府相应的支出。物业税就相当于一种保护费。
在欧美等土地、财产等私有制的国家，征收物业税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但这一套东西却很难套到中国的头上。如果物业税开征，必然对现行的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土地增值税以及土地出让金等税费合并，不然很容易造成多重征税，这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
房产税被称为“简洁版物业税”，更符合中国的国情。曾有国家税务总局官员在公开场合表示，出台房产税的概率大于物业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秦虹也曾表示：作为制度建设的房地产税一定会开征。
在遏制高房价的关头，房产税似乎早该使出来，这比苦口婆心劝银行、劝地方政府轻松多了。但几年以来，都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自“新国十条”于4月颁发后，上海、重庆等城市蠢蠢欲动，小道消息满天飞，各方急论不断，但最终都没有下文。这又是为何呢？
政府担心社会各界的反对吗？这个理由似乎不成立，反对征税的也仅是一小部分有多套物业的人。这对广大置业者来说是个好事，它确实能把房价降下来，只要你只有一套住房，税务局也不会找上门来。
房产税没有开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政府手中留一张底牌，并不急于把手里的看家法宝一下使完了。市场是需要预期的，房产税可以成为悬在房地产头上的一把刀，保持一种无形的威慑力。
政府也提供了一张房产税的开征时间表。财政部在2010年7月20日就明确表示已经研究并初步规划于2012年开征房产税，这将是2012年财政部的工作重点之一。
财政部曾表示，房产税全国推广难度太大，会先期选择若干试点城市，同时会给试点城市一定的配套支持措施。
7月21日地产板块呈现震荡平稳走势，全天仅下跌051%，地产个股涨跌互现。这也说明市场对房产税的反应比较冷静，房产税短期对房价不可能造成什么冲击。
为什么房产税一定要等到2012年才执行呢？中央政府还在等一个时间节点吗？这不由得引发人们的猜疑。
2012，再见，我的“蜗居”时代
深圳人口究竟有多少？
当我们面临这个问题时，可能会迷惑，统计局不是已经告诉答案了吗？每年深圳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都有一小节专门说到这事。翻开2009年的统计公报，它会告诉你深圳常住人口为89123万。
其实我们不用对89123万这个数字产生任何怀疑，都是实打实地从公安局户籍科那里得来的数据，不存在弄虚作假的问题。这89123万包括了户籍人口及拿暂住证的人口。
这时我们可能遗漏了一个重要的数据，那就是深圳的流动人口。在政府的统计指标中，流动人口并没有任何数据。在各项统计数据中，如人均GDP、人均居住面积都是以900万常住人口为基础的。各大城市都是以常住人口为基础对各项经济指标进行排座次。
那么，深圳流动人口到底是多少呢？深圳的流动人口为什么就没有一个统计数据，流动人口数据对深圳的经济发展一点意义都没有吗？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这并不重要，而流动人口统计起来也是一件麻烦的事。2010年中国进行了第六次人口普查，将耗费650万人力，地方和中央的财政支出将达到80亿元，但由于人口流动非常频繁，人们对数据的准确性难免会有担心。
那么我们怎么来看深圳的流动人口呢，如果转变一个思路，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2009年12月10日，深圳市通信管理局在“3G与物联网发展”论坛中透露，截至2009年10月深圳的移动通信用户总数已达180876万户，这也就是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三家移动通信运营商的放号量，有1800万个号码都处于激活状态。
什么人会拥有深圳移动通信运营商的电话号码呢？我们基本可以确定他们是在深圳长时间居住的人。如果是短暂出差、旅游等原因是不太可能临时申请一个号码的。现在漫游费已经大幅下降，我们可以肯定这1800万人大多时间都留在了深圳。
可能有人同时使用两个号码，但考虑到仍有一部分老人、小孩根本不使用手机，我们基本上可以估计深圳的常住人口及流动人口应该在1800万人左右。
这也就是说深圳登记在册的常住人口和在深圳长期居住但未统计进去的人口基本相当，都是900万。
我们在媒体上已经不会再看到“外来劳务工”、“流动人口”等词，取而代之的是“来深建设者”。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才使深圳这座城市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他们是城市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但我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聚光灯打在900万登记在册的常住人口身上，而忽视另外的900万。这900万人的生存状态如何？他们的居住、医疗、子女教育等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2008年深圳一家媒体《晶报》刊载了一则新闻“外来务工子女全部入读公办学校”，它不再强调户籍，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也可以在深圳享受九年制义务教育。这听起来是一个好消息，但它只适用于盐田区。盐田区在深圳六个行政区中，面积及人口是最少的，就算这样实施，并不会给区政府带来多大的压力。
实际上，截至2010年，大约有45万农民工子女仍就读于民办中小学，另外有118万左右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比较幸运地就读于公办学校。
民办学校在师资、教学设备、活动场地、经费等方面和公办学校有天壤之别，因为户籍的差别，小孩子从小就接受了一种差别的对待。
除了教育，居住方面的差别可能更大。深圳户籍人口的居住条件相对外来人口，要好很多。
在1980年深圳特区成立时，深圳只能说是一个小不点，它的行政级别是一个县，归惠阳地区管辖。深圳区域的人口在30万左右，短短30年的时间，已经发展成为总人口达1800万的超级大都市。
这也意味着深圳每年有60万的净人口流入，他们为这座城市注入了活力和生机。在建市之初，工程兵等占了较大的比例，但在后来，农村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大学生等成为主力。
当这些怀揣着梦想的外来务工人员来到深圳后，他们面临最现实的问题便是住的问题，从此“城中村”便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结下不解之缘。
我们已经很难去查找“城中村”这个名词的出处，但它却形象生动地描述了居住在里面的人们的生存状态。外面都是高楼大厦，但在“城中村”里面却是以低矮拥挤的违章建筑为主、环境脏乱、人流混杂、治安混乱、基础设施不配套、游离于城市管理体制之外。
当城市快速发展时，大片的农村被纳入城市的版图，但它又和外面繁荣的世界显得格格不入。但“城中村”被学者、规划师视为城市的“癌症”时，它却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了一个栖身之所，可以用来安放他们激昂的青春。
“城中村”得以获得大规模的发展，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廉价的租金。深圳的“城中村”住房的月租金大概是一室一厅600~800元，如果是漂亮的花园小区，月租金一般都在1500元以上。这对收入较低的外来务工人员而言，诱惑是巨大的，谁也不会跟自己的钱包作对，打肿脸充胖子。
“城中村”似乎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为城市的各行各业提供廉价的劳动力，这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营运成本，增强产业的竞争力。“城中村”租金水平低廉，相应地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成本，他们也不会对老板开出的工资满腹抱怨了。
在深圳众多的“城中村”里，岗厦似乎比较特殊，一是因为它的大，一是因为它位于深圳的市中心。岗厦村占地面积96万平方米，有私人楼房881座，建筑面积395万平方米，居住人口10万人。
10万人，在中国都是一个小城市了，但它仅占地96万平方米，这或许是世界上最为密集的居住区。
在深圳，像岗厦这样的“城中村”星罗棋布于深圳20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上，建筑面积接近2亿平方米。这为数百万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了居住之所。
这一切看起来似乎是非常完美的，各部分人都可以在城市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但这样“和谐”的场面并不能掩饰居住在“城中村”的人们的生活艰辛。
深圳的搬家公司特别多，走在大街上搬家公司的小广告总可以挤进我们的视线，而在深圳众多外来务工人员都不免有一段传奇的搬家史。他们往往从一个“城中村”搬往另外一个“城中村”，一直在城市的“缝隙”中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都在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有自己的小区住房，可以彻底逃离“城中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