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我国融资结构给予了有益补充与完善
从实践中看，不同国家由于传统经济模式和发展阶段的不同，在融资结构的安排上各有侧重。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由于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接近于市场完全竞争状态，因此形成了以金融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主导模式。而以“全能银行”为特征的德国，早在其工业化初期，为了迅速推进工业化进程，德国政府就鼓励银行与企业紧密联系，鼓励银行积极为企业提供生产扩张所需要的资金，客观上造成了德国企业对银行信贷支持的依赖度较大，这与日本主办银行制度下银企关系颇为类似，是欧美发达国家银行主导型间接融资的代表。事实上，在当今市场化的融资体系中，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两种方式各有优势与不足，二者应当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平衡。
从我国的情况看，长期以来受传统融资体制和信贷决策理念的影响，我国的融资结构一直是以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方式为主，并且政府主导型融资制度特征明显。在这种融资制度下，利率多年来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国有银行对企业的低息贷款往往以银行亏损为代价，使企业融资成本的观念较淡薄，企业对资金的不合理占用上升，这是造成国有银行呆账、坏账历史包袱沉重的重要原因。银行对企业的信贷约束，在发达国家里是“硬约束”，然而在我国，政府经常干预银行信贷计划，使银行信贷约束趋于“软化”，容易产生拖欠贷款现象，使银行信贷资金不能有效运转，从而加大了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融资结构的不合理使得银行承担了过大的压力和风险，同时也使得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功能难以充分发挥出来。
另外，我国这种政府主导型融资模式也造成了新的社会融资不公平现象。统计资料显示，近年来在我国新增就业人口中，绝大多数都在中小企业中。中小企业发展趋势良好的地区，往往也成为我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一个整体，中小企业在融资问题上一直处于一种极为窘迫的状态，即企业发展中的绝大部分资金来源于内部积累而很难获得外源性融资。中小企业融资难、贷款难的呼声一直十分强烈，民营经济的发展也因此受到了限制，尽管目前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调整措施，但由于资金缺口太大，这些措施都一时难以奏效。在这种背景下，非正规的民间金融以各种形式得以生存下来，但是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非正规的民间金融目前在我国金融市场中的生存空间本来就很狭小，地位也很尴尬，融资规模难有太大的突破，同时如何定位好“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之间的关系，对“非正规金融”活动进行规范管理，维护国家的市场融资秩序也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20多年来的发展表明，在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这个渐进的过程中，货币市场的培育与发展既是对我国融资结构的一种有益补充，同时也可以使融资资金进行分流，扩大了直接融资在企业融资中的比重，加速了社会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过程，进一步完善了市场的融资结构，在改变我国直接融资不发达，企业融资过度依赖银行贷款的局面的同时，也形成更为合理的融资格局。
二、为市场参与主体提供了流动性管理的工具和平台
相对于资本市场长期性融资的基本功能而言，货币市场的本质是流动性管理，即通过提供各种金融工具及有效的市场运作机制来满足市场参与主体维持其短期经营活动需要，实现控制整个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目的。一个发达的货币市场有利于市场参与者解决经济活动中收支脱节的矛盾：资金需求者在货币市场上可获取资金，满足季节性和短期性资金需求；资金供给者则在利用货币市场进行资产借贷的同时，也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益。
随着我国货币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企业已经摆脱了完全依赖于通过控制自身资产结构以满足流动性需求的资金运作理念。充分利用货币市场所提供的工具与操作平台来满足资金季节性与短期性的需求，有力地加快了它们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进程。
对于我国货币市场中最主要的参与主体商业银行来说，货币市场为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与风险管理提供了基础条件。由于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要求银行资产和负债必须保持一种流动性状态，当银行流动性需求增加时，通过变卖流动性资产或从市场上借入短期资金以增加流动性供给；当银行流动性需求减少、出现多余头寸时，又可在市场中投资于金融工具获取盈利，提高商业银行资金的收益率。然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反复变化使得商业银行面临一定的流动性风险。例如，近些年来伴随着国内经济出现投资需求旺盛、流动性过剩的迹象，中国人民银行先后数次上调了存款准备金比率，进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操作。一段时间内，由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刚性约束，在市场流动性偏紧以及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期限结构不均衡的情况下，就会给商业银行带来一定的压力，而这时，去货币市场融资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商业银行降低流动性风险冲击的一个有效途径。
从现有情况看，同业拆借和银行间债券市场是我国商业银行在货币市场上进行融通短期资金、实现头寸调剂的主要渠道。自2000年后，这两个货币市场的子市场呈加速发展态势，日益丰富的市场交易品种和规模不断扩大的交易工具为商业银行准备金的盈亏调节提供了保证，使我国商业银行无需为了应付提取或兑现而保有大量的超额准备金，从而对各种可以用于高收益的资产进行充分配置，达到了流动性有效管理的效果。
三、是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基础性平台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货币市场的有效运作，是一个有效独立的货币政策实施的基础性条件，货币市场构成了中央银行选择货币政策工具，贯彻货币政策的市场基础。从宏观调控的角度看，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发达的货币市场，就必然缺乏间接宏观金融调控方式赖以进行的市场环境，缺乏灵敏可靠的市场利率信号，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高效率的宏观金融调控就很难实现。
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政策间接调控实质上发展成为一种对经济变量的调控，这些变量通过市场传导影响货币供求关系，引导人们的经济决策行为。在宏观间接调控方式下，调控目标的实现依赖的是市场机制作用，而由于货币市场与货币政策的内在联系，要实现货币政策有效率调控的目的，就必须大力发展货币市场，为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运用营造一个完善、健全的市场环境，形成一个影响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基础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客观上要求我国的金融改革和货币政策的操作方式也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逐步形成由原来的直接调控为主，调整为以经济、法律等间接手段为主，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为辅的宏观调控格局。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加快了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方式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方式的转变，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手段由直接方式转为间接方式，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操作逐步由传统的信贷规模控制过渡到利用存款准备金政策、再贴现政策和公开市场业务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基础货币进行间接调控。
与此同时，我国货币市场的发展又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提供了交易工具和中介桥梁，通过利率与经济主体的资产组合的调整，传导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最终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正是有了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票据市场等子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作保证，自1998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贷款规模限制，加大了三大货币政策调控工具的实施力度，利率市场化改革等措施相继出台，初步形成了从中央银行到货币市场，到金融机构，再到企业的间接货币政策调控机制。这些年，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的具体形势，灵活地执行适度从紧或宽松的货币政策操作。显然，这些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调控改革进展是与我国货币市场广度和深度不断发展分不开的，我国货币市场的迅速发展有力地促进了间接宏观调控方式的建立和完善，为市场化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实施创造了市场条件和基础。
当然，与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市场相比，我国货币市场的发展显然要滞后很多，当前存在于货币市场的若干突出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着中央银行这些间接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效果。因此，针对目前经济转型时期，如何大力发展我国货币市场，进一步完善和提高我国间接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效用，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为市场提供多元化金融工具，降低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在市场化条件下，金融活动无疑是充满着投机性和高风险性的。资金运用配置的分散化、选择多样化品种与期限的金融工具进行组合、最大限度地分散投资这些都是投资者控制风险、避免损失、提高资金运用效率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由于我国传统融资结构及金融市场本身发展滞后的原因，长期以来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投资者都缺乏可以用来分散风险的多样化投资品种。从居民个人角度来看，我国银行储蓄率一直保持着很高水平，这固然受到传统理财观念、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多年来我国社会保险的覆盖面较低，商业保险也存在着险种单一、机制欠灵活等缺陷）等因素的影响，同时金融市场中投资渠道单一、缺乏能够符合普通百姓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要求的投资产品也是不争的事实；从机构角度来讲，除了持有政府债券外，市场中很难再有其他有效分散投资风险的金融工具可供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来选择，更谈不上进行多元化的品种期限组合了。
这些年，伴随着我国货币市场各个子市场的不断发展，信用拆借、商业票据、短期国债、回购协议、货币市场基金、短期融资券等货币市场交易新品种陆续出现，进一步丰富了市场结构，既为个人投资者提供了新的储蓄替代型投资工具，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为机构投资者提供了多样化的风险控制与组合品种，更好地满足了机构投资者进行资产管理和流动性管理的需求，有利地促进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
此外，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尤其是国企等大型企业）债务融资过度依赖于银行贷款，从而导致了信用风险积聚在银行系统内的局面。如果单一企业发生偿付危险，则会直接危及它的主贷款银行，如果遭遇行业性偿付困难，甚至会造成整个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导致全社会信贷紧缩，经济陷入衰退。而在2005年我国货币市场推出的以企业为发行主体的短期融资券，由于持有人多为国内银行间债券市场中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保险机构和货币市场基金在内的机构投资者，因此无疑有利于将企业发行人信用风险进行分担和分散，从而提高了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