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服饰在我们的古老的祖先已是自身保护、繁衍后代不可缺少的生存工具了。
美在那个时候就不是一件奢侈品。人们的服饰，是历史的一面镜子，表现出一种人类发展的文化现象。
人做为自然界的产儿，必须依赖自然、适应自然，但人的这种适应是要在积极地改进自然，通过劳动创造出能最大限度满足人生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为什么人的创造要根据人生的需要来进行？
从文化心理上分析，是人的需要有一定客观条件和生理、心理等因素起着重要作用。服饰文化就是这种人生需要的重要对象。
人人都要穿衣，穿什么？怎么穿？都大有不同。生存气候、环境、生产、生活条件乃至民族、地域等都是穿衣的先决条件，从而也就决定了人穿衣的目的。人在某个时期，达到了一定的穿衣目的之后（穿得暖和），又随着社会的改造，生产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促使人又萌生了对服饰的新的追求（穿得美观）。周而复始，推动着服饰与文明进步、社会改造、生产发展的有机结合。
人在穿衣戴帽的同时，不断认识服饰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关系，推动着服饰文化的发展，又不断总结和摸索着服饰文化的发展规律，这样就使人能不断地调节服饰文化与其他文化，及社会发展的关系。
有着5000年服饰史的华夏民族，今天依旧在东方古老的轨道里螺旋式地运行着，传统的文化服饰观念，依然保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行动方式中。
人们穿着现代时装，并不表明他们拥有现代观念。
服饰文化打政治符号的印记，从古至今都是一脉相承的。这实在让我们吃惊。
据《易·系辞》载，三皇五帝时，衣裳已有“乾”“坤”之别，“乾”尊“坤”卑，衣裳等级分明，人的地位一目了然。
即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之际，也没忘记以自己特有的服饰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史记》载：“齐恒公高冠博带，以治其国，其国治；晋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韦衣带剑，以治其国，其国治；越王勾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其国治；至于春申君珠履三千客，孟尝君千金白狐裘”更成为千古美谈。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竟招来朝野震惊，举国效仿。
秦代崇尚黑色，无论男女皆“上俭下丰”，这种装束影响了几个朝代。
汉代则力求男子精悍飘逸之风度，而女子多崇尚窈窕轻盈、襦裙合一的体态。
盛唐则使中国服饰进入辉煌时代。皇室师承汉晋，讲究裙（胸）、长（裙）、宽（衣）、窄（襦）透出一种大唐气势。华丽、开放、高贵，是历朝历代不能比拟的。杨贵妃的“霓裳羽衣”是一种闪闪发亮、质地轻薄的衣裙，更是天下绝伦，难于再版。而唐代女子多用透明的薄纱蔽体，“绫罗纤缕见肌肤”，且裙上锈着大朵牡丹，显示出富丽华贵的主调。
宋朝男子朝服大裙宽衫。但“黄”色属于皇权象征，民间无人敢碰。
元代承袭中原服式长处，又吸取北方游牧民族服装优点，形成“系着四合如意之肩”。
明朝服饰没大特色，却在朱程理学的扼制下，把“衣制天下”思想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使服饰成了“昭名分，辨等威”的工具，稍有差错、便要问罪。形成了“九天宫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局面。
清代，将中国古典服装发展到了顶峰，满人旗裙更是经典之作。将近300年的历史中，旗袍款式不断更新，成为近代中国妇女的“礼服”。由于旗袍用料讲究，且能将女性曲线完美表达出来，渐渐形成了独有的“含蓄的深远，朦胧的韵味”，庄重、雍容华贵又落落大方。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孙中山为破除清王朝的封建服饰束缚，亲自设计出一套以日本陆军士官服为蓝本的中山装，取代了中国男性礼服——长袍马褂。本世纪初的中山装，成为激进人士、革命党人的代表性服装。至今，还是中国男子标准的“国服”款式。但此间，旗袍没有太大的改变，仍是名嫒小姐更何况喜爱的社交服装。
近100年来，中国这块土地上，还有一串饶有趣味的现象。
人们似乎还能记起五六十年代因政治因素影响国人服饰的怪事：50年代列宁装、布拉吉是国服。六七十年代风行绿军装，男男女女无一例外。八九十年代西装革履，变化无穷。
曾在军队某剧团干了一辈子的歌唱家王某，拿出一张摄于60年代末的照片给我看：一袭绿衣衬着她一脸的严肃，帽沿下满眼迷茫，军服领口露出的“三角地”却配着一件粉红色的衬衣（这是后来上色的）。是啊，那时的她，三十出头，风韵犹存。但却没有好看的衣服穿。今天，肥大的军服对她来说，只是往昔的悠久回忆了。而今，她已退休多年，却参加了老年时装表演队。花花绿绿的衣裙一穿，王老太太气质不凡。她说，要把丢失的时光补回来。
当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装出现在中国大地上时，你能说它不是改革开放的某种信号吗？
经济条件和五彩世界的交叉影响，驱动了人们想象的神经。表现个性与追求，领导潮流自然是美的升华，也是人们文化层次的提高。
人们往往有一种对“自我形象”的认识，并以此为标准，力求使服装能与自我形象吻合，从而突出自己的形象，气质和风度。不会再有人一窝蜂似地乱模仿，赶潮流。中国不再只有流行色。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在瞬息万变的服装潮流中，确立自己的穿着风格——无论穿什么怎么穿，只要你认为是美的。
人们对某种服装的偏爱，受到某种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已越来越少。相反，更多的人则是从美学意义上来理解服装了。
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普及和进步，现代人对服装的要求，不再仅仅停留在防冷御寒、遮羞掩丑的低层面上。随着个人服饰文化修养的提高，个人情感世界的丰富，人们关心的是除了合体之外，还竭力装饰人体、美化人体。
“转遍整个北京城，也买不着你想要的衣服。”丈夫对转了大半天仍游兴不减的妻子说。不错，光是在西单一条街，他们俩就转了整整一下午。不是面料不行，就是款式不好。好不容易看中了一件上衣，一试却穿不上，原因是太瘦。丈夫每天可以挑灯笔耕，却无转商场的“功夫”，刚上西单购物中心三层，丈夫便头昏恶心。妻说：“那你在平台上休息，我再去转一圈。”
是这位妻子事儿多？还是买不起？全不是！妻子委屈地说是商场“无衣可穿”，那些东西根本无法完美地表现妻子高雅的气质和情绪。
因为妻子从来不被时装画报、时装模特搅得昏头昏脑。她有她的理：舞台上的美丽，并不等于在生活中同样美丽。常常有这种情况，妻耐不过丈夫不厌其烦地陪转，干脆咬牙买吧，可付款前充满魅力的时装，买下后很快黯然失色了。怪谁呢？
对大多数消费者而言，不可能都是那一掷千金的大款。买下不合意了，便丢在一边，重新再买一件。一般的老百姓，买一件可心的衣服，恨不得能穿上大半年。这是一般老百姓的购物心态。
但让妻子再穿上那件不可心的“时装”，不啻是一种痛苦。妻子的挑剔，果然有道理。服装是一种心愿，一种情绪。
我们什么时候能按自己的体形、仪表、气质，选择适合的面料、花色、款式来制作，穿起端庄潇洒的服装呢？一般的成衣，是不能满足每个人的需要的。
男子汉们为什么不让自己的妻子、情人更美丽、更称心如意呢？
3．服饰外衣下的性躁动
正当早期的基督教教父们，声称禁欲是通往天堂的唯一途径时，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同样心怀虔敬的修道者却坚持相反的看法。中国的一位修道者葛洪就认为，一个男人若和越多的女人交媾，就能得到越大的利益。
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之后的漫长岁月里，世界各地大多数的人类在迈向文明的进程中，均逐渐抛弃了他们与自然界旧有的混沌不清的关系，而让人从自然界中抽离出来。但中国人却仍保持着这种与自然不分的关系，并依此理念建立了他们独特的文明，发展出独特的世界观。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在“存在”这种持续、永恒的动态变化中，与鸟类野兽、花草树木、山石河流、风雨云雾等自然资源不可分离地交融在一起。没有一件东西和它前一刻是一模一样的。
变即“易”。道家创造了阴阳的交互作用，和谐运转接触、彼此吸取互补。男为阳，女为阴，“拟化自然”，性行为不单是欲望发泄，它更是阴阳两种宇宙力量在人类身上具体而微的展现。天地相交而生百物，男女交合而生子女。在这个观念下，男女房事主要是采阴补阳，男性选择伴侣，要发育良好、娇小丰满、曲线玲珑、面容美丽，达到性成熟期的最佳女性。
师法自然，放任无为的道家思想虽然是中国思想哲学的一大主流，但最终伏首于孔子所奠基的正统儒家思想。
这就麻烦了。中国人一方面在私人生活上以道家的法则为依归，同时认为儒家的礼法也相当适合社会与国家的需要。什么礼呀、孝呀、家庭呀、国家呀，没有血脉相传便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儿子是绝对重要的。因而，在儒家极端严谨的哲学体系下，为了生出健壮的儿子，一般人仍私下采用着源于道家的“房中术”。
这种微妙的关系，使一夫多妻、人口性别、阶级比例如一根活线，穿起了密如蛛网的家族。
在封建礼制下，人伦关系是相互防范的。男女有别，授授不亲。儒家非常忌讳男女之间的肉体接触，“以礼为防”。儒家要人严守男女之防，为的是尽量避免勾起情欲的场合或机会。
中国自古以来一向认为，“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
谁也弄不清为什么中国古代对女人的“三寸金莲”感兴趣。仅仅是“步步莲花”、“帘底纤纤月”的缠足之类吗？
李白诗曰：“一双金齿屐，两足白如霜。”
晋人谢灵运：“临流濯素足。”
南唐李后主：“令宫嫔宫娘以帛绵足，屈上作新月状，着素袜行舞莲中，回旋有凌云之态。”缠足虽使女人变得弱不禁风，楚楚可怜，却也有动人之处，她使男人变得性起，以女人的病弱来膨胀自己的优越感，从而怜爱之。
女人为了取悦男人而饱受皮肉之苦及行动不便的怪异产物——三寸金莲的缠足之美，却被男人们津津乐道，陷入病态。
李笠翁曾说女人小脚的用处，是叫男人昼里“怜惜”，夜里“抚摸”、赏玩。元明两代时，更有以妓鞋载酒行觞，男士轮流闻嗅鞋中所发出的“香味”。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男人曾经有过的独特的带有性特征的“恋物癖”。
但是，中国古人并没有从理论上解决，为什么非要让女人缠足。旁观者清，倒是日本人从现代解剖学上分析说，妇女因缠足，为了好好站立行走，两腿及骨盆肌肉需经常崩紧，“在和缠足的女人性交时，因其阴部之肌肉较紧，予人如同处女的感觉。男人探得深，且又被女人夹得紧而饱满，从而，男人既能挺立的时间久，女人又能得到性满足”。这种说法似乎很有几分道理。
如此说来，女人的这种缠足之下的“柔弱之美”，除了是对女人肉体的摧残之外，更深层、更隐晦的意义，便是为了满足男人们的性快感。
这节文字，似乎与本文题目无多大关联，却解决了性观念的问题。
美感，常常陪着性感而来。性的感染就是美的感染。性的愉悦，就是美的愉悦。性吸引，无疑是美感之源。
国外许多长相漂亮娇美的模特们，本来身材、线条就够捧的了，却都做隆胸手术，是为丰满增加“性感”呢？还是为了增加“美感”呢？
一位印第安少女用酸梅果汁染红双唇，等待骠悍的男子劫掠而归时，鲜红的小嘴，是以“性”给对方刺激诱惑呢？还是以“美”给对方诱惑呢？这个信号，当然触动了男子性机能的兴奋，他会狂热地揽住娇小的少女。
为什么人们对漂亮小姐总会怀异想？
为什么丑女人总会相安无事？没人对她感兴趣。
为什么红颜薄命，灾难总落在她的头上？
达尔文就认为，人类的初期艺术活动，完全是性的夸耀显示，一切原始人类的身体装饰，完全出于异性之间互相献媚的结果。
顾如冰先生在一篇谈性别与服饰关系的文章中，阐述了如下观点：在克里特文明的鼎盛时期（公元前1700年），胸是女性美的主要标志，女性以裸露丰乳来炫耀自己的美，从米诺第三代王朝中期（公元前1700～1550年）开始流行女装上衣短小合身，两袖只近肘，门襟用线绳系于乳房之下，充分坦露胸部，这从近代出土的锡尼科纳克神庙中持蛇女神像中可见端倪。而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上残存的古罗马镶嵌壁画中发现，裸露健美的身体是当时的社会风尚。当时的少女们在锻炼时，穿的服装几乎与今天的比基尼泳装相同。
中世纪的黑暗过后，哥特式艺术改变了欧洲文化，服装强调人体曲线美。16世纪中叶后，西班牙服饰对欧洲宫廷服装有很大影响。这时期，女装盛行隆胸凸臂，靠鲸骨或藤条制衣的紧身胸衣和裙撑达到夸张的效果。这种有着人工装饰趣味的服装断断续续流行到20世纪初。使那些上流社会太太小姐们大受呈现迷人S型曲线的束缚之苦。
在中国古代，则不同了。审视历史长河，虽然，流露性意识的袒肩露胸服饰很少，但经济繁荣时期，服饰形式则是很开放的。
汉代司马相如有“皓体呈露，弱骨丰肌”（美女赋）之辞。
唐代有坦露的女装，当时仕女在透明的罗衫之下，内穿纹胸，上半身或隐或现，以体态丰满为美。所谓“燕瘦环肥”即是以汉代赵飞燕和唐代杨玉环为标准的女性性感的崇尚而已。
富于创新的服装大师保罗·波烈于1907年取消了长期束缚女性的紧身胸衣，代之的是胸罩，很快在世界各地风行起来。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女人都穿戴胸罩，以保护和修饰女性的第二特征。
1946年，法国著名泳装设计大师海姆推出了性感洋溢，令人昨舌的三点式泳装。因为影响巨大，人们便以美国在太平洋比基尼岛上试验的原子弹相比，称之为“比基尼”泳装（英文bikini译音）。它一问世，即在西方世界风行一时，经久不衰。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比基尼泳装猛烈冲击着西方文化，对“健美热”，“性革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56年“上帝创造人”选美大会上，比基尼已经成为唯一的标准装。
60年代末，正统派的拉罗斯大词典也不得不把以小写字母开头的比基尼列为词条收入词典。
60年代，一股反保守反传统的风潮席卷全球，人们以新形式表现自我。性感表现，是当时服饰风格的主题。在伦敦，玛丽·奎恩特推出了划时代的超短裙。在纽约，鲁迪·格恩特发表了惊世骇俗的无上装泳装。在佛罗伦萨，奥塔维欧·米索尼以透明飘逸的针织物设计出青春女装。在巴黎，于贝尔·德·吉旺西发明了透明紧身连衣裤。圣·洛朗也一反常态，推出了蔑视传统的透明服。
然而，好景不长，作为对性感裸露服装的反动，青年们兴起了一种“无性别化趋向”。时至今日，那些摩登少女们穿上紧身牛仔裤后，反而更加生气勃勃，更加性感。玛丽·梦露的“苹果牌”牛仔裤广告形象风靡全球，至今不衰。
性意识的服饰表现，到今天仍是现代服饰的主题之一，这是当初人们没有想到的。表现人体美，是现代服装发展的趋势和追求。
现代女性的体形美，既不像西方古典派要求的柔顺而圆滑的曲线和宽的臀围，更不是中国古典的削肩、细弱的美女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