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社会政权传贤不仅子的惯例在夏禹死后破坏了，“公天下”于是转为“家天下”。夏启继立不仅意味世袭取代禅让，更重大的意义，政治领袖的先决条件是血统，而不是品德与才能，管理众人的事是享受，而不是服务了。始作俑者夏后启。传说他是风流公子，沉湎于歌舞，“夏（大）康娱以自从”。有歌舞必有美女，必有酒食，《墨子》“非乐”引“武观”曰：
启乃淫溢康乐，饮食于野。将将锽锽，管磬以方，湛浊于酒，渝食于野，章（彰）闻于大（天）。
结果爆发家族内争，“离骚”说的“不愿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夫家巷”。于是中康失国，后羿“革孽夏民”，40年后，少康才复兴夏王朝。这过程大抵尚力不尚贤的。
“礼运篇”作者认为这样无道的时代病根在于“私”，因为“天下为家”，人人“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当权者肯定世袭是天经地义的真理，此之谓“大人世及以为礼”；资源争夺更频繁，营作城堡以护卫，此之谓“城郭沟池以为固”。标举“礼义”作为统治的戒律，“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父子兄弟夫妇的伦常出乎天性，原不必藉“礼义”来规劝，回想大同世界重视社会伦理，家庭伦理尚觉“器小”，而今还要用礼义来刺激约束，真是“自桧以下”，无足论矣。回想大同世界，国君之位大家逊让，想不到还要制定法规防范别人观觎僭越。回想大同世界，卖力气，卖才知皆为全族群，不为自己；田里也是公有的，不必确立你疆我界，所以那时没有什么制度。私则贪，贪则争，于是“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争夺之中有能谨守礼义，维系秩序者，便称得上“圣贤”，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人最著名，他们在位当政的时代叫做“小康”。
礼义不是什么崇高的理想，也没有什么深邃的道德意义，不过是统治者维护既存秩序的工具而已，先秦追求解放的道家是看不起的。《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义斯下矣。《老子》理想的君主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公仆”；理想的国家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村落；理想的人生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为而不争”的人生观。《战国策》“魏策”引《老子》曰：“圣人无积”，无积就是“礼运篇”的不藏。政权传承呢？《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强调贤德，而非盲从血统。《老子》哲学要返归自然。只有泯除人我界限，弃绝私心，才能大解放，才能返回自然。这么说来，《老子》正能映照“礼运篇”的大同世界。据说老子是史官，其书理想当非纯粹空想。
然而大多数的士人陈义则不敢如《老子》、“礼运”之高，他们比较实际，少玄想。古代如果真有过均平的大同世界，那是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造成的，后世不可能复制再版，只好承认既定的现实。像孟子看清历史演进的潮流，肯定统治阶层可以坐享被统治者的生产成果，劳动的小人应该供养劳心的君子。不过他犹念念不忘三代守望相助的农庄，“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古代以整个族群村落为生产单位的，现在缩小到8家，他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这就是我国一向盛传的三代美政——井田制度。井田是存在过的，但非划一的制度，其精神在于守望相助的村社，即何休注《公羊传》论井田之义的“同风俗，合巧拙，通财货。”若孟子者求“公”与“均”之不暇，乃退而追求“互助”。
总之，新石器时代的祖先分别在我国土地上开天辟地，创造文明。他们先聚集为村落，然后又聚集成国家。物质文明虽随时精进，但食稻粟，住木土，发端于数千年前，而成为中国文明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远古农庄聚落阶段的“均”与“公”，从现实升华为理念，启发两千年后的《老子》和“礼运”，4000多年后也启发了中国近代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哲学家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它变成中国文化不世之泉源，人类文明永恒的瑰宝。中外历史也显示人类不断地朝着“均”与“公”的路上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