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是一条河，即使是最平静、最柔和的港湾，当暴风雨到来的时候也会掀起波澜。可以说，人的一生会处处充满着矛盾，人与人之间随时都有造成隔阂的可能。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谊，是大家公认的天下人的表率，但他们之间也曾有过小小的波折。1863年1月8日，恩格斯的妻子玛丽·白恩士去世了。他将这一不幸的消息和无法忍受的悲痛，写信告诉了自己最亲密的朋友马克思。两天后，他收到马克思的回信，但信中只有开头一句“关于玛丽的噩耗使我感到极为震惊”是安慰的话，其他都是谈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上的困境。恩格斯读完信，感到很不愉快，他提笔写信责备马克思太无情，对朋友的丧事哀痛漠不关心。马克思接到这封信后，马上意识到自己对不起朋友，感到“二十年的友谊发生了裂痕”。于是，他怀着沉重而诚恳的心情，给恩格斯回了封信。信中，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解释了当时的情况，表示了深深的歉意。恩格斯阅信后，立即以愉快的心请给马克思复信：“你最近的一封信，已经把前一封所留下的印象清除了，而且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没有在失去玛丽的同时，再失去自己最老、最好的朋友。”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友谊深厚，但也难免发生矛盾。只是在矛盾出现的时候，马克思能主动向恩格斯道歉，恩格斯能不计较朋友一时的过失。他们用理解和互谅很快消除了朋友间的隔阂，弥补了已发生的友谊的裂痕。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为人准则。北宋时期，赵概和欧阳修都任职于国史馆。赵概性情刚直，与欧阳修争论国家大事时，直言力争，毫不退让。欧阳修不理解赵概的性格，认为他是一个不讲情理，有意为难自己的人。后来欧阳修当了副宰相，把赵概贬为天章阁侍制。赵概也并不放在心上。不久，欧阳修的外甥犯了法，牵连到欧阳修。那些平日和欧阳修政见不同的人便四处活动，想趁机搞垮他。但赵概没有那样去做，反而给皇帝上书说：“甥是甥，舅是舅，如果外甥犯了法就治舅舅的罪，那不是有失公允吗？”皇帝见赵概都这么说，而且言之成理，结果就没有治欧阳修的罪。欧阳修从这件事情上理解了赵概的为人，也深为自己过去对赵概的误解和做法感到惭愧。从此，两人成了莫逆之交，在以后的互相帮助中，共同做了许多有益于国家的事情。赵概的这种求大同存小异、放弃前嫌、宽以待人的做法，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生活中，磕磕碰碰的事大概谁也难以避免。北京市公共汽车公司一位优秀售票员，有一次也遇上了一件令人恼火的事。她将车票和找的零钱递给一位中年女乘客后，对方立时沉下了脸，回手将所找的两毛钱硬币摔向售票台，硬币“丁丁当当”蹦到了车内地板上。这位售票员很快明白了怎么回事：原来不该找她硬币。面对此情此景，旁观者大概以为一场争斗在所难免了。然而，事情恰有出人意料之处：这位售票员很快找出两毛钱纸币，边递边面带微笑地说：“同志，给您换一下，请收好。”一场一触即发的争斗被售票员的微笑化解了。自然，乘客们也用善恶不同的目光对两者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在另一辆十分拥挤的公共汽车上，汽车急刹车，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知识分子站立不稳，碰到前面一位妇女身上。那妇女怒气冲冲地骂道：“德性！”（北京骂人的土话，意即缺德。）中年知识分子站稳后，莞尔一笑，款款答道：“不是德性，是惯性。”说得那妇女也忍俊不禁。
真诚所至，金石为开，理解和互谅比什么都重要。《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规定：“妨碍别人要道歉。”换一个角度说，也应做到被人妨碍不计较。如果能做到这两点，那么，那些冤呀，仇呀，隔阂呀，纠纷呀，都会统统被扔到远离人们的爪哇国去。
人是社会的一个细胞，人生活在社会上，就必定同其他人发生联系。因此，当有人来到我们家做客时，我们也就会碰到一个怎样礼貌待人的问题。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礼义之邦，在礼貌待客上，先人们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家喻户晓的名言警句。春秋时期的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悦）乎？”三国的曹操也说：“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谈的是迎客。在礼貌送客上，唐代王维留下了“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慨叹，李白吟出了“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绝唱。
在这方面，我们的先人还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故事。
有一年春天，李白与好朋友，也是当时的大诗人孟浩然在湖北的武昌相遇了。经过短暂的逗留后，孟浩然又要离开武昌乘舟西下广陵。李白送孟浩然，送了一程又一程，送到了再也不能送的长江岸边。好朋友上了船，江水推着船儿向前游去，李白的目光也随着船只远远相送。一直送到水天相接、碧空茫茫的地方，看不到一丁点帆影了，李白还站在长江岸边凝神远眺，心绪也随着滔滔江水送着朋友飘向远方……
这是一幅多么感人的“送友图”！
礼貌待客的问题，不仅表现在个人之间的往来上，还表现在大至国家与国家的交往中。
这方面，周恩来总理堪称天下人的楷模。他每次接见外宾，都能给对方留下美好的、一生难忘的印象。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当时周总理已身患重病，但他仍拖着疲惫的身子，以周密的考虑和妥善的安排，亲自迎接了这位远方的客人，使尼克松总统一行带着满意的微笑离开了中国。尼克松的这次中国之行，对改善当时的中美关系和后来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也许有的同学会认为，是不是将问题谈得太重大了一点？因为以上谈的情况不一定都符合我们中学生的实际。在待客的方式上，中学生与其他人是有所区别，但在待客诚恳、热情的态度上又是一致的，并且礼貌待客的习惯是从小养成的。
古人说，“诗上会吟人”，“同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由此可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与良师益友的交往言谈是很有益处的。当我们和人家谈话时，有一点应该引起注意，即必须注意言谈中的文明礼貌。
言谈中的文明礼貌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比如，当我们和人家谈话时，要谦虚一点，不要妄自尊大，给人盛气凌人的感觉；当我们向人家请教时，要虚心一点，不要不懂装懂，给人不诚恳的印象；当我们听人家讲话时，即使是逆耳之言，也要让人家把话说完，不要剥夺人家的讲话权利，给人霸道而有失教养的反感。
言谈中的文明礼貌，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某种精神、气质和品性。彭德怀同志是一位表情严肃、不苟言笑的人，他担任国防部长的时候，在那些傲视中国的大国沙文主义者面前，他那厚厚的像铁门一样紧闭的嘴唇，会使对方感到威严而不得不肃然起敬。但是，彭德怀与外宾交谈时，又从不给人傲慢无礼之感。每次交谈前，他都会作充分的准备。交谈时，他说话诚恳、考虑全面，对方需要而又可以提供的数字和事例，他都介绍得详细而准确；等到人家说话时，他认真听取，从不打断人家的说话。1956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来我国访问，彭德怀接见了他。宾主在友好、和谐的气氛中谈得很投机。蒙哥马利不禁高兴地说：“我明白了。通过你，我明白了一个国家、一个古老的民族是怎样获得新生的！”
言谈中的文明礼貌，可以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和学习等方面的有利因素。只要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有些平日比较棘手的问题，往往都能得到比较满意的解决。我国明代文学家宋濂，是一个道德和文章都很受后人称道的人。他在《送东阳马生序》中，讲述了一段自己从师学习的往事。宋濂20岁时，为了满足强烈的求知欲，离家到百里以外的地方求学。那里的老师德高望重、才学渊博，前来求学的人挤满了屋子。老师对学生要求很严，常常板着一幅严肃的脸孔，脾气也像他的名声一样大。老师每次讲学时，宋濂总是站在他的旁边，低着头、俯着身，洗耳恭听，不插一言。碰到不懂的问题便用心记下来，等老师讲完后再请教。有的问题实在太难了，老师讲了多遍，他还是不懂，于是老师发起火来，大声地训斥他。这时，宋濂脸色更加谦和，礼貌更加周到，更不敢插话陈说理由。等到老师火气平了，人也训够了，宋濂又彬彬有礼地再次将不懂的地方提出来。奇怪的是，老师不但不发火了，反而为学生的诚挚、虚心、礼貌所感动，又高兴地教起他来。宋濂回忆这段往事时，深有感触地说，虽然自己生性愚笨，但由于注意了请教老师的礼貌问题，加之自己的勤勉，终于学有所成。
言谈中的文明礼貌虽是小事，但切不可忽视。尤其是今天，开放的社会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横向联系和与人交谈的机会，当我们处在这种场合时，请一定记住这句话：注意言谈中的文明礼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