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本质史学为理知的事业，常在不断变进之中，而以说明人类进化为务。
2范围史之范围，于时间为自人类之初至无穷之未来，于空间尚混合全球之事实；故以全时全球之人类为归。同时固可有分部之著作，而尤当兼有“宇宙史”之企图焉。
3作用史学以理想为方法，考求事物之如何至此与何以至此，以为人生及他学之致用。不取法式之教训，而务存其真，变前人之但重纪载记忆，而为理性人生之说明，同时亦于可能之内，求人事中之公例焉。
4观察史家持豁然大公之见；固不持主观，亦非凭客观，而以客观济其主观，于过去现在未来，无所偏崇偏重；而于事实之取舍，诚有当于说明，不以其大小有所轩轾也。
至于史学之能成科学与否，实非至要之问题。史学当有条件的采用科学方法，已为必然之趋势。惟详考其性质，最近学者皆确信其与自然科学迥殊。故纵多以科学相称者，亦必申明其非自然科学之意。然则史学之所包含者广，吾人但求其实际之裨益，初无须以为必成科学，而后足见史学之伟大也。
摘自陈训慈《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史地学报》第1卷第1号1921年11月。
吾人研究一事一物，若仅见其目前，而不究其源流，其结果但为断片之智识，非真正之了解也。此种断片智识，无论其繁博如何，仅足以饰己眩人，而其弊害，则(1)凌乱驳杂，浮动不居，不能触类旁通，进为发见；(2)不究因果，不假细索，臆测妄断，引至谬误。此种现象，在浮浅之智识觉悟时代为尤著，今日中国社会，颇复类之。实则万事万物，皆有其源流；历史之价值，即在供给此源流之说明，以实吾人之智识，而促文化之进步也。
摘自陈训慈《历史之社会的价值》《史地学报》第1期第2号1922年5月。
历史哲学，是研究历史的根本问题的，如人类生活究竟是什么？人类的行动，是有预定轨道的，还有人生是作梦一般的？我们所认为历史事实的是真的呢，还是空虚的？人类背后究竟有根本大法操持一切的呢？还是历史上，种种事实都是无意义的流转，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呢？人类自有史以来，是进步的，还是退化的？人类进化果然是于不知不识中向一定的方向进行呢，还是茫无定向呢？国家民族的命运及其兴衰荣枯，是人造的，还是人们无能为力的？种种事实，纷纭错杂，究竟有没有根本原理在那里支配？这都是历史哲学的事。
摘自李大钊《史学与哲学》《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3年4月6日。
历史是不怕重作改作的，不但不怕重作改作，而且要改作重作，推翻古人的前案，并不算什么事，故吾人应本新的眼光去改作旧历史。很希望有许多人起来，去干这种很有趣味的事，把那些旧材料旧记录，统通召集在新的知识面前，作一个判决书。
摘自李大钊《史学概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3年11月29日。
研究历史哲学，是哲学家的责任；研究历史科学，是史学家的责任。然二者之间，固有极密切的关系，其互相辅助互相资益的地方甚多。历史哲学，有时要借重历史科学研究的结果，利用其所供给的材料；历史科学，研究到根本问题的时候，亦要依据历史哲学所阐明的深奥高远的原理，以求其启发与指导。惟以于研究的性质，于考察的方法，有所差异的原故，不能不加以区别。
摘自李大钊《史学要论》《百科小丛书》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51种。
史学固有一定的考察法，史学亦有一定的对象。所谓历史考察法，不只能用于人事，即于自然现象，亦能适用之。譬如讲地球的发达，考生物的由来，亦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考察；然而那样的研究，不能认为属于史学的范围。史学非就一般事物而历史的考察者，乃专就人事而研究其生成变化者。史学有一定的对象。对象为何？即是整个的人类生活，即是社会的变革，即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类生活及为其产物的文化。换一句话说，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
摘自李大钊《史学要论》《百科小丛书》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51种。
历史哲学所当究论的问题，到底是些什么问题呢？大体言之，历史哲学所当究论的问题，应是些比在历史学上所究论的，更普遍、更渊深、更根本的问题。历史学与历史哲学间的差异，如果止于此点，人且疑为这仅是程度上的事；抑知二者之间，尚有更重要的性质上的差别在。原来科学之所穷，即哲学之所始。凡历史事实之非历史科学所能探究，所能解释的问题，都归历史哲学的领域。即凡历史事实之须从哲学的见地基于世界全体的原理以根本的说明其本性及原则者，都为历史哲学所当研究的问题。例如历史事实究竟的本性如何？历史事实的根本原则如何？历史事实或于各个或于全体究竟有如何意义？这些问题，都是历史哲学领域内的问题。
摘自李大钊《史学要论》《百科小丛书》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51种。
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家。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
摘自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册1928年10月。
在中国今日学术界里面，史学的确呈露出一种危机。几千年来做了政治的附庸，好容易随着新思潮得了解放，这时候大家换了一副脑袋，一对眼光再向着冥矇的已往重行追溯。当然，古董仍然是古董。廿四史虽然可以换做“洋装精订”，然而里面盛的，还是生锈的金银铜铁，乱七八糟的杂货。新思潮带来的是西洋科学宝贝，又新又奇又实用，当然大家都争着向前去抢，“旧纸堆”更少人注意的了。随着是政治的变动，昨天闹“革命”，今天闹“训政”。人家说是“天地更新”——在历史家看来，有没有过革命，新不新，到底不敢说。因为十年八年，在史家不算一回可注意的事。无论怎样，一回革命。一回训政，赶跑了不小株守“旧纸堆”旁的人，由读历史而造历史去了。随着又是社会思想的大变动，一班皮鞋跟上带回来欧美尘土气的智识阶级，天字一号的20世纪新人物，有意识地无意识地异口同声赞美西洋的物质文明，死诅这些祖国笨虫，不会跟他们一齐竞走。因此声嘶力竭只管喊“科学救国”，只管宣扬“拜金主义”、“物质文明”。这么一来，究竟不晓得“笨虫”“科学化”了多少；不幸的“旧纸堆”，大有汲汲乎当“柴火烧”之势了。聪明一世的胡适之先生，在呐喊“你们别跟我一辈子走死路！到实验室去！别在故纸堆里打肋斗！(大意见《新月》第九号)。胡先生是“先觉”，是“圣之时者”。现在是“训政”时期了，所需要的是“建设人才”，所以恨不得把四万万“笨虫”变作科学家。那时真的若用不了这么些，再请回来到“故纸堆”再“翻肋斗”。这一呼，那一逼，旧书摊上不免多买进好些人家不要的旧史书。史学家者流，不免纷纷“改行”了。稍精明的，便放弃了那“死的考据”，而多讲究些史的理论和哲学，不往“杂货箱”里做整个考证的工夫，而往大处落墨，侈谈其所谓新史学精神。廿四史还数不清，偏也爱谈创造新史学。这些现象，都是新思潮新时代和先知先觉的赐与，是史学界的危机，也是学术界局部的不幸。
摘自徐琚清《谈谈历史》《燕大月刊》第4卷第2期1929年4月。
史学的目的和史学的用处，是不能分开的。譬如，从前大家以为史有惩恶劝善的功用，于是便有大批《春秋》式的史籍出现；大家以为可以从历史中求统治法，于是又有大批《资治通鉴》式的史籍出现。我们知道，现在大家对于历史的观念改变了，我们既不相信历史能改革世风，更不相信历史能给我们教训，至于藉历史来宣传主义，或做做文章，我们以为更不应该。我们以为历史只能帮助我们了解现在，并且推测未来，这是历史惟一的用处。但这种用处，已不能算小了。为达到这个目的起见，我们所要努力的，便不能再和从前一样，专作那种褒贬，或给帝王修家谱的工夫，或就那希奇古怪的事情，作些美丽动人的文字。我们须对于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有确实的认识，以便了解现在而控制将来。这是史学的新目的，史学的新使命。
摘自齐思和《论史学之价值》《燕大月刊》第？卷第1—2期合刊1930年12月25日。
个别的认识，只能说是历史学的初步手段。而历史学最后的目的，亦是普遍的认识。
摘自李则纲《历史学与科学》《学风》第5卷第1期193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