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发性与企业成长的外部依赖性
企业成长的外部依赖性是指企业规模扩大所需要投入的较大比例要依靠外部来源满足，这里的投入是广义的，包括资源性投入品、技术、设备和中间产品等；企业产品销售的较大比例要依赖外部市场实现。上面假定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内成长阶段是在封闭环境中进行的，即企业成长所需的投入和产品销售均不依赖外部条件，实际上这个假定对后进国家并不真实。后进国家企业成长一开始就面临着较高水平的国际化程度（第三章），包括国内市场的对外开放和国内经营活动的国际化，即内向型国际化和外向型国际化（梁能，1995）。前者是指从国外进口资源性投入品、设备和中间产品以及购买技术，引进国外资本和允许国外企业进入；后者主要是产品出口，发展到较高阶段将产生本国企业的对外技术转让、对外投资等。所以这里用“外部”，而不用“国外”，就是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内成长面临和利用的外部条件可以是国外的资源和投入品，也可以是国内的外国企业。
经济发展的后发性与企业成长的外部依赖性正相关。第一，历史原因。发展中国家不同时期都曾有作为先进国家殖民地的经历，并作为初级产品的供应地。殖民地时期，通常是宗主国的企业居主导地位，但也有一些当地商人和企业家兴办企业，积累资产，那些充当宗主国企业与当地社会中介的“买办”商人，也逐步扩展业务，成为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不过，这些当地企业均具有高度的对外依赖性。发展中国家政治上独立后，在自主工业化时期，这些企业仍然保持较高的对外依赖性，并且由于经济结构单一，整个国民经济均具有较高的对外依存度。
第二，结构性原因。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作为后发性过程，通常是由外部推动的（格申克龙，1962），新产业大都为移植型而不是国内自然生长型，因此，国内的结构非均衡程度通常要比先进国家工业化早期高，这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时期存在的明显二元结构（刘易斯，1954，1979）可以做出推断。这种结构非均衡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一方面是企业的投入品由于国内产业不全或不平衡，需要依赖外部供应；另一方面是企业产出品的相当部分必须到外部市场销售，形成双向的外部依赖关系。而随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转换升级，以及世界范围的产业转移，为这种外部依赖提供了条件。
第三，战略原因。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工业化过程通常是从简单的进口替代开始的，但很快会出现不同情况，国内市场较大的国家会进入对资本品的进口替代阶段，这使企业形成对外部投入品包括技术水平较高的设备和某些资源的较高依赖程度；国内市场较小的国家则转向出口导向阶段，这使企业销售对外部市场具有较高的依赖程度。实践中，这两类依赖是相互强化的，这从两类国家的制成品出口比重就可以看出来。按通常的直觉经验，进口替代国家工业部门在国内保护下取得的增长，主要为国内市场服务，制成品出口必定很小。但统计显示的情况并非如此，它们的制成品出口比重也很大。因为国家水平上进口替代的进一步推进，如果没有出口的支持，就无法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工业化过程也无法持续下去。为此，国家战略反映在企业水平上，就是鼓励甚至要求企业把出口增长与进口用汇直接挂钩。这样，我们大致可以用产品出口来代表企业的对外依赖程度。国家水平的出口均是由企业进行的，并且主要是达到国际化成长阶段的少数规模较大的企业，可以大致推断，这些少数大企业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在国家工业化早期是相当高的。
第四，需求原因。后进国家工业化是从模仿和移植先进国家的产业开始的，到20世纪中叶时，工业部门已经历了两次大的技术突破，主要门类均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特点，因此，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水平和国内市场容量而言，企业的最小有效规模通常面临国内市场的约束，企业寻找和稳定外部市场就成为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作为后进国家的有利条件是，既可以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也可以进入其他发展中国家市场。因为发展中国家移植和发展的通常是传统产业，由于发展水平和要素禀赋的原因，这些产业在发达国家属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后进国家企业具有进入的基本条件。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阶段的多样性和发展水平的层次性，使它们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提供了互补性的市场空间，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阶梯式互补市场空间也会随之变化，这在东亚地区“雁行”增长形态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正是后进国家内部原因和外部条件，使这些国家企业在工业化早期就形成较高程度的外部依赖性。
二、企业成长的外部依赖性与对外直接投资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后发性导致企业成长在工业化早期形成较高的外部依赖程度，表现为投入品和产出品的双重依赖。假定企业需要完全自己平衡投入品进口的外汇资金，就可以简单地把出口作为对外依赖的指标，分析出口规模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
对于达到国际化成长阶段的企业来说，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较高，通常会寻求维持和稳定外部市场的更有效方式。从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这两种企业实现市场区位多元化的方式比较来看，出口有其内在缺陷。第一，由于出口属于短期性的契约关系，在国外市场寻找既能提供充分的市场信息又具有当地市场丰富经验的代理商很困难，因为这涉及搜寻成本。如果花费很高的成本寻找高质量代理商，短期性契约的收益不能弥补这笔成本，而且考虑到是在与本国不同的经济和技术环境中搜寻，这种成本相对更高。并且即使寻找到合意的代理商，也试图建立长期性的契约关系，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也可能面临很高的代理成本，使出口增长面临新的问题。这里的信息不对称是指，当地的代理商拥有当地市场特征方面的信息（或销售经验），而出口企业不具有这些信息，由于这里出口企业和代理商之间属于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出口企业为了鼓励代理商扩大当地销售，必须采取相应的刺激措施，这些就构成出口企业的代理成本（张维迎，1996）。第二，出口存在着对当地市场服务提供不足的问题，从而会影响出口持续增长的可能性。因为产品的销售不仅仅是出售产品，而是围绕核心产品所形成的整体产品，服务是构成整体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产品增值重要部分。出口难以及时反映当地市场需要方面的信息，对产品的形式层次和附加层次均难以及时满足，即使试图及时满足也因收益与成本的不对称而变得不经济。第三，出口通常会面临进口国贸易壁垒的约束无法进一步扩大。第四，从企业的长期战略来说，本国与进口国的技术和要素禀赋会随时间而变化，从而改变相对生产成本，出口对企业持续成长的支撑效应也是递减的。正是由于出口缺乏灵活性和发展潜力，在企业对外部市场依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进入国际化成长阶段的企业经常会较快地由出口转向直接投资方式。
企业产品出口在产品总销售额中的重要性和企业出口的经验，与其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具有大量的经验证据。对拉美国家30家制造业跨国企业调查发现，其中25家企业的销售对出口具有较高依赖性，并具有开展出口业务的经历，这项研究不仅显示了这些企业产品出口重要性和出口经历与企业对出口市场进行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而且发现正是这些直接投资才使它们的出口市场得到保护。一份关于东南亚国家23家跨国企业的调查也显示了同样的情况，其中19家企业的销售对出口具有较高依赖性，并具有开展出口业务的经历。此外，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调查报告，莱克劳对在泰国投资的外国投资者的调查，科德罗对在毛里求斯和菲律宾投资的发展中国家子公司的调查，均得出大致相似的结论，即企业产品出口重要性与企业对出口市场进行直接投资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威尔斯，1983）。从韩国主要企业在欧洲直接投资的情况来看，也主要是因为出口方式面临困难的结果，调查的10个投资项目有7项是由于进口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结果。威尔斯（1983）还发现了发展中国家达到国际化成长阶段的企业，为了规避国外对本国的出口配额，到其他不受配额限制的国家投资生产，也是促使企业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动力，这在香港纺织企业对外投资中表现得最明显。这也说明了出口对企业的重要性越大，会促使企业寻找更多的对外投资途径，而不仅仅局限于出口产品的当地市场。
当然，企业产品的出口重要性与其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密切关系，并非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特点，而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成长过程中的共同性。我们这里强调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后发性所导致的工业化较早阶段企业对外部市场较高的依赖程度，这是发达国家工业化早期所不曾有的，进而这种较高的依赖程度引起这些后进国企业在工业化早期把直接投资作为普遍使用的国际化成长方式，因此，这里关于出口重要性与其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是属于上述分析中的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