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所有的一切，成都都不缺少”
——余秋雨
城市头衔：中国第四城、红粉第一城、锦官城、天府之国文化特色：盆地文化、西蜀文化70多年前，朱自清曾告诉当时的世人——“据说成都是中国第四大城”。而锋头甚健的《新周刊》也出了一本专辑，主题就是“中国第四城”。这本力捧成都的专辑着实让成都的百姓们兴奋了好久。
“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此诗句出自李白的《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唐代长安为京都，故位于其南的成都是为“南京”。李白这极尽赞美的评价，令人想象出当时成都的繁荣盛世。
“古今沿革，有时代性；山川浑厚，有民族性。”（黄宾虹：《九十杂述》）今天，翻开建城已2400多年的成都的历史画卷，人们莫不惊叹于她历史上那些辉煌而令人骄傲的华章。
“成都”之名的来由有多解，其中一个最权威的解释应该是——“成都”二字表示“蜀族居住之地”。“成”与“蜀”两字的古蜀音相近可通，而“都”在古蜀语中即“地方”。
蜀人的初民“资阳人”，生活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距今在数万年到10万年之间。
1万年前，川西平原已经成为古蜀族的活动中心。治水先祖大禹相传就出生于川西岷山的蜀族某部落。“蜀”字在殷周时代的甲骨文中已有记载。殷末周初，蜀已走上了中原逐鹿的政治舞台。
蜀，是周武王伐纣时的“西土八国”中之一。4000多年前，来自岷山深处的古蜀人来到山下的平坝（即川西平原）并定都于此。成都郊区的广汉三星堆，即是4000多年前古蜀国的城邦遗址。
古蜀国的几个著名王朝——蚕丛（蛰居山地）、柏灌（迁居平川）、鱼凫（猎渔为生）、杜宇（开创农耕）、开明（治水定邦），都以川西平原为中心。蜀开明帝时，正值中原地区的春秋中期及战国后期。
成都作为城市之名，开始于战国前期的古蜀开明帝时代。从建城到今天一直使用原名而不变的大城市，在中国只有成都一个。
2318年前，统一的秦国将四川并入版图，并在巴蜀设郡。当时，“秦之迁民皆居蜀”。
2300多年前后，西南先民开拓的丝绸之路（蜀身毒古道，“身毒”即印度）从成都入云南、至缅甸、达印度，并转中亚而往欧洲，比西北的丝绸之路要早200多年。
2260年前后，蜀郡太守李冰在成都西部督师营造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泽惠千秋万代成都人。
最早的“天府”之誉，本是赞美秦汉时期的关中（今陕西汉中）。关中没落之后，遂改成都为“天府”至今。
西汉前期，四川的经济实力已位居全国之首，正如《华阳国志·蜀志》所说，那时的成都“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汉家食货，以为称首”。
东汉时，成都是首都长安之外的“五大都“之一。当时成都人口已有39万，与京城长安的人口已不相上下。《后汉书》说：“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
三国蜀汉时，成都是蜀国都城。那时的成都“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
唐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中兴时代，而当时“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推扬、益”（卢求《成都记序》）；或者说“扬一益二”（司马光《资治通鉴》）。
到了宋代，成都出现了全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当时四川人口占南宋的近四分之一，而财赋收入更占南宋的三分之一。时人曾有“蜀亡则宋亡”之叹。
四川称省始于元代。成都从此就一直是四川省的省城。
成都自开埠以来，也几经兵火与兴亡。明末清初时，四川人口更因为连年的天灾人祸而锐减。后因大量移民迁入，到清咸丰年间才恢复至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此况一直持续到现代。
在重庆直辖中央之前，四川的人口仍为全国的十分之一。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穿过时光的隧道后，今天的成都融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为一炉，既是历史文化名城，又是西部经济重镇。成都绚丽的历史，为今日城市现代的躯壳赋予了不朽的文化灵魂。
外埠入蜀者中之名人也有许多——汉景帝末年的蜀郡守、大教育家文翁，蜀汉王朝丞相诸葛亮，还有南宋时大史学家李焘（《续资治通鉴》），明代的大才子、多产作家杨慎（号升庵）有各种著述400余种，比西方著名的多产作家巴尔扎克还多3倍。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那些年代，有这么多文人齐聚远离京城和中原的地方而寓居成都，实在令人称奇。
还有，现代文学巨匠郭沫若、巴金、李吉力人、沙汀、艾芜，当代文坛怪杰魏明伦、流沙河也都是成都人或川西蜀地人。成都在文化上有如一个“国中之国”。
“自古文人多入蜀”一语沿自“自古词人多入蜀”。
成都地区自古以来物华天宝，地灵人杰。成都人却从来崇文不尚勇，此地多出也似乎只出诗人、文人、高士或学者。
古往今来，在成都休养生息和挥洒诗文的杰出文人“彬彬辈出”。成都人物的历史长廊，几乎全都由文人占据。“初唐四杰”中的王勃、卢照邻，唐代著名边塞诗人高适和岑参，画圣吴道子，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唯物主义诗人刘禹锡，著名大诗人元稹、李商隐，宋代的苏东坡、黄庭坚、陆游、范成大等等，都曾在成都游历和定居，并且都留下许多留芳百世的华美诗文。其中，杜甫在四川期间曾写诗400余首，有多半作于成都的草堂。
明代何宇度在《益部谈资》中说：“蜀之文人才士，每出，皆表仪一代，领袖百家。”成都人司马相如便是四川古代文化史上第一个最著名的文学家，汉武帝在读其《子虚赋》后竟惊叹“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成都人杨雄是西汉末期人，乃中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唐代著名女诗人薛涛也是成都当地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十分著名的“两表”——诸葛亮的《出师表》和李密的《陈情表》都写于蜀中。
历史上的成都曾经有过辉煌的时代，今天的成都也并未落后于这个时代。若以政治经济地位论，成都曾为西南局之首府，在西部开发中位居战略重地，机场吞吐量也排在全国第四，更被媒体誉为“中国第四城”。在国务院批准的城市战略规划中，成都还是“三个中心（科技、商贸、金融）、两个枢纽（交通、通信）”。成都有她为自己骄傲的理由。
余秋雨曾经用一句无以复加的话语来褒赞过成都——“中华文明所有的一切，成都都不缺少”。成都真可谓“得天独厚”。然而，成都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当人们更多地在注意成都的优势时，成都的确需要清醒地了解，正是因为这些“得天独厚”而产生的“天府心态”和“盆地意识”，导致了成都今天和未来发展的某些劣势。
与沿海大城市相比，成都毕竟位居中西部。对于入世之后的中国来说，业已成为投资主体之一的外商资本肯定更加青睐沿海城市，在那里，人员的进出和物流的进出都更加便捷，运输成本也就更有优势。
成都尽管堪称大都市，但绝对还不是而且短期内也难以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本土文化的过于厚重，使成都游离于国际文化之外，很难与上海这类国际化城市竞争，甚至重庆的国际化程度可能都比成都高。
成都人的某些意识有点缺憾。被盆地包围着、滋养着的成都人，在其长期的历史演进中，慢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历史文化，而这一切亦慢慢化为一种内在的性格，一种特殊的心理特质，而这种物质又投射到诸多方面，我们可以称之为“天府心态”。
自傲心态
这是在四川盆地封闭环境下，人们面对外部世界的一种不正常的心理状态。在强凌弱、大欺小、快吃慢的竞争时代，必须做强做大，而闲适主义的成都和成都人，多小富即安，不富亦安，不求大成。他们似乎觉得，能够在西南或者西部一隅“雄起”足矣，何必去拔什么头筹、行什么使命。
本世纪初，四川自贡留学生雷铁崖在《警告全蜀》一文中指出：四川人普遍存在着“不与外省交”，往往把外省看作好象是外邦的弊病。今天，市场经济早已冲破一切地区行业的人为封锁，在成都这座万方云集的西南都会城市，过去那种从商业行动上抵制“外帮”的现象，早已不复存在了。但四川人面对外省人的自傲心态却并没有绝迹。今天，四川人对外乡人或是外省人，无不通称为老表。北京大腕是北京老表，上海阿拉香港老板是上海老表香港老表，河南耍猴儿的农民是河南老表。何谓老表？据考，它不含有江西人称有一定血缘关系的人为老表的意思，恰恰相反，成都人称呼外地人为老表，颇有轻视之意。
这是天府之国的人们建立于眼前利益基础之上的一种动辄发烧发狂的心理反映。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城都作了一个《告别四川同胞》的讲演，在肯定四川人“才智有余”优点的同时，说四川人的“流弊则伤于虚浮”。如今又是怎样的呢？成都人爱说别人“狂眉狂眼”，这句话反扣回来，用来形容他们自己的发烧发狂的狂热精神，真是一点也不过分。正如有位作者描写的那样，成都人脑壳里生了个“炒”字，眼睛上安了个“盯”字，脚板上装了个“撵”字，心头慌的是“发”字。成都人这些年一门心思想着发，发，发！
惰性心态
作为建立在闲散生活方式上的一种心理上的反映，其主要特征就是进取心不是很强，把大量的时间耗在休闲娱乐享受上。正如《暴风雨前》中赫又三所说的：“因为生活程度低，大家容易生活，费不了多大的事，衣食住行完全解决，因此大家便养成了一种懒惰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