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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高效完备的清代驿传

清代驿传的建设,是伴随着中央集权统治的建立与巩固而进行的,至康、雍、乾三世达到鼎盛时期。

清统治者在明代驿传的基础上,集历代驿传之大成,又根据本朝的特点加以“损益”,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效率最高、驿路分布最广、组织也最为复杂的驿传体系。

其特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改单一的管理体制,为“兼管、专管、代管”三位一体的管理形式。明代的驿传,实施驿丞管理驿站,与地方政府不相统属,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清初,曾沿用了这一体制。然而,清统治者逐渐发现了这一体制的种种弊病:一是州县不管,府道鞭长莫及,难以对驿站实施有效的管理;二是驿传自身离开地方政府的支持,困难重重,在征夫、买马、应差等方面没有保障;三是机构重叠,开支很大。

有鉴于此,清朝在体制上实行了“裁驿丞,归州县”的改革措施。具体做法是,将城内及离城较近的驿站,交由州县衙门兼管,裁撤驿丞;对离城区较远,或离城虽近但路当交通要道、驿务繁忙、州县无力兼管的驿站,仍由驿丞专管;对边防重镇的驿站,则由驻防的武将代管。这样,便形成了兼管、专管、代管三位一体的驿传管理体制。这种裁减工作进行了多次,至光绪朝时,全国仅有十个省保留了65名专职的驿丞。

其二,健全机构,形成了复杂多样的组织形式。清代共设置驿站2000个左右,拥有驿夫7万多人;设置递铺14000多个,拥有铺兵4万多名,其驿传组织规模庞大,星罗棋布,网路纵横,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

清代常设的驿传组织,由驿、站、塘、台、所、铺六种形式构成。驿分马驿、水驿,主要设在内地各省和盛京(今沈阳市)。站,主要为传送军事情报而设,常设的有两路,自北京昌平回龙观起,一路经张家口至阿尔泰军台,用以传送北路军事情报;一路沿边城经山西、陕西、甘肃,出嘉峪关至军塘,以传送西路军事情报。此外,吉林、黑龙江、直隶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及山西杀虎口外,也设有站,并与蒙古各站衔接。塘即军塘,设于甘肃安西州、新疆哈密厅、镇西厅等地,用以疏通本地区的通信。台,主要设在西北地区,每台有若干官兵,负责接递公文。所,乃旧设递运所,用以传送官物,后裁并归于驿。铺,性质与以往相同,是步递通信组织。

上述六种组织构成了两大通信系统,即以驿为主体的马递(包括水递)通信系统和以铺为主体的步递通信系统。其他塘、站、台、所,都不是全国性的,乃是适应边疆地区的特殊需要而设,均由军卒充役,除以飞递形式传送军事情报作为主要任务外,还兼具巡逻、侦察、运输等多种职能,是在古驿路或商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此外,在没有驿的州县,清政府还普遍设立了“县递”,用以联系地方间的通信,弥补干线驿传的不足。县递人马不多,开支也有限,但使用起来却十分方便。

其三,四通八达的通信网络布局。清代的驿传通信,以京师皇华驿为中心,向全国各地辐射。皇华驿在北京东华门,是全国驿路的总枢纽。从皇华驿出发,东路经通州、蓟县,出山海关,至盛京,连通东北各地驿站。北路从昌平开始,经宣化,出居庸关,到达山西;出张家口越长城外边,通往蒙古地区。南路经良乡、涿州而分为两大路。东南路,经河间通达山东、江苏、浙江、福建至广东。西南路,由保定、正定、顺德,经中州(今郑州市),一路通往陕西、四川、云南、贵州;一路通往湖北、湖南、广西、广东。这些只是全国性的干线驿路,至于省与省之间和各省内的驿路,更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

经过改革、整顿后,清代驿传的通信效率获得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以驿为主体的“马上飞递”,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度,遇有紧急军情,一昼夜的传送速度竟达到600~800里之多。高效的驿传通信系统,在清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准葛尔、噶尔丹叛乱,统一台湾,以及抗击沙俄入侵等战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清朝的驿传通信建设,到乾隆时达到了鼎盛状态。正如后人所说的那样:“我朝边围驿站之政,到高宗(即乾隆)而集其大成。”嘉庆、道光以后,随着政治腐败、经济衰退,驿传通信也逐渐衰落。从咸丰四年(1854年)开始,清政府大规模地裁减驿传经费,其中尤以铺递经费消减为多,致使原来的驿传通信系统元气大伤,再难恢复旧观。后来,随着帝国主义入侵的加深和太平军势力扩展造成的驿路阻塞,驿传通信遂呈半瘫痪状态。再往后,电报、电信业进入中国并迅速发展起来,驿传逐步退出社会生活舞台而成为历史的陈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