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交往一段时间后，黄如论先生和方女士相互订下终身，并选择了一个不错的日子成婚，那时，正是邓小平大搞整顿的时候。
按照中国人的风俗，结婚是人生最大的事情。因此，自古就有攀比操办婚事的风气。正像今天这样，无论是官家还是商家，把操办婚事当成了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就说是普通百姓家吧，为操办儿女的婚事，砸锅卖铁也在所不惜，目的只为两个字：面子。我没有査过中国的婚丧嫁娶的历史，只知在“文革”中曾把传统的结婚仪式当做“四旧”给禁止了。即便如此，老百姓还是要请几桌酒席热闹一下的。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清楚，那时中国的经济到了就要崩溃的边缘。举例说，一个人一个月有30斤上下不等的粮食，凭粮票购买。同时，还发放半斤肉票、半斤油票、半斤糖果票、半斤点心票等。听说黄如论就要结婚了，热心的朋友们省下自己的半斤肉票凑份子，悄悄地准备办几桌没有多少肉的酒席庆祝一下？正当黄如论兴高采烈地筹办结婚酒席的时候，马鼻公社的当权者下令要他回乡，接受群众的批判。理由是结婚大办酒席，有资产阶级思想。那时的黄如论是很有组织观念的，尽管气得怒目大睁，可他还是回到了马鼻公社接受所谓审查。回首往事，他愤愤然地对我说：
“我一个人呆在屋里接受审査，交代资产阶级思想，可在罗源的朋友们还在为我筹备结婚的酒席，我当时真是气极了！尤其当我想到就要当新娘的妻子，我真是气得有泪不知向何处流啊！”
也就是在遭受这次特殊的审査中，用黄如论先生自己的话说：“我那时真的对政治厌恶到了极点！”怎么办呢？他无限悲怆地对我讲了如下这段话：
穷则思变，这是一切穷人内心最为美好的向往，或曰一生奋力追求的方向。
诚如前文所述，黄如论先生出生在农耕之家，穷得连书都念不起，虽说自幼就有着“穷则思变”的梦想，但对他这样一个穷孩子来说，也只是一个梦想。
我记得在“文革”前夕参加“四清”运动的时候，经常对贫下中农的骨干分子说这样几句话：“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富，富变修。”意思是说，穷则思变是对的，一旦富了就变修也是符合规律的，因此，我们要防止生活富裕了变成修正主义。“文化大革命”中，在全国——尤其是在农村有一句喊得最响亮的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把话说白了，上述两段话是“四人帮”给全国亿万农民指的方向：宁可受穷，也不变修。现在看来，这两段话真是荒唐之极，然而在那个荒唐的时代却被当做真理来吹捧。从一般规律来看，红卫兵时代的黄如论先生是难辨真伪的，说不定还会大喊几声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
但是，生存是决定人的一切行为的先决条件。换言之，再美丽的谎言只能欺骗一时，一旦谎言危及到人的生存就不攻自破了。例如，当年黄如论先生带着自己支持的厅局级“走资派”向山区逃跑的路上，饿得只能用一角钱挖三个地瓜充饥的时候，他不会不问一个为什么；接下来，他也一定会想一想今后的日子将如何生活下去。事有凑巧，等到黄如论先生带着这些“走资派”回到省城福州不久，又发生了一件危及到他的安全和生存的事件。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清楚，在打派仗的时候撒谎是可以不脸红的。那时，各级电台天天广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可是那些大闹派性的头头们却出于一派之私阳奉阴违，天天在大搞武斗。这就是最典型的桌面上谈判，桌底下使绊。也就是在“四人帮”挑起的派性大战中，黄如论先生他们那一派的红卫兵组织被打垮了。接下来，对立面的那一派红卫兵组织又乘胜追击，对他们不仅进行“宜将胜勇追穷寇”的全面出击，而且还要继续展开“痛打落水狗”的战斗。直言之：一是对所谓站错队的红卫兵群众大搞触及灵魂闹革命，再是抓捕被打垮的红卫兵组织的大小头头进行隔离审查，坚决批倒斗臭，重者还要送交专政机关蹲大牢。在强大的舆论攻心和专政手段相结合的高压下，到处都是一片白色恐怖。面对生存的抉择，那些曾经高喊经风雨、见世面，为真理而斗争的被打垮的红卫兵，随即作鸟兽散，一个个忐忑不安地在等待命运的安排。黄如论先生很早就懂得识时务者为俊杰，为了逃避对立面红卫兵组织的抓捕，他偷偷地由省城福州回到家乡马鼻躲藏。没有几天，他又想到自己曾是连江县红卫兵组织的小头目之一，自然所谓的派性冤家也不在少数。换句话说：躲藏在家乡并不安全。为了逃避对立面红卫兵组织的捜捕，经由家人协商，由他的叔叔凑了20元钱，让他逃到闽东老革命地区古田堂姐家去避难。
“文革”中的农村是非常贫穷的！我记得在农村种地的哑巴哥哥干一天农活挣10个工分，到年底这10个工分才能分到8分钱；就说我大学毕业后的工资吧，一个月也只有46元钱。换句话说，20元钱对当时的农民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那时，黄如论先生家贫如洗，自己又没有工作，自然清楚这20元钱的分量。同时，他还明白在躲避搜査的特殊时期，这20元钱又凝聚着全家人对自己深深的爱。那天夜里，他伸出粗大的双手，有些颤抖地接过这沉甸甸的20元钱，遂又小心翼翼地藏在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接着，他含泪告别全家的亲人，转身走出家门，趁着月黑星稀的深夜，拿着托人买的汽车票，大步踉跑地向连江汽车站走去。天就要亮了，他终于坐上了驶往古田的又脏、又乱，且又人满为患的长途客车。‘‘文革”之前，福建是一个经济落后、交通闭塞的省份。其中，闽东革命老区古田等地因群山环抱，水深流急，则更是难以和外部世界沟通。就是到了“文革”时期，联系福州与古田的也只有那条异常险峻的山区公路。黄如论先生或许是因为避难出走的心情不佳，也或许是要转几次长途客车实在是太累，满山遍野的茂林修竹引不起他的兴趣，崇山峻岭中的百鸟歌唱他也无睱欣赏，他只是木然地坐在破旧的长途客车上，微眯着双眼，下意识地保护着身上那20元钱，忽而倚着车窗睡觉，忽而随着人流中途换车，希望快一些到达古田县城，好再打听去堂姐家的路。
“古田到了！请旅客拿好行李准备下车！”
倚窗沉睡的黄如论先生被售票员唤醒，他习惯地揉了揉双眼，匆忙站起身来，随着人流走下客车，放眼望去，方知是到了夜幕低垂的傍晚时分了。他活动了一下身子，顿感腹空无力，至此又知整整一天没有吃东西了。他当即决定：先买一块烤地瓜充饥，然后再问去堂姐家的路。当他伸手掏钱的时候，惊得出了一身冷汗，放在口袋中的那20元钱不见了！他焦急万分，不住地自问：“是谁偷了这20元钱呢？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啊”多年之后，黄如论先生向我讲起这件往事的时候，还心情沉重地说了这段话：
“那时候我所在的一派红卫兵失败了，怕被抓，就想跑到古田我堂姐家去避难。当时叔叔给了我20块钱路费，我转了好几趟车到了古田县城，发现钱被偷了，堂姐家离县城很远，我没钱住店，就蹲在公园里整整冻了一夜，这件事我印象很深。那夜，我躺在公园的木椅上望着星空想了很多，最后得出结论：归根到底就是没有钱。所以，从那时起就暗下决心：我要赚钱！”
在今天看来，“我要赚钱”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在高喊坚决割掉资本主义尾巴的岁月里，“我要赚钱”却被视为一句反动的口号，谁敢顶风而上，谁就会变成批斗的对象。对此，黄如论先生是心知肚明的，他只能把“我要赚钱”的念头暗藏心底，伺机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