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群的结合有很多种方式，一般分为血缘、地缘和业缘三大类。血缘譬如宗族亲戚，地缘譬如邻里乡党，业缘则如行会的同业结合。其中血缘是人类最原始、最自然的结合方式，不论在哪种社会或文化，都占极重要的地位。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分量更重。中国人的人际关系讲究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中血缘即居其三。另外两伦，君臣似父子，朋友似兄弟，广义地说，都是属于血缘的。离开宗族亲戚，中国社会便没有着落，中国人的伦理道德也无从说起。
中国人的血缘联系有血亲与姻亲之别，包含父族、母族和亲族，但以父族为主，用姓氏作标识来结合同父共祖的人群。不过，这种结合方式在我国历史上起源不会太早，至少先秦以前姓氏别有作用，一般庶人亦无姓氏可言。
古代姓氏分开，二者都是政治术语，治理土地和人民的象征，和血缘没有必然的关系。春秋时代司空季子说，上古时少典娶有乔氏，生黄帝和炎帝，“黄帝为姬，炎帝为姜”。据司空季子说，“异性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同父同母的兄弟变成不同的族类，这是什么缘故呢？原来是“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之故。由于统治的地区和人民不同，虽同胞兄弟也不同姓。可见姓是政治的符号，而不是血缘的象征，这叫做“同生而异姓”。司空季子有说，黄帝之子25人，分别由四母所生，其得姓者14人，二人同姓，故为十二姓。同姓的二人是青阳与夷鼓，据说，青阳的母家是方雷氏，夷鼓的母家是彤鱼氏。那么姓不但与父亲无关，与母亲也无涉。父系概念既不足以解释姓氏的起源，母系的概念同样无功。司空季子这些话见于《国语》“晋语四”。今考司空季子的论述与他的时代情况极其相左；他劝公子重耳娶怀赢（重耳侄子怀公之妻）以结秦援，以便复国，虽违背当时的伦理，衡诸古制，并非质疑难通。司空季子说话的目的虽是“权宜”，但引证的古事必有所本，否则不能说服人。所以我们根据司空季子的传述来讨论远古社会，尚不至于太过离谱。
其实早于司空季子的鲁大夫众仲已经说过“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左传》隐公八年）姓是颁赐的，不是凡生皆有姓。天子之子赐姓，即赏赐土地和人民，姓不过是象征而已，所以叫做“建德”，也就是司空季子所谓“成而异德”的“德”。姓纯粹作为血缘的表征，连庶民也有姓，是西周以下的新制。周人以西方少数部族统治广土众民的东方，首先起用族人向东开拓，征服殖民；而后殖民运动停止，周人不可能“本支白世，不（丕）显栾世”。族人沦为无土地、无政权的凡庶者愈来愈多，乃建立大小宗，藉“尊祖”而“敬宗”，因“敬宗”以“收族”，所以把姬姓施于周族平民。但当时非周族是否将姓扩充到庶人，则不能无疑。晋国的范宣子追述祖先系谱，只说氏，不说姓。他们当然有姓，不过姓在当时的政治社会意义中并不重要罢了。